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西亚非洲 ，作者汪舒明
内容提要 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宗教文化领域的深刻分歧和左、右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重要驱动力。严重极化的政党政治导致美国“民主衰退”，破坏了美国犹太社团赖以实现繁荣和安全的整体社会环境，沉寂已久的恶性反犹主义重新抬头，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松动。在政治极化加剧的情形下，反对反犹主义和支持以色列这两项议题则具有“党争”含义，也不再能轻易兼容调谐。与此同时，犹太教非正统派群体和正统派群体之间的极化趋向也更加明显，包括新保守派在内的非正统派群体对民主党的认同和支持进一步加强，而正统派群体则加速向共和党保守势力偏移。两者在塑造美国社会政治、应对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等重要议题上的分歧加剧。美国犹太社团的非对称极化态势已经形成。
关 键 词 美国犹太社团 美国政党政治 政治极化 “文化战争”
作者简介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20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犹太社团日益呈现出类似于美国社会总体的“文化战争”的景象。围绕“谁是犹太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美国犹太教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间出现了深刻裂痕和公开对立。在支持以色列、反击反犹主义等许多议题上曾向外部世界展示内部协调性和组织性、经常能以“同一个声音”出现的美国犹太社团，此时被称为“一个分裂的民族”。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犹太教进一步呈现极化趋势，正统派（以超级正统派为主）与非正统派（以改革派为核心）群体之间走向深度分裂、高度对立和力量均衡，诸如“两极模式”“一个民族，两个世界”“两个犹太教”“部族内部的矛盾”等提法纷纷涌现。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当今美国犹太人是“双头怪兽”：一头向右，日益变得宗教上正统、政治上保守、狭隘、亲以，并经常与共和党和福音派联盟；一头向左，更倾向于自由、进步、世界主义。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政治也整体上呈现极化趋势，突出表现为政党政治的极化。犹太教极化与美国整体的社会政治极化进程存在明显的联动共振、相互助长。
本文致力于探析美国政党政治与美国犹太社团之间在极化进程中的联动效应。鉴于美国犹太教群体的极化与美国社会更广泛的宗教文化领域的极化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故本文拟首先探究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宗教文化动力，进而评析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极化进程中对涉及犹太人、以色列议题立场的变化及其差异，以及犹太教不同教派相关组织对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不同认知和反应。
早在20世纪末，关于美国社会政治极化加剧的讨论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围绕“文化战争”“我们是谁？”“红色国家或蓝色国家?”等议题，美国不同的社会群体间掀起了有关道德标准、身份认同和国家特性的激烈争论，最突出的体现则为政党政治的极化。“党派极化深化是过去25年中美国政治最重要的变化”。从“反恐”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无不被卷入党争的议题。
（一）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加剧
在小布什就任总统之时，美国就已经出现了半个国家欢呼而另一半苦恼的局面。在当时的大选中，美国“蓝州更蓝，红州更红”，已经呈现为意识形态极化的政党政治体系。但美国的两党精英中，仍然不乏能为对方接受和包容的成员，承担着两党沟通“桥梁”和“黏合剂”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中转向共和党的“新保守派”，并不排斥民主党长期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以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2000年大选的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是一名能为两党选民所接受的政治中间派。2008年角逐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则经常越出党派界限特立独行，并与民主党重量级参议员克里、拜登等人交情深厚。
经历了奥巴马的两个任期，美国政党政治极化明显加速。自1994年到2017年，皮尤中心先后围绕10个议题进行了7次民调。结果显示，两党在这些议题上的差异在1994年为15%，2004年缓慢增长到17%，然后加速增长，到2011年达到26%， 2017年高达36%。持中间立场的选民在两党都呈现萎缩态势：1994年仍然有36%的共和党选民持自由派立场，而民主党则有30%的选民持保守派立场。到2017年，这类中间选民已经几近绝迹，共和党员中宣称自己为自由派的只剩下5%，而民主党员中宣称自己为保守派的只有3%。两党选民之间的厌恶感也明显上升：1994年，亲民主党选民中，表示“不喜欢”或“很不喜欢”共和党的高达57%（其中“很不喜欢”占16%），到2017年高达81%（“很不喜欢”占44%）；同样，亲共和党选民表示“不喜欢”或“很不喜欢”民主党的选民从1994年的68%（“很不喜欢”选项占比为17%）上升为2017年的81%（其中“很不喜欢”选项占比高达45%）。两党党员相互为友的情况也已经非常稀少，身份政治的冲突已经进一步上升为“情感极化”。2016年的大选就是一场乱局，左、右两翼民粹主义迅猛抬头，两党建制派都受到重创。大选过后，美国社会撕裂，甚至出现了因政治立场而母子反目、手足成仇、朋友绝交的情况。
