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美国犹太教“极化”进程中的以色列因素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2期

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犹太教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极化”趋势，以色列是加剧这一“极化”进程的“分化剂”。以色列在全球犹太人中“精神中心”地位的凸显、全球化时代流散地犹太人群体对以色列关联的增强以及不同宗派群体在对以关联中的地位差异，导致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间竞争的关键“战场”。籍由此种紧密但不平衡的关联，以色列的社会政治冲突和“极化”得以“外溢”至美国犹太人群体。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以“受邀”或“回旋镖”模式卷入以色列社会政治的纷争。进入21世纪以来，右倾化和“民主危机”使以色列犹太人正统派在身份认同、政党归属和政策倾向等方面与美国正统派犹太人趋近，同时却更加疏远非正统派群体。日趋右倾化的以色列加剧了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间的“身份冲突”。

美国犹太教；正统派；非正统派；极化；以色列

汪舒明，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20世纪末，美国犹太社团日益呈现出类似于美国社会整体“文化战争”的景象。围绕“谁是犹太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美国犹太教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间加剧对立。此前在支持以色列和反击反犹主义等议题上曾向外部世界展示内部协调性和组织性且经常能以“同一种声音”出现的美国犹太社团，在当时被称为“一个分裂的民族”。进入21世纪后，美国犹太教进一步呈现“极化”趋势，诸如“两极模式”“一个民族，两个世界”“两个犹太教”“部族内部矛盾”等提法纷纷涌现。有学者认为，当今美国犹太人是“双头怪物”：一头向右，宗教上渐趋正统，政治上日益保守、狭隘和亲以，并经常与共和党和福音派联盟；另一头向左，更倾向于自由、进步和世界主义。以正统派为一方，以非正统派为另一方，美国犹太教内部“极化”趋势表现为以极端正统派为代表的正统派犹太人与以改革派为核心的非正统派犹太人之间始终深度分裂、高度对立和力量均衡的动态发展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教派力量对比趋于均衡。根据1990年美国“全国犹太人口统计”数据，在成年“核心犹太人口”中，改革派占38%，保守派占35%，不信教群体占10%，正统派占6%，重建派占1%，其他零星犹太教派数量占9%。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10月发布的关于犹太成年人口调研报告数据显示，美国犹太教改革派人口占比达35%，保守派占18%，正统派占10%，无教派倾向群体占30%。美国犹太教正统派成年人口年轻、早婚、早育、高生育率的群体特点，使得正统派实际人口占比远高于皮尤民调统计数据。若将基本脱离犹太社团的世俗派排除在外，美国犹太教教派人口结构呈现从“橄榄形”加速转向“哑铃形”的趋势：改革派人口相对稳定，保守派人口加速萎缩，正统派人口明显膨胀，尤其是极端正统派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作为传统美国犹太人口分布重心的纽约犹太教派，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哑铃形”的“两极”人口结构。自2002年至2011年短短九年间，纽约犹太教正统派人口占比从27%升至32%，保守派从23%降至18%，改革派从24%降至20%。从2011年17岁以下纽约未成年犹太人数量来看，正统派更以20.8万远超非正统派13.1万的人口数量。不同教派人口在参与美国犹太社区生活的积极性方面差异巨大，这也是影响教派力量均衡的重要因素。正统派人口积极参与犹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美国犹太社团的中坚力量。非正统派出现日益疏离犹太会堂和其他犹太建制派机构的倾向。在正统派犹太会堂和相关组织总体上仍展现出强大活力和生机的同时，长期以来占据主导的非正统派教派组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

