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2024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公布。作为反映日本政府外交政策变化和国际形势认知的官方年度报告，新版蓝皮书时隔五年恢复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表述，再度确认了构建“具有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继续将中国视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
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身处大国竞争的“不确定”之中，如何“确定”自身站位以确保国家利益的战略焦虑，但同时也说明日本对中日关系的价值心知肚明。
“支线任务”？
“互惠”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它影响着国家间的互动。
互惠的主要功能在于增进国家间的团结与协作，尽可能地将国家间的零和博弈转化为双边共赢，从而调整、平衡以及弥合彼此之间的差距。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早在2008年就被写入两国发表的第四个政治文件，并与其他三个文件共同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
“互惠”所蕴含的互利共赢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彼此之间的换位思考与理解。具体到中日关系而言，就是需要两国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从而建立长期和平、稳定、合作的关系框架。
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精神，中国对日政策始终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一向主张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中日合作关系。自去年11月中日领导人会晤以来，中国在中日韩三国第十次外长会议、中日专家处理核污染水排海技术磋商会议、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论坛，以及相关民间团体互访、党际交流在内的中日交流合作上保持友好开放态度，通过推动各领域的交流沟通，致力于推动中日关系始终处于正确轨道之上。
反观日本，种种迹象表明，在中美激烈竞争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岸田和他的执政团队受制于内外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其外交路径始终难以摆脱“美日同盟”与“对中制衡”的双重路径依赖。
一方面，受到美国拜登政权在对华战略上强调盟友协作实施全方位打压策略影响，在相当程度上使得日本对日美同盟的信心大增，不仅不再像过去那样忧虑可能会被迫卷入冲突，反而更加积极地配合美国在安全、外交及经济领域实施“制华”举措，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另一方面，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增多，整体战略上呈现出明显倒向美国的趋势。
升级“日美同盟”、打造印太小多边机制联合制衡中国，成为了近几年来对华外交的“主线”，中日战略互惠和友好合作却成了时有时无的“支线任务”。
权宜之策
日本当前在对华外交上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转向。这种调整更多是由于近期美国对对华政策进行了回调。
我们可以看到，自2023年11月中美首脑旧金山会晤以来，尤其是进入2024年美国“大选年”之后，中美间明显加强了沟通与接触，双边关系气氛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高层交往和各种对话磋商陆续推进。4月3日中美首脑通话再次确认了“旧金山愿景”，美国显然不希望中美竞争导致冲突与对抗，短期内也无意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断链”。
虽然日本将中国视为其安全上的最大威胁、经济上的最大竞争对手，但客观上而言，中国也是推动日本经济成长的伙伴，两国既是“搬不走的邻居”。
日本对华外交受制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自身却难以承受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断链”、安全上与中国“擦枪走火”的巨大代价。再者，日本还要时刻警惕避免招致美国“越顶外交”的伤害，因此此时重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为后续对华关系保留转圜空间，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权宜之策”。
重温初心
中国始终强调，中日应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精神，重温初心，相向而行。50年前，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顺应全球化与多极化发展趋势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两国乃至地区长期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以互惠性为媒介，在相互有利之外还应对地区乃至世界有所贡献。和平、发展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凝聚了各国人民的共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迫切愿望，在最大程度和最大范围上反映了各国的普遍诉求。
即使是在当前冷战对抗思维沉渣泛起、国际权力结构剧烈震荡的当下，各国可能对和平与发展的内涵有不同的解读，对和平、发展的实现手段有不同的选择，但对和平与发展理念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应该是相似的。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应该不存在过大争议。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同样含有内在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不是基于霍布斯“丛林法则”的利益交换。
日本政府应同中国一道，切实贯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具体通过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