特朗普时期，美国社会政治进一步形成了“断层极化”态势，两党出现了政治联盟断层、意识形态断层和文化价值观断层。共和党“特朗普化”，民主党则走向“桑德斯化”。1%与99%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中产阶级的持续萎缩，都使千禧年一代的自由派青年人直面黯淡的前景，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严重不满，热情拥抱进步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思潮。左、右翼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势力牵动两党进一步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党政治加剧“部落化”，美国社会政治在多个维度严重撕裂、对立隔离和妥协失能。两党均奉行身份政治战略，为自己塑造和展现不同的身份认同标签。党派政治极化从此前自发渐进的进程进一步变成一种有意为之的阵营划分和统治策略。党派归属已经成为影响公众政治价值观的最大因素，超过了年龄、种族、族裔、性别、教育成就、宗教归属等。两党从精英到基础选民都呈现加速“两极化”的趋势。两党选民人口结构差异明显，共和党主要受到未受高等教育、福音派、白人、男性选民支持，而受过高等教育、不信教、少数族裔和女性选民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两党几乎找不到共同之处，就连对哪些为“基本事实”此类问题也难以达成统一。真相的判定更加依赖利益、情感和价值观倾向，结果就是虚假不实的信息四处泛滥。两党之间的任何辩论都会变成零和式的“部落战争”，民选官员的仕途往往受到各自党内极端势力的挟持而不得不迎合迁就。党派归属相异的选民邻里为敌，表达政治信念实际上变成“宣战”，许多人在大选前避免与其他人谈论政治。2021年2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民主党人视共和党人为政治“对手”，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则视民主党人为“敌人”。
一再弹劾总统、公开直白的相互轻蔑、大选后的国会山暴动……一幕幕党争丑剧在美国一再上演。“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蜕化为“美利坚合恨国”（The United Hates of America）。民主党人往往被共和党抹黑成憎恨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而民主党则将特朗普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国会近乎瘫痪，任何议题的辩论和投票都严格依据党派归属划分敌对营垒。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议题，也被高度政治化。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福奇等倡导推广的科学抗疫举措深受党派立场的影响，在共和党阵营往往受到质疑、抵制乃至批评，其落实和成效大打折扣。福奇本人及其家人甚至受到极端分子的生命威胁。许多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乃至有意编造的阴谋论和谣言，均在美国大行其道。2021年1月6日，大批支持特朗普的右翼极端势力发动“占领国会山”行动，在作为美国民主象征的国会山大肆洗劫、破坏，并与维持秩序的军警发生暴力冲突，尤其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宗教文化动力
社会政治极化曾在美国历史上以不同的强度和广度反复出现。本轮政治极化在强度和广度上为一个世纪以来所未有，而且，技术、经济、种族、宗教等多种因素相互震荡强化、共同驱动。与前几轮极化相比，文化价值观因素在本轮社会政治极化进程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不同阵营之间围绕如何重新定义美国国家身份和社会特性的“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文化价值观冲突井喷式上升。
当代美国“文化战争”，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文化动荡和自由主义转向。其一，青年“反文化运动”兴起，导致吸食毒品、性解放等离经叛道的行为在青年中大行其道，传统的社会机制均受到冲击，“上帝死亡论”蔓延。其二，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少数族裔、女权主义、同性恋等此前处于少数派地位的边缘性群体空前觉醒，要求获得美国社会的尊重、承认和平等权利。斗争的结果就是主流社会出现自由主义转向，逐步向这些少数派群体让步，赋予这些群体更多的平等权利和承认。其三，推崇不同族裔和群体文化地位平等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美国推行更加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为来自亚非拉的非白人新移民打开大门。在新移民潮下，美国的族群结构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来自拉丁美洲各国的西班牙裔和来自亚洲国家的亚裔人口迅速增长，而长期以来占多数的白人比例持续缩减。预计到2065年，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46%。
“反文化运动”下美国青年的离经叛道让保守派深感“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宗教保守主义由此抬头。例如，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就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23%上升为90年代中期的28%，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而宗教保守势力的抬头，又进一步导致自由派和少数派群体的警醒。90年代以来，对宗教右翼的反感、担忧驱使世俗化加速。60年代至80年代，世俗化人口大体保持在10%～15%，21世纪以来大幅上升为20%～30%。80年代，福音派信徒人数两倍于世俗派；到2008年，青年人中世俗派已经增长为福音派的1.5倍。世俗派成为一支堪与福音派匹敌的社会政治力量。进入21世纪，美国人已经汇集到宗教图景相反的两端，一极为高度信教者，另一极为世俗派。宗教温和的中间部分已经萎缩。
而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扩展，则导致相对剥夺感和受害者意识以及相应的怨愤在白人群体中抬头。全球化环境下，美国少数族裔群体人口膨胀、地位上升，引发白人蓝领经济和文化地位下降，以致他们产生身份认同崩溃和优越感丧失之感。21世纪之初，关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长期主导地位行将丧失、美国传统国家特性面临挑战的深切焦虑在保守派中蔓延。带有强烈反移民、反少数族裔情绪的白人至上主义、白人本土主义沉渣泛起，助推右翼“民粹主义”抬头。这反过来又促使左翼激进派兴起。种族问题重新凸显为“文化战争”的新焦点。
（三）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文化战争”的政治化利用
社会层面的“文化战争”逐渐成为党争的议题。20世纪中期，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领域，宗教等文化性议题的差异并不突出。在1952年大选中，两党在信教与不信教选民中获得的支持几乎相同。但在“文化战争”日益升温的情况下，两党很快战略性地选边站队，主动担当各自阵营的政治代理人。