其二，社会文化领域分裂。包括世俗主义者在内的非正统派犹太群体和个人已经高度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成为精英化的“成功群体”和“美国梦”的代表。他们与其他族裔和宗教群体混杂居住、密切交往并通婚，推崇美国的政治体制、个体自由、世俗教育，大多从事现代服务业和专业技术职业，居住在城郊的中产阶级社区，倾向于离开美国东北部移居新兴的西部和南部“阳光地带”。在父系血统、授予同性恋者和女性拉比圣职、同性婚姻合法化等身份政治问题上，非正统派犹太人朝着自由化方向行进。而正统派犹太人总体上坚持维护和复兴犹太教传统，各分支派别不同程度地抵制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占正统派人口三分之二的极端正统派各分支尤其呈现出明显的自我隔离和基要主义倾向。他们在纽约等美国东北部大城市中长期处于“穴居”的社会边缘状态，与社区内部严格实行犹太教法，抵制通婚及美国社会的世俗文化和大学教育，从外表服饰上就与主流社会形成鲜明反差。极端正统派强烈反对授予女性拉比圣职，对同性恋、通婚等问题持抵制立场。他们将同化、通婚视为犹太民族在美国生存的严重威胁，主张以自身为范，将回归《托拉》（Torah）和犹太传统价值观视为唯一、长期的解决方案。自20世纪末以来，脱离市井、依书而行的“本本主义”在正统派内部盛行，美国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文本文化”（text culture）倾向尤其严重。严格遵法席卷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具体的社会政治议题上，此种社会疏离倾向经常导致现实利益和社会政治联盟相对立。正统派犹太人似乎就像属于美国中部共和党基本盘的“红州”，而自由派犹太人却更愿意住在阿姆斯特丹或斯德哥尔摩的郊区。当然，20世纪末以来美国犹太生活中最持久、最难解的论争大多围绕以色列展开。非正统派为以色列偏离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理想而深感焦虑和失望，正统派则接受和支持一个日益符合其保守神学政治立场、右倾化的以色列。

其三，犹太社团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恶性”互动加剧。长期以来，美国犹太社团组织一直不遗余力地试图维系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文明交往和友善共处。但自20世纪末以来围绕犹太教法和教规的分歧以及在巴以和平进程、以色列宗教多元主义和非正统派在以合法地位等问题，美国正统派和非正统派犹太人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1994年11月，长期以来维护犹太教三大教派之间沟通与合作的“美国犹太会堂理事会”解散标志着三派正式关系的解体。社区活动和公共辩论经常被高声怒斥、个人羞辱、愤怒指责等不文明举止所扰乱，讨论话题一旦涉及以色列，美国犹太人（包括不同教派组织在内）之间经常充满敌意和恶毒攻击。左右两个阵营相互攻讦和妖魔化，矛盾变得难以调和，以至于涉及以色列的讨论难以为继。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犹太会堂，拉比不敢对会众谈论涉以事务。2015年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经历了激烈内斗，不同阵营之间围绕伊朗核问题的争论最后演变成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支持伊核协议的犹太人被抨击为“犹奸”“叛徒”等。特朗普任内在涉以、渉犹、抗疫等事务上的政策立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犹太社团的内部裂痕。这场大分化深入犹太人家庭、朋友圈、会堂和社区组织，左右翼甚至在反犹主义的问题上也不再相互关切和同情。

美国犹太社团在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与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社会关联。除长期以来犹太教不同宗派之间的分歧、竞争和20世纪末以来美国社会政治不断加剧的“极化”趋势，以色列正是影响美国犹太教“极化”的关键外部因素，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宗派纷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色列对美国犹太教内部“极化”趋势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以色列逐渐成为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间竞争的关键“战场”；以色列国内社会政治“极化”外溢至美国犹太人群体；21世纪以来右倾化日益加剧的以色列对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的身份认同和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社群不同宗派间竞争的关键“战场”

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群成为当今世界犹太民族精神文化发展进程中遥相呼应的两大支柱，两国的犹太人数量约占全球犹太人的80%。犹太人传统上将自身视为某种“扩展家庭”的一部分，这种强烈的亲缘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责任观，成为推动两国犹太社团建立紧密关联的天然动力。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认为自己与美国犹太人同文同族、命运与共；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也承认对以色列有着不同程度的情感，关切以色列是他们作为犹太人的本质或重要属性。

