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0日下午，由浙江外国语学院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以及环地中海研究院共同主办“俄乌战争与国际格局内部研讨会”，分别邀请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及该校等机构的15位知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做主旨发言，探讨这一重大事件对世界与中国的深远影响。我所孙霞副研究员应邀参加会议，并围绕“俄乌战争格局变化”这一议题做主旨发言，探讨这一重大事件对国际能源安全格局的深远影响。发言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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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乌克兰、欧盟之间存在长远而复杂的能源关系。俄罗斯是可与海合会国家相媲美的“能源超级大国”, 尤其是其天然气资源占全球剩余探明储量的近 20 %, 储产比近60年, 是世界头号天然气资源大国，并保持着占全球天然气出口总量约 25.3 %的份额（截至2020年数据）, 大部分天然气通过管道出口到欧洲市场，德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国家都是俄罗斯天然气的大买家。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恶化之前，俄罗斯供应欧洲的天然气有80%过境乌克兰, 而且俄罗斯一直按补贴价格向乌克兰优惠供应天然气。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并在外交上寻求“去俄入欧”，俄乌两国关系恶化，围绕天然气价格、过境费和债务等问题争端频发。经过多次“俄乌断气”风波，欧盟国家的天然气供应安全受到威胁，决定建设绕过乌克兰的天然气管线，包括经过土耳其的“南部能源走廊”建设。俄罗斯也在修建南北两条绕过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一条管道经由波罗的海通往德国、荷兰, 另一条则经由黑海通往保加利亚 、意大利和奥地利。这两条分别被称为“北溪”和“南溪”的天然气管道项目采取经由海洋而非邻国的输送方式，可以减少乌克兰等过境国对俄欧能源合作的牵制。
俄罗斯与欧盟的直接管道对接不仅引起乌克兰等东欧能源过境国的担忧，而且在欧盟内部以及欧盟与美国之间产生分化。美国极力阻扰“北溪2号”管线的建设，担心欧盟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会制约其对欧战略。在眼看“北溪2号”管线即将开通的关键时刻，俄罗斯突然采取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这不仅可能造成“北溪2号”管线永久关停，而且俄罗斯与欧洲之间能源合作也将受到极大影响并进一步波及国际能源市场。
同时，俄罗斯加入能源出口国联盟，试图利用能源优势获取战略利益。2017年，俄罗斯加入“欧佩克+”能源出口联盟，至今五年的合作进展顺利。2020年4月，俄罗斯与欧佩克联手，不惜以超低油价把美国页岩产业挤兑破产。此外，由俄罗斯联合伊朗和卡塔尔建立的“天然气输出国论坛”正在发挥作用。这一被称为“天然气欧佩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立于2001年，当时三个储量最大的成员国——俄罗斯、伊朗、卡塔尔，合计控制约 57%的世界天然气储量。2018年，卡塔尔宣布退出欧佩克，集中精力开发和增加天然气产量，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天然气垄断组织的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当前俄乌冲突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明显的是国际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及其背后动因。出于对俄罗斯制裁升级的担忧，3月初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至137美元/桶，达到14年来最高点。从油价影响因素来看，短期内油价主要受地缘政治影响而波动剧烈；但是油价的长期波动仍然主要由市场供求影响。因为在冲突开始前油价就开始缓慢回升，冲突导致油价飙升至139美元，并在高位持续了几天。此时国际能源署紧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阿联酋表示愿意增产、甚至美国向委内瑞拉求助，都无济于事。直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受疫情影响，几个大型城市经济活动减少，亚马逊等主要电商平台物流受阻，可以看到主要能源消费国经济活动受限、能源消费量下降对原油价格的显著影响。当然，冲突和对俄罗斯制裁本身也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经济危机风险上升，最终油价缓慢回落。因此，俄罗斯700多万桶的潜在原油缺口以及天然气断供风险是油价剧烈波动的起因，不可否认俄罗斯对国际能源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作为欧佩克唯一拥有闲置产能的成员国，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出于保护自身国家利益和能源联盟，增加本国石油收益，保护市场份额的考虑，没有立即表示增加产量，遏制油价飙升，导致高油价延宕数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其市场份额客观上对原油价格有较大影响，但是主观上并没有操控油价的能力和意图。
第二，从国际油气供应国和出口国一侧来看，化石燃料来源将更为集中和单一。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俄罗斯将被西方长期制裁，经济活动陷入长期孤立，俄罗斯能源出口受阻，甚至可能退出国际能源市场。这将导致短期内原油和天然气供应将更加单一，原油来源主要是海湾产油国，液化天然气主要是卡塔尔、澳大利亚和美国。美国页岩油有可能回归，其他国家或者油气资源枯竭，或者被长期制裁导致投资不足，难以短期内提高产量。