信仰状况带来广泛影响，涉及育儿哲学、善恶规范、相互情感（厌憎）、政治立场的差异等方方面面。在宗教领域，堕胎和同性恋议题尤其成为选民做出政党选择的“黏合剂”。前者甚至成为显示“信神”还是“信人”的中心。从1976年开始，两党的党纲以相反的倾向对是否支持堕胎权这个当时最具争议性的价值观议题表态：共和党支持修宪以保护胎儿的“生命权”，而民主党则支持妇女的“选择权”而反对修宪。同性恋议题也同样成为两党借以吸引和争夺不同宗教群体选民支持的工具。到90年代，此种相反的表态形成自我强化的标签，引导选民进行选边。1992年大选期间，两党已经形成了深刻的文化分野：反对同性恋、支持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宗教文化保守主义者成为共和党全国大会的主导性力量，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则充斥着文化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派推崇的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度”。即使在2020年共和党败选后，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上帝王国”的保守派势力仍在增长，并成为“特朗普化”的共和党的内核。而文化自由派则坚持美国的政教分离原则，主张限制基督教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两大相互对立的宗教—政治联盟逐渐形成。民主党人认为世界主义的“普世价值”非常重要，而共和党人则高度推崇基督教宗教理念和文化。选民越信教，越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党。各占人口10%的宗教保守人士和世俗派成为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核心力量。
在族裔关系这个“文化战争”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民主党自二战后以来就一直持自由派立场，支持非洲裔、犹太裔等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种族歧视。这些少数族裔群体以及支持这些群体平等权利的白人自由派，也由此明显倾向于民主党，成为民主党传统的“票仓”。进入21世纪，奥巴马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赢得大选，成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更加强化了民主党代表少数族裔（尤其非洲裔）的形象和标签。奥巴马的非洲裔身份、自由派价值理念和政策倾向，激起了美国保守势力受害者意识和白人至上主义抬头。而长期主导地位日益受到挑战、受害者意识日益强烈的白人保守派在政治上则日益向共和党汇聚。
正是借助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支持，“政治素人”特朗普得以击败建制派政客当选总统。在那些支持特朗普的白人保守派选民中，受害者意识竟然与少数族裔群体旗鼓相当。特朗普任期内美国的文化冲突呈现“白热化”。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激进左翼为内战期间南方邦联官员纪念碑、纪念像的废存问题高度对立，乃至在夏洛特维尔等地大打出手。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的歧视日益严重，恶性暴力事件乃至枪击事件频频发生。而类似“弗洛伊德案”的针对非裔的暴力执法层出不穷，又导致“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席卷全国。围绕历史认知和叙事，自由派力推“1619项目”和“批判种族理论”，质疑美国致力于自由解放的宏大叙事，揭示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中的持久性。这在右翼看来从根本上挑战了美国国家的宏大叙事。包容还是排斥少数派群体及其文化，也已经成为如何定义美国国家特性的尖锐斗争。自由派群体反对种族歧视和反犹主义、欢迎外来移民、尊重少数族裔、妇女、同性恋群体的身份和权利，并将之视为美国信条的体现，甚至确立为“政治正确”标准。而保守派则为长期以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的主导地位渐趋消融的前景焦虑不安，并将自由派的文化立场视为摧毁美国文明的左翼“文化革命”。在持自由派立场的《纽约时报》积极推进反思美国建国初期种族压迫历史的“1619项目”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推动颂扬美国宪政自由进程的“1776项目”加以反击。
从“文化战争”到“情感极化”，再到“断层极化”，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大潮席卷着美国社会。美国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群体都难以置身其外，承受着不同的冲击，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回应。作为一个宗教和族裔身份高度一体化的群体，犹太人向来易受美国社会宗教和文化冲突或和解的影响，并经常置身于此类冲突的前沿。21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也冲击和动摇了二战以来形成的有利于犹太社团实现其安全和福祉的社会政治环境。
（一）犹太社团在美国的主要利益诉求
对于美国犹太社团而言，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低位运行和两党维持“亲以共识”，是直接影响其在美国安全与福祉的两大关键议题。这两个议题相互之间存在密切关联，都带有明显的宗教文化色彩，且都有赖于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行。
经历战后20年的“黄金时代”，犹太人从宗教、族裔来看均已顺利融入美国。在美国主流社会，战前曾经盛行的反犹主义已经声名狼藉，不再“政治正确”。犹太教在美国也开始获得主流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与新教和天主教一起成为共同代表美国“大熔炉”的三大“上帝一神教”之一。1955年，威尔·赫伯格在他的《新教—天主教—犹太人》一书中提出，犹太教在美国已经被视为与基督教具有相同的“精神价值”，已经变成传播“美国信条”的完全伙伴。从族裔身份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中东欧犹太移民及其后裔为主体的犹太人，已经被主流社会接纳认可为“白人”的一部分。白人主导下的美国主流社会呈现出对犹太人的高度接纳、亲近、友善甚至拉拢的态度，即某种程度的亲犹主义。根据1999年3月盖洛普新闻服务中心发表的《关于美国人接受妇女、黑人、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作总统》的民意调查报告，愿意投票选一位犹太人当总统的比率1937年时为46%，1958年达到62%，1965年达80%，1999年则达到了92%。与犹太人通婚，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不仅不再受到抵触，反而逐渐变得流行。克林顿、拜登、特朗普等权贵家族都有人选择与犹太裔通婚。