自以色列建国至20世纪80年代，高度集中化、成规模的大型犹太社团组织一直是美国犹太人了解以色列、参与涉以事务的主要渠道和“代理人”，美国犹太社团对涉以事务维持着一种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群众动员”模式。这些组织一方面向美国犹太人筹集款项以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则在美国国内致力于塑造亲以共识，并为美国奉行亲以政策积极开展游说。美国犹太人中很少有人学习希伯来语、反复前往以色列游历或认真考虑阿利亚（aliyah，即向以色列移民）。他们大多对以色列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认识有限，基本不直接参与以色列的社会政治事务，对以色列持一种理想化、浪漫化的模糊认知，将之视为犹太民族“浴火重生”的象征和中东地区的民主典范，以及一个受到充满敌意的邻国围困的国家。尽管内部时有“异议”，美国犹太社团对以色列的态度整体上仍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不同群体之间在涉以问题上的立场相对“和谐”。

此种“群体动员”模式顺应了以色列与美国犹太社团之间“互不干涉”的立场。长期以来，锡安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致力于建立和建设“犹太民族家园”，呼吁全球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地区。这一目标和立场对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不同程度地造成“双重认同”和“双重忠诚”的困境。以色列建国后，该国领导人一再呼吁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引起当时致力于融入主流社会的美国犹太人不安。1950年8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主席雅各布·布劳斯坦（Jacob Blaustein）飞赴以色列与时任总理本-古里安谈判，以互换声明的方式达成后来被称为《本-古里安—布劳斯坦协议》（Ben-Gurion-Blaustein Agreement）的共识。根据这一共识，以色列不谋求代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不干涉其他国家犹太社团的内部事务，美国犹太人是否移民以色列取决于个体的自由选择；美国犹太社团则在以色列尊重美国犹太人的美国公民身份及其敏感性的条件下，对以色列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1957年和1960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领导人先后就这一协议设立的原则和规范一再获取以色列方面的确认。

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进程使得美、以犹太社团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已经高度内化。美国和以色列犹太社团之间以“互不干涉”为重要特征的“群众动员”模式，因受到呈现个体化、组织分散化和极化特征的“直接接触”模式的冲击而支离破碎。更具独立性、单一目标、派性鲜明、权威私人化的组织，不断冲击此前中央集权化、联合会或伞型构造的全国性主流犹太社团组织的权威。如果说“群众动员”模式下的以色列对美国犹太人而言是一种抽象且模糊的象征，那么“直接接触”模式下的以色列已经日益变成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面对的、具体而清晰、但又充满复杂性的国家实体。分散化的“直接接触”模式为以色列对美国犹太社团社会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更多途径和手段，而增强对以色列的联系、直接参与以色列事务，也成为助推美国犹太社团“极化”的重要动力。

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美、以两国犹太社团之间的信息传递变得空前迅捷，两大社团之间相互了解、交融、参与对方事务的意愿日益增强。《耶路撒冷邮报》《国土报》等以色列主流媒体纷纷设立英文版面，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使得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了解突破了此前简单化、模糊化、浪漫化的状态，变得更加复杂、清晰和实际。不同的美国犹太社群纷纷越过大型社团组织，拓展更加便捷的途径，直接向以色列相关机构提供捐赠，并就相关议题公开发表自身立场，参与并影响以色列政府的决策。美国博彩业巨头埃德尔森（Sheldon Adelson）不仅在美国保守势力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甚至被视为共和党的“造王者”，公司通过巨额政治捐赠、创办政治立场鲜明的媒体、资助交流项目等方式，对以色列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的以色列社会政治团体和精英也积极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寻找同盟，开拓直接沟通与合作的渠道，争夺对美国犹太社团乃至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以色列政治家经常成为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重要犹太组织重大会议的嘉宾。

