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1971年10月25日，联大第2758号决议以76票赞成的压倒多数，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这是新中国外交的胜利，是世界公道正义的胜利，也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胜利。这一历史事件，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使联合国真正成为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
「国际社会兴起“第三股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5日，周恩来就致电联合国，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然而，置身于美苏日益对峙的战略格局下，恢复联合国席位不仅仅是对新中国外交的承认，更牵扯到全球战略格局的稳定。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力量对比，决定了席位恢复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审时度势，采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一阶段，我们与20多个国家相继缔结外交关系，还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但是，在美国和西方势力的操纵下，联合国始终拒绝新中国的正当诉求。
进入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不仅打赢了中印边界反击战、取得了中苏边界争端胜利，更在1964年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原子弹所形成的“政治冲击波”，迫使超级大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核大国崛起的事实。美国总统约翰逊甚至不得不取消原定竞选行程，专门对公众发表讲话。
此后，1967年氢弹试验、1969年地下核试验、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相继成功，使新中国进一步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美苏的“战略大三角”出现松动，美国在苏联的战略压力下谋求访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独立并加入联合国，国际社会逐步兴起“第三股力量”。针对这一潮流，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即广大亚非拉国家和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日益独立于美苏之外，成为能与之抗衡的国际力量。
之后，又进一步发展出第三世界理论：第一世界是指美苏，第二世界是介于美苏之间的发达国家等，第三世界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说明，我们党和国家充分意识到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抛弃了两个阵营基本观点和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标准，把外交重心牢牢确定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上。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1971年的这次投票，毛泽东曾经讲过，是发展中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一个“抬”字，生动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新中国的深情厚谊。
但也要看到，当时仅仅依靠发展中国家还不足以获得驱逐国民党政府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一开始，我国外交部门预计最多拉到一半票，最终结果却令人格外欣喜，不仅美国的一些盟友投票支持我们，欧洲国家的赞成票比例更是超过80%，正可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1971年，基辛格对乔冠华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突破为何如此迅疾？除了国际力量对比与战略格局变化这一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外交进退有据、措施得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71年10月25日，各国代表热烈鼓掌，欢呼通过联大第2758号决议。
比如，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外交工作基石。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明确了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定位。毛泽东多次对来访非洲国家领导人说，中国和非洲同属第三世界，永远反对霸权主义。
身份上有归属感，实际行动上更是积极出力。新中国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总是率先承认，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道义、物质上的支持。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对非洲十国进行访问，开启了延续至今的新型中非关系。
同时，我们还积极推动不结盟运动发展。1954年4月，周恩来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促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1955年，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与会各国认同与支持。
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外交，为新中国赢来广阔的战略周旋空间。随着建交国数量持续上升，其中多数是亚非国家，逐渐在联合国内形成了支持我方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的强大力量。
2006年8月28日，在黎巴嫩纳古拉村，中国维和部队排爆官兵排除一枚未爆炸弹。
又如，不放弃对发达国家的争取。
新中国一直密切关注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英法两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英国在1950年就承认新中国，但直到1972年才建交，其间在我方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先后持有弃权、支持赞成、搁置讨论、后又倒退等多种立场。
二战后，法国积极追求大国地位，大体奉行和第三世界国家为伴的外交政策。1964年，中法成功建交，一举冲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
英法作为欧洲大国，其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复杂、微妙姿态，影响了很大一部分欧洲国家。一旦战略形势缓和，就不难理解为何欧洲国家有那么高的投票率、支持率。
再如，注重外交的灵活性。
苏联政府一开始坚定支持我方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然而，随着中苏关系变化，其态度也逐渐从毫无保留支持转为支持但不提案，再变为只支持、不发言、不提案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处于冷战守势，需要与新中国改善关系以减轻战略压力，但又妄想以“反对”作为筹码来实现利益最大化。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老布什与100多个国家谈了200多次，美国驻外使节也以“制裁”“援助”等多种方案威胁或利诱相关国家，甚至搞出了“双重代表权提案”。
然而，当基辛格的北京观光照片出现在纽约报纸上时，相关国家意识到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在投票中纷纷倒戈。
「展示公道、正义的蓬勃能量」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的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伊夫蒂哈尔·阿里说：“在我长达半个世纪的联合国记者生涯中，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件事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欢呼浪潮。”
阿里深知记录历史一刻是记者的职责所在。他跑进旁边的一间电讯室，用电报向总部发回一条英文快讯，以最少的文字把“新中国来了”这个重大消息抢发出去，“多一个字都会耽误时效”。
在美国，时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身着中山装在会议现场尽情舞蹈的照片，出现在各大报纸上。
1971年11月15日，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第26届联大全体会议，受到各国记者的“包围”。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也揭开了外交史上的新篇章。从此，联合国成为中国开展全方位多边外交，以及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对话合作的重要平台。50年来，我们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建设者、全球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积极提供者。
回顾历史，联合国刚成立时只有51个成员国，初期受到美国操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显著扩展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话语权，展示了国际体系公道、正义的蓬勃能量，也确实打开了我们的外交和发展空间，可以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前提条件。
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实践场所，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还是将多边主义由理念转化为全球治理务实行动的机制保障。真正的多边主义，不会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拼凑小圈子、搞对抗式集团政治，也不会采取“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的功利主义态度，更不会把自己或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其他成员国，不会动辄制裁或者以制裁为威胁。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的，中国对国际多边体系至关重要。“联合国期待在世界和平与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同中国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把联合国同中国的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