美以特殊关系支撑的以色列安全和繁荣，则为美国犹太社群提供了外部安全感。而美以特殊关系的维系，有赖于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及其为亲以游说提供的有利社会政治环境。视以色列为“战略资产”和“重要盟友”，是双方支持此种共识的现实利益基础。但此种亲以共识也存在深厚的宗教文化基础：共和党基础选民中势力强大的基督教保守势力因崇信基督教“启示神学”和末世论而对以色列持高度支持的态度；而民主党则更倾向于将以色列视为犹太民族历经大屠杀后“劫后重生”的象征——中东唯一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先驱”们实践着进步版本锡安主义的社会。
美国社会主流的亲犹倾向和亲以共识，促进了犹太人对美国式自由民主体制的认同，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家园感”和归属感。与犹太人在欧洲的惨痛历史经历相比，美国被视为是一个“例外”。此种认同也与美国主流犹太社团组织和精英在国内外长期坚持的自由主义战略相得益彰。在长期与反犹主义和歧视斗争的过程中，美国犹太人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捍卫所有因宗教和族裔原因受到歧视威胁族群的平等权利，为维护所有美国人的总体自由而斗争，是捍卫犹太人权利最为有效的战略。其二，犹太人自身的安全与美国自由主义的成功息息相关。他们唯一可靠的“防卫”是一种将平等和个人自由视为内在成分的总体意识形态。正因如此，主流犹太社团组织和精英长期秉持自由主义立场，在政教分离、自由移民、民权和自由、族裔关系、多元文化主义、同性恋、女权主义等一系列议题上，都与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外来移民等形形色色的少数派群体站在同一阵营。在政党归属上，占据压倒性多数的犹太人即使在置身美国最成功群体之列后，也不改对民主党的支持和认同。以至于有学者评论称：他们挣钱像圣公会教徒，投票像黑人。无论从道德、文化还是政党归属来看，犹太人最接近在美国日益增长的世俗派，堪称自由主义倾向最为明显的群体。而事实上，犹太人恰恰也是高度世俗化的群体。从1990年到2008年，宣称“不信教”的美国成年人口从8%增长为15%，而犹太人的相应比例则从20%上升为37%。2008年，约1/3的犹太人宣称自己为“无神论者”。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犹太社团的冲击
第一，“民主衰退”使犹太社群赖以实现繁荣和安全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面临巨大挑战。如前所述，犹太人主流立场是将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成功视为自身在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制度基础。但极化政治下极端主义社会政治思潮的滥觞、群体间的憎恨和冲突加剧、社会政治动荡、枪支暴力泛滥成灾、主要政治机制的功能性失效等，客观上使犹太人担心美国不再“例外”而变得“欧洲化”，担心他们所钟爱的包容、节制、自由的社会氛围受到破坏。类似“占领国会山”的右翼暴乱和社会秩序的丧失，很容易让犹太人担心二战前德国民主失败的历史在美国重现，而自身将再次成为美国社会政治病症的“替罪羊”和种种“阴谋论”的受害者。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内心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创伤和心理阴霾。文化保守势力积极推进的“基督教美国”愿景，尤其挑战着主流犹太群体长期高度推崇和捍卫的政教分离原则。这一原则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防止特定宗教被确定为国立宗教，继而形成对其他宗教群体（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优势、排斥和压制。它对犹太社团安全和福祉的重要性，为犹太民族长期流散的经历所验证。特朗普式的强人统治，在包括主流犹太群体在内的美国自由派中被视为“威权”“专制”和“法西斯”，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大敌。就连长期栖身于共和党的新保守派群体，也对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破坏美国自由民主精神深为不满。
自由派犹太群体为右翼民粹主义导致“民主衰退”而担忧，那些犹太保守势力却更加担心自由主义潮流推动美国转向动摇“犹太—基督教传统”根基的“虚无主义”。在特朗普上台之前，2016年现代正统派重要喉舌《犹太行动》秋季号推出一组关于千禧世代面临挑战的文章，其中表达了正统派对一系列流俗问题的担忧：校园文化所推崇的不受限制的个体自由和个人主义、公私边界模糊化、自我膨胀和缺乏忠诚、消费主义和自我之空虚等等。现代正统派尚且如此，超级正统派更加倾向于将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处于“穴居”状态的一些超级正统派群体，在文化理念上宁愿选择“光荣孤立”，自外于主流，维持自身的社会文化特性和独立性。对于他们而言，美国仅仅是另一个“流散地”。2020年12月，哈西德派萨特玛分支的大拉比提特尔鲍姆（Zalman Teitelbaum）在一次活动中称，“我们处于流散中，我们在此生活，但我们并不是美国人”。萨特玛分支是哈西德派中最大的分支。此种视美国为“流散地”的观点在超级正统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超级正统派在精神文化上仍然以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为中心，既不致力于融入美国社会，更无意从整体上改造美国社会政治。但社会政治极化态势下不同阵营内部政治动员的强化，也迫使正统派更加积极地卷入美国政治，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存续和发展的环境。
第二，民粹主义下的反犹主义重新唤起美国犹太人的严重不安全感。直到20世纪末，关于美国社会对犹太人舆情的调查显示出对犹太人的负面认知明显下降、正面认知明显上升的趋势。犹太人获得的正面认知和喜爱程度（如前面提及的投票支持犹太裔总统候选人的意愿），在80年代末就已经基本与信仰新教、天主教群体非常接近。而且，在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低的成年人中，此种舆情变化越明显。当然，反犹主义仍然在新左派、非裔、天主教和极右派等一些边缘性群体中存在。但这些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大多以抗议、示威、辱骂、涂鸦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极少直接诉诸致命暴力。