借助便捷的跨国旅行，美以犹太社团之间的人员往来变得日益频繁，双向移民和双重国籍的人员数量大增，家庭亲友的跨国联系也变得异常密切。双方都有约1/3的犹太人曾到访对方国度。为期十天免费游历以色列的“发现以色列——与生俱来的权利”（Taglit-Birthright Israel）项目，是跨国旅行规模膨胀的表现。该项目旨在消除以色列和海外犹太社团之间的隔阂，强化参与者的犹太认同和对以色列历史文化的关联性。至2020年初，通过该项目赴以游历的人数已累计超过75万。通过“旅行”（Masa）项目赴以色列游学，以及在“心连心”（Nefesh B'Nefesh）计划支持下移民以色列的北美犹太人分别翻了四番和一番。赴以游历、游学乃至移民的犹太青年大多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等重要犹太组织也积极在以色列建立合作伙伴，或建立分支机构。以色列犹太人移居美国也蔚然成风，至2019年，以色列裔美国人超过50万，约占美国犹太人口的10%。高等院校校友会、以色列国防军退伍军人联谊会等以犹太人联谊组织，也在美国蓬勃发展。以色列裔美国人理事会（Israeli American Council）等组织开始涉足美国政治游说事务，该理事会2019年年会吸引了近4,000人参加，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赴佛罗里达出席年会并作主旨讲演。

犹太教不同宗派在美、以犹太社群乃至全世界犹太社群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相同。出于团结犹太教正统派的需要，1947年以色列建国前，本-古里安以致信正统派领导人的形式，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现状协议》的规范，在确定“安息日”为休息日、国家机构保持“净食”、婚姻和个体地位根据犹太教法决定、宗教学校体系自治等议题上，本-古里安政府向犹太教正统派作出让步。此后30年间，持世俗锡安主义立场的工党政府一直吸纳宗教政党加入执政联盟。工党以这种妥协和包容姿态维护与宗教势力的关系，由此确立起以色列犹太教正统派势力对宗教事务的主导权。尽管以色列并非神权政体，但犹太民族在以色列的主体地位、比例代表制下宗教政党在以色列政治平衡中的关键角色，均有助于犹太正统派势力事实上在以色列宗教生活中维持垄断性地位，并辐射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以色列传统上的犹太民族“精神中心”地位、以色列建国后增强此种地位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结果，也在不断提升耶路撒冷和犹太教正统派在精神上对全世界犹太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非正统派犹太人却在以色列受到全面压制。直到最近十年，犹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在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仍然举步维艰。在美国占据主导的政教分离体制下，犹太教不同宗派与其他宗教一样，处于一个自由竞争的“宗教市场”中，相互争夺影响力和话语权。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犹太人在美国宗教和族裔中的少数派地位，以及长期以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冀求，使得非正统派犹太人在美国犹太社团中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长期在美国社会顺利发展。坚持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信条成为美国非正统派犹太教观念的中心和“好犹太人”的标准，这亦是非正统派在犹太民族认同和美国认同之间维持某种动态平衡、减缓“双重认同”焦虑的方式。犹太民族特殊主义倾向明显的美国正统派犹太人，则具有将“以色列地”和耶路撒冷视为他们身份认同和宗教观念核心的强烈观念，借助正统派犹太人在以色列的主导权，得以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以色列在当代全球犹太人中的“精神中心”地位，无论在改革派还是正统派犹太社群中都获得了承认。能否扩大在以色列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由此成为不同犹太教宗派争夺在流散地（包括美国在内）话语权斗争的关键目标。即使以北美为其信众和组织重心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也日益将其信条在以色列的推广视为自身在北美等地是否被承认具有“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最终试炼。美国犹太教正统派尤其高度认可以色列在其信仰和身份认同中的中心地位，并以弥赛亚主义视角来看待以色列的建国和壮大。这种圣地情结推动着美国正统派犹太积极地赴以游历、游学，甚至移民以色列。参与前述“发现以色列——与生俱来的权利”“旅行”“心连心”等项目的正统派犹太青年人数远超其在美国犹太教派人口的比重。美、以极端正统派社区的联系尤其紧密，堪称“非地域共同体”（non-territorial community）。秉持宗教锡安主义的现代正统派同样与以色列现代正统派社团声息感同。出于对美国世俗文化“毒害”的担忧，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现代正统派犹太家庭将高中毕业的孩子送进以色列正统派开办的犹太经学院（yeshiva）度过为期一年的“间隔年”（gap year），以对冲美国世俗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以色列正统派经学院也积极从世界各地犹太社团招收学生，以扩大自身影响力和财源。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2001年至2002年，约有65%的犹太“日间学校”（day school）毕业生参加了以色列犹太经学院的学习。由于强调在以色列研习《托拉》的特殊重要性，犹太教现代正统派男生赴以学习的比例尤其高达90%，几乎成为“常规”。这些青少年在以色列处于封闭的环境中，长期接受持右翼立场的以色列正统派教师教导，经历以色列正统派经学院清苦严格的生活和持续高强度的犹太经学学习。一年后回到美国，无论是外在言行，还是内在身份认同方面，他们都与高中毕业后直接去世俗化高校的年轻人反差巨大。一年的游学生活往往使现代正统派犹太青年更加亲以、更加钟爱经学院、更加右倾。由此，以色列的犹太经学院日渐替代犹太“日间学校”，成为美国现代正统派青年理想的学习机构。相较而言，持自由主义倾向的非正统派犹太人与以色列的联系远不如正统派紧密，且非正统派犹太人主要同以色列的自由派犹太人建立关联纽带。他们不甘在以色列低人一等，反对正统派在以色列的霸权地位，并在一系列议题上都与一个右倾化的以色列存在尖锐分歧乃至冲突。

