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2月21日
作者: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为何同样经历地理大发现,西欧各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本书聚焦1492年至1848年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分期和特征,试图通过时空视角分析现代化的起源、传播及内在动力;对现代化的研究采用了“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聚焦外部冲击、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三个变量,试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理解现代化的复杂性。作者将现代化的机制概括为:在外部冲击下,改革派在权力斗争中战胜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高效地实施新政,最终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富国强兵。
外部冲击(如大西洋贸易、技术革命或对外战争)可以视作一个情境变量,因为如果不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就无法理解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这两个变量的涵义。国家能力是指政府执行政策、推动改革、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往往是成功的前提。没有有效的中央政权,就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无法应对残酷的国际竞争。例如英国和普鲁士具有强国家的传统,依靠中央政权的执行力可以使国家有效动员资源,为工业化和制度变革铺平了道路。现代化早期的利益集团往往是指那些掌握资源和话语权的贵族、地主或宗教势力。为了保护自身的封建特权,他们在决策阶段的阻挠、动员阶段的抵制、执行阶段的歪曲,都会阻碍新政的施行。例如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阶层对改革的强烈抵制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爆发革命;而在普鲁士,经济和政治改革则得到了相对广泛的支持,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动力之一。
然而,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的作用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重合的,而是通过一系列机制进行互动。当外部冲击到来时,如果一个国家具备较强的国家能力,同时利益集团对中央政权的渗透较弱,那么改革的成功概率就会显著提高。相反,如果强国家加上强大的利益集团,则容易让现代化进程出现长期的动荡(如法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如荷兰和奥地利),则无法有效推动制度变革和工业化,也很难适应日趋激烈的大国角逐。
即便是在西欧,现代化也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由外部冲击推动、内部调整应对的动态过程。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人类社会至少经历了三波现代化的浪潮,每一次现代化浪潮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全书主要包含了三个时期,每一时期都以外部冲击为开端和标志,其发展和竞争的结果则为下一波现代化提供初始条件或外部冲击。
首先,第一波现代化(1492年至1700年)。这一时期的外部冲击是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兴起。西班牙是这一时期的领跑者,但其辉煌转瞬即逝,原因在于对殖民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利益集团的制约,而英国通过高效的国家治理和商人阶级的支持,在这一波浪潮中脱颖而出。
其次,第一波半现代化(1700年至1789年)。这一时期的外部冲击是英国优势确立后的启蒙运动以及竞争加剧带来的普遍性财政危机。在此背景下,欧陆国家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效仿英国,但结果却存在较大差异,体现了初始权力结构在改革成败中的关键作用。普鲁士由于强国家和弱势的贵族,顺利通过政治、经济和财政改革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而法国则因利益集团的阻挠爆发革命。
最后,第二波现代化(1789年至1848年)。工业革命(尤其铁路和电报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危机成为重要的外部冲击,现代化浪潮开始扩散到欧洲之外。在“帝国的共鸣”之下,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使多数西欧国家挣脱了旧制度的束缚,例如丹麦、比利时、荷兰依靠强国家和弱利益集团的传统巩固了现代化的进程,而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依旧动荡,奥地利和撒丁王国则仅实现了有限的改良。
本书通过细致的时空分期和案例分析,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并给出了现代化的分期理论。书中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观点,强调要在“世界时间”的视角下去理解中国和西方的现代化路径。可以看到的是,单纯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经常以失败告终,忽视本土实际条件的制度设计很难奏效。因此,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未来的探索,真正重要的不是模仿某一模式,而是根据时空情境和初始条件来构建适合自身的现代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