经历相对平静的90年代，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交媒体的共同作用导致21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反犹主义重新抬头。2002年，“反诽谤联盟”的民调显示，在一些问题上持明确反犹观点的美国受访者从1998年的12%上升到了17%。在“反诽谤联盟”看来，反犹主义上升已经成为近十年来的一种“常态”。此种趋势延续了奥巴马的两个任期，到特朗普时期进一步恶性膨胀。出于宗教动因的反犹事件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高达1 267起和1 986起，比上一年度分别陡增34.5%和56.7%。此后几年，反犹事件数量继续上升，在2019年达到40年来的最高峰（2 107起），纽约和新泽西等地尤其成为重灾区。即使在2020年疫情肆虐下，美国的反犹事件虽有小幅下降，但仍然高达2 024起。犹太社区成为美国憎恨犯罪的重灾区，枪支暴力和国内暴恐泛滥也已经波及犹太社团。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所有出于宗教动机的憎恨犯罪暴力袭击中，占美国人口仅约2%的犹太人遭受的袭击竟然占了58%。恶性暴力事件的增幅尤其突出，大规模反犹致命暴力事件开始一再发生。2018年10月27日，美国匹兹堡的“生命之树”会堂遭遇袭击，造成11死6伤，成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为严重的反犹暴力事件。2019年4月27日，加州波威市的一座犹太会堂再遭枪击，造成1死3伤。在积极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信奉右翼阴谋论团体（QAnon）中，竟有近半人数相信犹太人“想要掌控世界”。索罗斯这样的激进自由派，尤其被右翼视为此种阴谋的代表性人物。而在纽约等地，从服饰、语言等方面可辨识度高，又与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少数族裔比邻居住的正统派犹太人，则往往成为一些少数族裔极端分子反犹行为的对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导致亚裔群体频频遭受美国种族歧视和暴力，成为美国自身抗疫失败的主要“替罪羊”，但也导致反犹主义的上升。极右翼群体中，宣扬所谓新冠“中犹合谋论”“犹太阴谋论”的不乏其人。
公开表达一些曾被犹太防卫组织视为带有明显反犹倾向的观点和话语，即使在精英阶层也不再成为“禁忌”。特朗普任职总统期间，就曾公然抨击犹太人投票支持民主党为“不忠诚”，还一再将以色列称为“你们（即犹太人）的国家”，将内塔尼亚胡称为“你们的总理”。2019年12月，参加“以色列裔美国人理事会”会议时，他在演讲中称“有些（美国）犹太人不够爱以色列”。特朗普的此类话语实际上在公然宣称犹太人更忠于以色列。此种对犹太人的忠诚拷问在左翼精英中也不乏其人。新晋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Ilhan Omar，也门裔穆斯林）就曾公开宣称，一些政治家更忠于以色列。除忠诚问题外，资深参议员桑德斯（自身为世俗派犹太人）在2020年3月初接受电视采访中，称以色列游说集团“钱多，有很大权力”。他实际上是在公然宣称犹太人在美国权力太大。无论极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是左翼群体，对以色列的批评态度都明显上升，有时进一步跨向反犹主义。
两党都努力与反犹主义划清界限，恶性反犹事件也总是被两党政治精英共同谴责。打击反犹主义的相关举措在立法部门、行政部门总是能够获得支持。但在政党政治高度极化的情况下，反犹主义也变成了党争的议题。如何界定“反犹主义”？哪些言行属于“反犹主义”？谁是反犹分子？应当如何反制？上述一系列议题在两党及其基础选民之间存在明显分歧。在舆论攻伐中，两党经常相互将对方描绘成“反犹”的一方。特朗普时代，共和党尤其将所有派系的民主党都描绘成“反以”和“反犹”。例如，在2020年4月，“犹太裔共和党联盟”就曾将民主党热门候选人拜登贴上“反以”标签。
第三， “亲以共识”松动和美以关系经历波折。直到小布什任期，支持以色列仍然是两党的共识。“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公众对以色列的同情。事件发生前，美国公众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比例分别为41%和13%。事件发生后，这个比例分别到达55%和7%。在和平进程中，他们应保持中立还是支持以色列，也出现了明显有利于以色列的倾向。而且，两党选民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并无明显差异，民主党选民甚至比共和党更倾向于同情以色列人。
但自奥巴马任期以来，美以关系就伴随着美以两国政党政治的不断重组而剧烈振荡，成为美国政治极化和党争的牺牲品而变得政治化。一个日益右倾化的以色列，在与共和党基础选民宗教情感更加契合的同时，却与民主党选民中的受害者/民主国家的以色列旧图景日益偏离。偏于民主党进步派的奥巴马政府在巴以关系、伊核问题等议题上与持右翼立场的内塔尼亚胡存在深刻分歧，关系持续紧张。而借助右翼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则与内塔尼亚胡政府沆瀣一气，高度亲密，几乎“有求必应”，严重破坏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所支持的“两国方案”的现实基础。此种紧密关系导致民主党进步派对内塔尼亚胡所代表的以色列右翼更为不满，民主党内部在支持以色列方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加剧，民主党内的亲以立场进一步受到消解。2021年6月上台的贝内特—拉皮德联合政府吸纳了中左翼势力，立场相对温和节制，而且利用拜登时期亲以的民主党建制派主导外交安全事务之机，积极致力于修复与民主党的关系，重建两党亲以共识。美以两国重新回归友善沟通，管控分歧的正常轨道。鉴于21世纪以来右翼在以色列政坛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这也成为民主党执掌白宫情况下美以关系一段相对“和谐”的时期。2023年初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联盟胜选上台后，美以关系迅速遇冷，在内外一系列议题上出现公开的分歧和矛盾，纠葛不断。
尽管两党都宣称支持以色列，并在维护以色列安全、改善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等方面存在共识，但双方在对以色列认知和态度上存在分野。共和党议员出于安全议程，积极参与涉以立法，强化了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共和党推出的涉以议案，往往针对地区热点问题，而民主党往往强调重启和谈、保护民权等。民主党内还有许多人关注巴勒斯坦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对以色列的右倾偏向尤其深为不安、不满。特朗普时期，民主党内部持激进立场的进步派势力明显上升。参与2020年大选的多名民主党重要候选人，如桑德斯、沃伦等都对右倾化的以色列持高度批判的立场，并公开拒绝参加“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政策大会。这也是民主党内非常活跃的青年组织“前进”（MoveOn）的公开立场。塔利布（Rashida Tlaib）、奥马尔、科尔蒂茨（Alexandria Ocasio-Cortez）、卡尔森（Andre Carson）等多名少数族裔（尤其是穆斯林）众议员，对巴勒斯坦人高度同情。这些进步派议员公开将以色列右翼势力推行的政策冠以“种族主义”，高度同情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支持“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主张对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援助设置限制性条件，防止其出现有违国际规范的行为。