美、以犹太社团之间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以及相互之间“直接接触”模式的出现，使得以色列与美国犹太社团各自的社会政治冲突极易相互传递、共振联动。而美、以犹太教宗派结构的非对称性——正统派犹太人在以色列占据垄断地位，而非正统派犹太人在美国占据优势——以及美国犹太教宗派在对以关联中的不同处境和角色，成为以色列社会政治冲突、极化、右倾化得以向美国犹太社团传导、外溢，进而加剧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之间极化和冲突的重要条件。

二、以色列社会政治“极化”对美国犹太社团的影响

以色列教俗势力之间因社会文化认同差异长期存在深刻裂痕。以色列建国以后约30年间，社会政治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社群之间的矛盾较好地得到了管控，民主政治得以良性运转。尽管以色列存在左、右、宗（教）三大阵营，但持世俗主义立场的工党阵营一枝独大，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在《现状协议》下，相对弱小的宗教政党在政治上长期与工党合作共处，政治立场总体保持温和节制。尽管教俗力量之间有时发生冲突，但大体上得到了较好管控。而后来发展成利库德集团的右翼锡安主义势力，尚难挑战工党的主导地位。工党阵营努力营造和维护社会共识，以务实态度处理各群体间的分歧，注意不将其他群体推到社会基本共识之外，避免公开的认同危机和直接对抗，从而维持着一种“共识性民主”。以锡安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建构进程，也注意汲取犹太教内涵以促进各派犹太人之间的共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政坛“三个阵营、工党独强”的格局转变为左、右两大阵营的对峙。在1996年以色列总理直选中，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已经显明。在东方犹太人的支持下，利库德集团崛起为强大的世俗右翼锡安主义势力。在教俗关系和领土问题两个关系以色列身份塑造内外维度的关键议题上，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的立场和形象都已基本固化。工党反对“教权”、倡导“领土换和平”的形象和政策立场，使得长期以来作为其合作伙伴的宗教势力与之分道扬镳，在社会政治领域站到了其对立面。相反，利库德集团却以支持以色列国的“犹太属性”以及其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强硬立场，赢得了宗教势力的支持。宗教势力实力膨胀，此时已成为以色列政治平衡的关键力量。极端正统派一方面为以色列社会的“西方化”而担忧，另一方面则因人口膨胀亟需扩建定居点，又因兵役问题与世俗派产生矛盾。由此，长期以来与锡安主义保持距离、立场温和的极端正统派出现政治右转，成为反对和平进程的右翼势力。与此同时，秉持宗教锡安主义、主要代表现代正统派的“国家宗教党”在宗教仪式等方面向极端正统派靠拢。此前存在分歧的现代正统派和极端正统派相互趋近，宗教阵营内部趋于融合，并与持右翼民族主义立场的利库德集团形成联盟。在世俗左翼势力衰落的同时，教俗右翼势力兴起并实现整合。