长期来看，海湾产油国等欧佩克国家将更加感受到能源转型、制裁和战争给能源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有可能被其他能源取代，如欧洲和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日本和法德的氢能、核能等；或者被其他来源替代，如伊朗的常规油气、美国的页岩油气等。因此，一方面海湾产油国正加紧与美欧进行安全上的剥离，通过实现中东和解构建中东地区自己的安全架构；另一方面需要为其能源寻找更可靠和更长期的市场，如临近的中东贫油国、印度、中国等新兴市场。
第三，从国际油气消费国和进口国一侧来看，短期内欧洲能源供应难以保障。就欧洲市场来看，可以替代俄罗斯的能源来源有限，美国和澳大利亚或许可以共同取代欧洲70%的俄罗斯煤炭进口，欧洲煤炭消费量可能短暂上升。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的原油剩余产能有限，解除制裁后的伊朗和委内瑞拉可以释放部分产能，但是都不足以弥补俄罗斯的原油缺口。阿塞拜疆、挪威、阿尔及利亚的管道气，以及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可以增加对欧洲的供应，但是需要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方面，太阳能最容易加速，但是建设大型电缆需要2-3年时间，风电场需要长达两年的时间才能建成，核电站至少需要十年。因此短期看，如果放弃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欧洲最有可能投资建设液化天然气进口基础设施，以获得北非和海湾能源，如卡塔尔和阿联酋的短期液化天然气供应以及中期的氢能供应。
长期来看，未来五年内能源进口和消费市场将出现较大变化。欧盟提出2027年前实现对俄罗斯能源独立，实际上就是实现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独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传统化石燃料进口国和消费国将加快降低对能源进口的依赖，能源出口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量持续下降，对亚洲新兴市场的竞争加剧。逐步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亚洲新兴市场将增加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对主要能源出口国的政治影响力也将随之上升。
第四，能源过境国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陷入纠纷和冲突的可能性上升。鉴于国际能源供应和消费格局的调整、供求区域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 能源“供应链”上的任何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和冲突, 都可能对两端的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造成实质性威胁。独立后的乌克兰成为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过境国，也一直是双方争夺的势力范围。未来连接欧亚大陆的东欧国家、土耳其，以及连接东亚和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地都将由于其重要的能源过境地位而持续动荡。
第五，国际能源联盟格局出现地区分化和“新冷战”的变化，将产生新的能源合作联盟。地区分化主要体现为中东与欧美的能源安全联盟加速终结，欧洲也不得不解绑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亚洲新兴国家、海湾产油国、俄罗斯等将形成新的能源联盟。但是，能源领域“新冷战”的趋势不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而是以政治友好关系为基础结成新的能源合作联盟。
第六，能源转型呈现出国家和地区的阶梯性发展趋势，欧美可能率先实现能源转型。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对能源转型的冲击远大于气候变化，可以预见欧洲将采取更加激进的减排和能源转型战略。回顾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中东国家以能源为武器实施禁运，给美国、西欧和日本以极大警示，不能过度依赖石油进口。此后，美国、西欧和日本在节能、开发境内石油、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都获得很大突破。这次俄乌冲突造成能源供应中断和价格危机之后，欧洲将把实现化石燃料独立作为主要目标，尤其是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的时间将大大缩减，在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将被提前淘汰。但是，其他地区将更加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能源转型呈现出地区间的阶梯式转移，较为不发达的地区使用煤炭、甚至柴薪，工业发达地区消费更多石油和天然气，而实现电气化的地区则使用更多较为清洁和高能效的可再生能源、核能和新能源。这需要后者在节能和减排领域向其他地区提供更多技术、资金等援助，在清洁煤炭、节能技术和天然气提炼氢能等领域与其他地区合作，使得欠发达地区降低对煤炭等高碳燃料的依赖，最终实现全球阶梯性能源转型和世界范围内的碳减排和碳中和。
面对当前和长期的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挑战上升。首先我国与俄罗斯的长期油气供应合同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违约和产生合同纠纷的可能性上升。其次，我国能源储备严重不足、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赖较高，陆路和海上能源运输通道脆弱，一旦发生极端制裁或战争等突发事件，断供的可能性极大。最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单一，煤炭消费占比最高，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和进口量持续上升，可再生能源产量增加很快但消费占比仍然过低，实现碳中和的任务尤其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