两党的基础选民对以色列的立场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2016年，79%的共和党人对以色列人更同情，而独立人士和民主党人中更同情以色列人的分别只有56%和53%。民主党的青年党员对以色列的疏离感更加严重，竟有过半年龄在30岁以内的民主党党员认为美国应该倾向于巴勒斯坦人。2017年初公布的皮尤民调报告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巴以冲突中同情以色列的分别为74%和33%。2023年3月发布的盖洛普民调显示，民主党党员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49%）21世纪以来首次出现了超过对以同情（38%）的情形。在美国高校这个自由主义“重镇”，旨在打击以色列巴勒斯坦占领政策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声势越来越强，亲以学者和官员的讲演也常常受到抵制和干扰。长期在校园中承担捍卫以色列使命的校园亲以组织“希勒尔”（Hillel）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极化的美国社会政治从左、右两个方向撕扯着美国犹太社团。而犹太社团内部不同群体也以极化的方式做出反应，日益遵从党派忠诚而加入激烈党争，成为加剧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非正统派犹太群体继续支持和追随“左转”的民主党
传统上持自由派立场的非正统派群体，进一步加固了其对民主党的认同和支持。奥巴马任期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自由派议程，如医保法案、巴黎气候协议、更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反对种族歧视和反犹主义、对以色列施压以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等，都获得了这些群体的支持。2008年以来，“犹太街”在民主党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体现出自由派犹太人在涉以议题上不满保守势力对建制派亲以犹太组织的主导地位，试图在涉以议题上推进一种能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相调谐的锡安主义。即使受到美国亲以犹太建制派团体（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等）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大力反对的2015年伊核协议的影响，它也获得了许多自由派犹太群体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公然与共和党联手扼杀伊核协议的努力，反而激起几乎所有犹太裔民主党议员对民主党的忠诚。特朗普时期，虽然出现了进步派势力进一步拉动民主党“左转”的态势，并在涉以议题上展现出更加明显的批判立场，但非正统派犹太人对与民主党的紧密关系并未动摇。桑德斯、沃伦、奥马尔等参众两院的民主党进步派议员在涉以问题上的前述批评性立场，以及他们在国内议程中的进步主义倾向，在左翼犹太群体中都不乏拥趸。犹太教改革派及其相关组织（如改革派联盟、宗教行动中心、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等）长期置身于美国自由派的前沿，在参与此类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自由派议程中尤其积极，因而与民主党形成紧密关联。2019年“宗教行动中心”（代表改革派的游说组织）年会，包括佩洛西在内的大批民主党高层参加。改革派推动的议程，如控枪、移民改革、堕胎权利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都与民主党高度契合。在族裔关系问题上，改革派与民主党进步派高度契合，长期为有色人种权利而斗争，反对种族主义。例如，2019年12月，“犹太教改革派联盟”通过决议，呼吁美国为历史上的奴隶制以及针对非洲裔的系统性歧视提供赔偿。
反观这一群体与特朗普以及“特朗普化”的共和党的关系，却日益疏远和紧张。在自由派犹太舆论中，特朗普被描述成一个严重破坏美国自由民主的“独裁者”甚至“法西斯主义者”，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流合污的“种族主义者”，公然宣扬犹太阴谋论、犹太人不忠论的“反犹分子”。从2016年大选开始，非正统派就对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立场强烈反感，对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举措，如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高层人事任命以及各种有违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立场，都持高度批评态度。2017年夏季，夏洛特维尔暴力冲突事件后特朗普对左、右翼激进势力“各打五十大板”的模糊表态，在犹太社团内普遍被视为包庇白人种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反犹分子。显然，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白人民族主义的共和党，正是让非正统派产生严重不安全感的反犹主义的主要来源。特朗普本人甚至被视为最大的“反犹分子”。自2017年开始，非正统派犹太组织及其精英就抵制白宫举行对犹联谊活动，而白宫则报以故意的冷落。特朗普在美墨边境实施封堵外来移民的政策，也受到自由派犹太组织的广泛批评。2019年夏，进步派青年犹太人通过社交网络发起集体行动，在波士顿、加州等许多城市集会抗议，反对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和严厉执法，甚至将特朗普政府拘押非法移民的机构比作“集中营”。在执法机构搜捕非法移民时，犹太教改革派的人权机构还组织全国各地近70家犹太会堂收容难民。2020年夏，黑人青年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事件发生后，自由派犹太组织纷纷加入“新民权运动”的行列，反对美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支持少数族裔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8月29日，600多个非正统派犹太组织还联合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支持“黑命贵”运动，将之视为当下的民权运动。