长期以来，锡安主义是以色列主流价值观核心要素，成为以色列社会的团结因素。但“后奥斯陆”的以色列是个多族裔、多文化的国家，在文化价值观领域深度分化。传统锡安主义价值观受到“后锡安主义”和“新锡安主义”的挑战。后锡安主义反思并解构传统锡安主义运动“道德清白”的历史叙事，主张对巴勒斯坦作出历史性让步以实现阿以和平共处。新锡安主义则反对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倡导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具有明显神权色彩且符合犹太教法的“犹太国”。由此，锡安主义在公共话语中成为左、右翼之间的斗争性因素，而非团结因素。以色列左翼视之为犹太民族的正常化，而右翼则视之为一股解放犹太人的力量。 

赖以维系社会政治机制良性运转的社会共识在20世纪末消解，导致以色列出现了“身份危机”和“民主危机”。以色列陷入了多战线的“文化战争”之中，左翼和右翼之间围绕巴以和平进程、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之间围绕宗教在以色列的角色，发生了尖锐冲突。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倾向双向运动且日益分化，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双头怪物”。不同群体对以色列国的认知和期望差异巨大。对极端正统派而言，以色列首先应该是个“犹太国家”，其次才是“民主国家”。对于非宗教群体而言，则正好相反。

以色列教俗力量之间尤其从一种温和、节制、包容的“协商共生主义”，转向了极化、冲突的危机主导型关系。自20世纪末以来，教俗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从和平进程、极端正统派青年服兵役等具体议题，转向皈依、国家性质等几乎复杂无解的身份政治。在这些斗争中，教俗双方频频相互妖魔化，互不妥协相容。世俗派往往将极端正统派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提并论，警示日益增长的极端正统派主导带来的威胁。极端正统派则反击世俗派为“第四帝国”和“纳粹”。宗教势力还往往唆使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抗命，以抵制政府关于执行和平协议的相关命令。双方间的冲突逐渐升级，从言语层面转向行动层面。极端正统派不时采取公开聚会、激烈抗议等街头抗争政治手段。1996年至1998年间，极端正统派在安息日频频发起设置路障、烧车、扔燃烧弹等阻碍公共交通的暴力行为，而世俗派则抗议极端正统派不服兵役。

1995年11月拉宾遇刺事件成为教俗冲突和社会政治“极化”最为严重的案例。拉宾长期以来为工党军政要员，1948年曾亲自指挥左翼武装“帕尔马赫”（Palmach）袭击并收缴右翼武装的军需船。20世纪70年代拉宾任总理期间，以色列曾与埃及和叙利亚签订临时协定，此后撤出西奈和部分戈兰高地。在奥斯陆和平进程中，拉宾成为力推阿以和平进程的“和平斗士”。在“后锡安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拉宾政府官员时有对传统“锡安主义”的贬斥。在和平进程中两大阵营相互妖魔化的情形下，拉宾本人对信教犹太人和右翼势力的话语同样恶毒。人生不同阶段的阅历和角色，使拉宾成为左翼与右翼、教俗力量身份冲突的象征性人物，是右翼宗教民族主义势力的“眼中钉”。反对和平进程的犹太正统派势力公开指称他是根据犹太教法应当被处死的“叛徒”。实施暗杀的伊格尔·阿米尔（Yigal Amir）正是一名支持定居者运动的狂热正统派青年。暗杀事件表明，以色列国内对立的社会政治集团已经形同水火，以色列政治陷入了深刻危机，法外暴力已经在一些右翼激进群体中成为合法手段。拉宾被刺，给热爱拉宾的世俗派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和对右翼宗教民族主义势力持久的怨恨，导致以色列政坛失控。世俗派对右翼势力反击，佩雷斯政府一度公开围捕十多位拉比。至1996年，教俗对立已经成为远超其他因素的分化性因素。1999年大选期间，宗教政党和反宗教政党所获议席数都有所增加，各有1/3强的议员要么亲极端正统派政党，要么反对极端正统派。以色列犹太人成为一个分裂的民族，决定性的转折点就是拉宾遇刺事件。