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该派支持“1619项目”，主张向长期遭受种族歧视和迫害的非洲裔群体提供赔偿。2020年，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的行动不力以及频频推卸责任，在非正统派阵营中被视为严重失败。2020年美国大选后，特朗普不承认败选，甚至纵容暴民占领国会山，都被视为严重威胁美国民主的行径。即使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几乎有求必应，堪称历史上最“亲以”的总统，并历史性成功地促成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等国的关系“正常化”，但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在获取犹太人支持方面收获甚微。
（二）犹太新保守派重新向民主党回归
新保守派成员大多为信仰犹太教非正统派或世俗的知识和政策精英，对美国外交事务有着重要影响。在里根就任总统之前，该群体为民主党右翼，秉持一种“自由霸权（帝国）主义”冷战意识形态，高度推崇并积极致力于运用美国超级大国的软硬力量在全球扩展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此外，新保守派还高度关注和积极致力于维护以色列安全。自里根时代以来，该群体转入共和党阵营，成为塑造共和党外交安全政策立场的重要力量，在里根和小布什时期都曾发挥重要影响。经历了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灾难性惨败后，该群体受到舆论质疑，声望严重受损。尽管该群体的自由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倾向受到外部批评，但其主张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反对“孤立主义”的基本倾向并未改变。与此同时，共和党则受到新兴的右翼民粹势力“茶党”运动的重要影响。“茶党”成员秉持白人民族主义倾向、倾向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其重要成员克鲁兹、保罗（Ron Paul）等共和党议员也频频批评新保守派支持的政策，如入侵伊拉克、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干预利比亚等。“茶党”影响下的共和党，已经与作为共和党内传统建制派精英的新保守派格格不入而相互疏远。
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承继和表达了“茶党”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情绪，对外主张推行“美国第一”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路线，对内推行有悖于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政策。2016年3月大选期间，新保守派部分成员就以公开信的形式，表达对特朗普的反对态度，成为共和党建制派中最早也是最高调反对特朗普的群体。反对理由包括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表达的反移民、反穆斯林立场，“美国第一”旗号所体现的“孤立主义”倾向，以及其本人个性中的不诚实和独裁。特朗普任职期间，新保守派成员总体上受到政府排斥，几乎没人获得重要职位。共和党的进一步“特朗普化”，使共和党与新保守派变得难以相容共处。在2020大选中，该群体转而积极支持民主党候选人。2020年5月，新保守派重要成员威廉·克里斯托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抨击特朗普政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领导失败”，并称厌恶麦康奈尔、凯文·麦卡锡等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的所作所为。大选前夕，其父比尔·克里斯托尔在竞选广告中公开呼吁犹太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无论在大选期间还是就任总统后，拜登的外交安全团队都充斥着新保守派倾向的成员，其中包括许多犹太裔成员，如国务卿布林肯、副国务卿舍曼和副国务卿诺兰（Victoria Nuland）等。
（三）犹太正统派明显 “右转”且进一步投向共和党
与包括新保守派在内的犹太非正统派群体“左转”相反，正统派群体的社会政治立场出现了明显的“右转”。直到20世纪末，共和党拉拢正统派犹太人的努力并不成功。虽然正统派在社会文化议题上的保守立场与基督教福音派相近，但基于长期的反犹主义历史经历，他们对基督教保守势力以及共和党的疏离和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相对开放的现代正统派仍然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出自现代正统派的政治精英，如约瑟夫·利伯曼、雅各布·卢等，往往以民主党员的身份投身政治。而更传统的超级正统派参与美国政治并不积极。2000年大选中，戈尔选择利伯曼作为竞选搭档，民主党获得了约3/4正统派选民的支持。
在21世纪开始的前十年，正统派中仍然有较高的比例未认同共和党和政治保守派。但在此后十余年，美以关系经历了小布什/共和党时期的“亲密”向奥巴马/民主党时期的“紧张”的转换后，正统派逐渐向共和党转向。2013年皮尤民调报告显示，称自己“认同或倾向共和党”“政治保守派”和“不支持奥巴马”的正统派受访者分别为57%、54%和54%，其中超级正统派为58%、64%和54%，现代正统派为56%、41%和57%。但在奥巴马执政后期，正统派与民主党之间的关系明显恶化。奥巴马政府力推巴以和平进程和伊核协议，导致引发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关系长期紧张。伊核协议尤其被内塔尼亚胡政府视为对以色列“生死攸关”，而受到强烈反对。在美以政府围绕伊核协议的尖锐冲突中，只有大约28%的美国犹太人支持内塔尼亚胡，但正统派群体成员反对伊核协议的比例很高。正统派领导甚至将伊核协议与1938年对德绥靖的“慕尼黑协定”相提并论。2015年7月22日，一场反对伊核协议的大游行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近万人参加，其中绝大多数为犹太教正统派成员。“青年以色列全国委员会”“正统派联盟”“美国拉比理事会”“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和“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等正统派背景的犹太组织为其关键支持者。