犹太教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变得日益激烈。非正统派被贬斥为“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自创的宗教”“没有信仰的拉比”等。就连相对温和的梅耶·劳（Meyer Lau）拉比也反对宗教多元主义，视非正统派选择性地接受犹太教法为“编撰”犹太教法。1997年，极端正统派政党在议会力推《皈依法》，而非正统派则在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最高法院承认非正统派在以色列主持皈依仪式的合法性。

以色列社会政治的深刻裂痕，尤其教俗势力之间尖锐的矛盾，正是加剧美国犹太教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之间“极化”的关键外部因素。一方面，不同的美国犹太群体和精英往往受以色列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吸引”和“邀请”，加入涉以事务的纷争。鉴于美国犹太社团在美国社会政治舞台的巨大能量，及其对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积极参与和重要影响力，在以色列内部分歧加剧的背景下，各派都寻求在美国犹太人中寻找和建立同盟，致力于建构跨国联盟，美国社会出现了各种社会政治立场相左的亲以组织。在以色列国内围绕身份问题与和平进程的激烈斗争中，不同派系往往寻求流散地犹太人的公开支持。另一方面，美国部分犹太教组织和精英有时主动参与甚至挑起涉以事务的纷争，进而引发“回旋镖”效应。以色列在全球犹太人中的精神中心地位和作为宗派斗争关键“战场”的角色，驱使美国犹太教不同群体卷入并影响以色列国内外政策议程的设定，以占据在美宗派斗争中的有利地位。一方的行动往往导致竞争者的反击，宗派之间的博弈和争斗由此螺旋式升级。在这种“回飞镖”式的斗争中，美国犹太教正统派及其在以色列同盟者更有条件主动挑起纷争，而非正统派基本处于防守—反击的地位。

巴以关系/和平进程总体上作为外部维度影响以色列的身份建构。美国犹太教不同群体介入这一议题，主要符合“受邀”模式。当然，这一议题也同样影响美国犹太教不同群体的身份认知和在美社会政治环境，进而引起他们的主动关切和参与。长期以来，以色列社会政治精英积极参与“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主流美国犹太组织的重要活动，就巴以问题以及其他涉及以色列安全和外交的具体政策议题宣介立场，以赢得外部支持。具有明显阵营倾向的组织则依据亲疏远近公开采取支持或打压政策。

以色列国内的宗教多元主义议题涉及“谁能登记为犹太人？”“谁有权实施皈依？”“哪些拉比有资格证婚和皈依？”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包括美国在内的犹太社群及其成员“谁是犹太人”的界定，属于身份建构的内部维度，吸引着不同美国犹太人群体的高度关切和积极参与。1988年，美国哈西德派为打击美国非正统派犹太人，驱使以色列宗教政党致力于以一种使非正统派失效的方式重新修订《个人地位法》，定义犹太人为“母亲为犹太人”“或母亲根据犹太教法由正统派拉比实施皈依犹太教”者。此举包藏着正统派政党进一步强化正统派在以色列垄断地位的动机，被美国非正统派犹太人视为对他们身份的剥夺和挑衅，导致非正统派公开反击。除非正统派教派组织外，亚特兰大、波士顿、洛杉矶等地由非正统派主导的犹太联合会纷纷表达不满。20世纪90年代，美国自由派犹太人进一步卷入以色列国内事务，反对以色列的宗教当权派。1997年以色列《皈依法》的修订，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非正统派与以色列及其宗教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改革派和保守派公开呼吁停止对不承认非正统派的组织捐款，导致克利夫兰、旧金山等地联合会捐款用途转向。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之间相互抨击和妖魔化。1999年，针对以色列正统派对犹太身份的垄断专权，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媒体大做广告，宣传“做犹太人的方式不止一种”；非正统派还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就皈依、妇女在西墙的祈祷权等议题发动法律战。

三、以色列“右倾化”激化美国犹太教内部的“身份冲突”

进入21世纪以来，以色列社会政治进一步右转。无论从政党政治格局、国家性质定义、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宗教多元性等方面，右翼宗教民族主义势力都日渐占据主导。而偏于普世主义的中左翼势力日渐式微。2019年2月，前进党（Kadima）领导人利夫尼为此哀叹：“和平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民主受到攻击，不同于政府的立场成为一种诅咒，兼并主义代替了巴以分离。”