特朗普任期是正统派政治“右转”的一个转折点。一些民调报告清晰地展示出特朗普时代正统派在政治方面加速“右转”的趋势。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在正统派选民中略有斩获，但增长并不明显。四年后，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出现大幅飙涨。2017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民调显示，54%的犹太正统派选民在2016年大选中投票支持特朗普。2020年10月大选前该组织的民调则显示，正统派倾向支持特朗普的比例已经高达74%，与犹太人整体的投票倾向（75%支持拜登）正好相反。特朗普开始其任期时，包括正统派在内的犹太保守阵营对特朗普尚有较为强烈的抵制。公然支持特朗普的言行，即使在正统派阵营内部也容易受到舆论挞伐，需要进行自我辩护。特朗普对库什纳等一批犹太正统派精英的信任和重用、前所未有的支持以色列右翼的立场并与内塔尼亚胡形成政治联盟、对美国左翼进步派的压制、对保守社会价值观的维护，都使正统派觉得特朗普是为他们而战的“街头斗士”，使他们在以色列议题上“美梦成真”。正统派阵营内部很快出现了热情支持特朗普的潮流，堪称“特朗普现象”。在各种场合，正统派为特朗普政府表达赞许、感激、崇敬和支持，积极参加特朗普政府举办的对犹太人联谊活动。在特朗普受到政治和舆论攻击时，正统派积极为其提供舆论辩护和支持，为此经常对非正统派犹太组织发动口诛笔伐。即使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种种失误及其严重后果，也未改变正统派对特朗普的高度评价。面对纽约正统派群体因频频违反防疫举措与纽约行政当局发生冲突时，特朗普公开表态支持前者继续开放宗教场所的主张。此种立场深受正统派欢迎和感激。在选举政治中，正统派群体和成员也积极为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提供资金、舆论和组织支持，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资深拉比也公开呼吁追随着投票支持特朗普。即使在2021年1月6日发生震惊全球的国会山暴乱后，正统派媒体也继续对特朗普保持忠诚和认可。
特朗普时期美国政治的高度极化以及特朗普对正统派的倚重和扶持，也助推了正统派在政治上的觉醒。2017年初，“正统派联盟”“青年以色列”等正统派组织联合建立名为“犹太价值联盟”的游说组织。该组织积极倡导“基于《托拉》和本真的犹太价值观”，反对犹太自由派团体和媒体，与彭斯、彭佩奥等为代表的基督教右翼契合。该组织通过其官网或大众媒体积极发声，几乎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都支持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右翼，驳斥犹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组织的自由派立场。该组织成员甚至专门以犹太人在逾越节用以颂赞上帝的赞歌（Dayenu）形式，发表“特朗普颂”，对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高度亲以政策表达感激之情。
在美国的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中，以正统派为主体的右翼犹太组织秉持与共和党相吻合的立场。改革派等非正统派群体将白人种族主义视为反犹主义主要来源，将非洲裔、亚裔等少数族裔视为民权斗争的同盟军。而正统派相关群体往往与非裔等少数族裔比邻而居，历史上一直更易成为这些少数族裔反犹憎恨和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因此，他们更担心“身边”的反犹主义，更倾向于社会秩序而非“社会正义”。对于“黑命贵”运动，与正统派关联紧密的“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不乏尖锐批判，将之视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纽约的超级正统派群体对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抗议持负面态度。纽约市政当局允许非裔大规模上街抗议，却驱散正统派集会，尤其被视为“双重标准”。在同性恋、堕胎权等议题上，正统派长期与基督教保守势力结盟，捍卫“基于《圣经》”的传统犹太价值观。
带有明显自由派倾向、亲民主党的非正统派群体曾长期在犹太社团参与美国社会政治的进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借助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犹太人获得了有利于自身繁荣与安全的社会政治环境，反犹主义在国内受到有效抑制，支持以色列成为两党长期共识。在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尚能良性运行，而以色列仍然保持着自由民主良好形象的情况下，犹太社团主流长期坚持的自由主义战略不仅符合其自身的价值倾向，也能为其内外目标提供一种有效且兼顾内外的实现路径。
但美国的政治极化从政党政治环境、行为体和战略、政治联盟等方面都改变了犹太社团对美国政治的参与及其影响。在极化政治下，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不再能良性运行，反犹主义在美国不再仅仅是边缘群体的现象，支持以色列也变成党争议题而不再“理所当然”。非正统派主导下的犹太社团奉行的自由主义战略，在实现内外目标的过程中效能明显下降、内外违和失调。犹太教非正统派和正统派群体依据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倾向和重要议程优先排序，在美国政党政治中选边站队。包括“新保守派”在内的非正统派群体，延续和加强了对更趋自由化的民主党的认同和支持。而正统派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则进一步融入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右翼保守势力阵营，并以更加自信、积极的姿态参与美国政治。犹太裔右翼保守势力由此崛起，并在犹太社团内部日益与自由派主流形成抗衡之势。非正统派和正统派群体在塑造美国社会政治、应对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等重要议题上存在的认知差异难以调和，社会政治行动也变得难以协调。美国政治极化成为推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非对称极化现象的强大动力。
犹太人虽仅占美国总人口的2%，但在美以关系议题上，“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美国犹太建制派组织曾长期代表美国犹太社团承担着美、以之间沟通和“平衡器”角色，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社群不同宗派间竞争的关键“战场”。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的极化，也驱使美、以两国不同倾向的政治派别和精英对犹太社团内部相互竞争对立的政治阵营“分而治之”，时而越过建制派组织，在犹太社团内部直接支持和培植各自的代理人。美、以、犹之间的博弈，日益呈现出“三方”“双层”明显复杂化的博弈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