从政党政治格局来看，以色列逐渐从20世纪末期的左、右两大阵营对峙，转向右翼主导。工党代表的左翼势力衰落最为明显。直到20世纪90年代，工党仍是能与利库德集团抗衡的大党，并多次成功组阁。但自21世纪以来，工党在以色列政坛迅速衰落，长期丧失了执政地位。在2019年4月和2020年3月的大选中，工党分别只获得了6个和3个席位，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党，甚至需要为生存而战。利库德集团和宗教政党则维持着强大力量，承受住一次次来自前进党、蓝白党等中间势力的挑战。除2006年因内部分裂而一度削弱外，21世纪以来其余历次组阁都由利库德集团领导。自2009年至2020年，利库德党首内塔尼亚胡一直担任以色列总理职务，成为以色列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最久的政治家。包括沙斯党、托拉联盟党和犹太家园党等在内的右翼宗教政党，则进一步在内部融合的基础上扩大政治影响力，长期保持着与利库德集团的政治联盟关系。人口迅速膨胀的极端正统派尤其将成为决定以色列政治未来的力量。对以色列政治影响力明显提升的另一股势力，则是“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所代表的世俗右翼俄裔犹太人。在2019年至2020年的数次大选和组阁中，该党及其主席利伯曼一再成为影响组阁能否成功的“造王者”。

右翼主导以色列政治以及巴以冲突持久难解，使得21世纪以来以色列社会弥漫着对和平进程和“两国方案”的犹疑和悲观情绪，并在处理巴以关系和定居点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总体上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路径。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未曾放弃反对占领、寻求民族自决的斗争。针对周边阿拉伯非政府武装组织的渗透和非对称袭击，以色列打着“反恐”旗号，在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广设安全检查站加以控制，维持着一种在国际社会广受诟病并被卡特等美国自由派视为“种族隔离”的强权统治。以色列政府对地区反以武装组织的领导层和骨干分子频频实施“定点清除”。以色列国防军还周期性地进驻巴勒斯坦城镇，对反以武装实施一轮轮大规模打击和清剿，屡屡制造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右翼势力一直致力于推动以色列扩建和兼并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为取悦强大的右翼势力，就连包括工党、蓝白党在内的中左翼也不时抛出将定居点合法化的提议。2018年4月，一名工党议员呼吁该党应推动兼并定居点。2019年9月选举前夕，内塔尼亚胡提出要兼并所有定居点、兼并希伯伦，将西岸定居点纳入以色列主权等。2020年3月大选前，蓝白党主席甘茨（Benny Gantz）也公开呼吁兼并约旦河谷。

势力进一步膨胀的正统派，则积极致力于维持和强化其在宗教议题上的特权地位，并将以色列进一步推向符合正统派愿景、奉行犹太教法的“犹太国家”。极端正统派青年免服兵役曾长期是该派的一项特殊权利。21世纪以来，随着以色列兵源显著减少，以色列社会要求人口膨胀的极端正统派青年服兵役的呼声日益强烈。但极端正统派仍在不遗余力地抵制此种要求，以维持既有特权。极端正统派往往将非正统派犹太教视为“毒害”和瓦解犹太民族精神文化的“异端”，因此极力阻止犹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在以色列获得合法性。无论在主持证婚、皈依、西墙祈祷等一系列涉及犹太人个体身份的问题上，以色列正统派都极力打压和排挤非正统派，否认非正统派在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2016年1月，历经三年半时间的谈判，以色列政府与美国非正统派达成《西墙协议》，同意在西墙为非正统派提供一个祈祷场所，并批准实施民事婚姻法。但来自极端正统派的压力，迫使以色列政府不得不于2017年6月25日宣布无限期中止这两项政策。与此同时，极端正统派还在以色列议会推进立法，试图建立一个单独的正统派机构，以垄断所有被承认的皈依。7月，以色列“大拉比廷”（Chief Rabbinate）还将160名流散地拉比（绝大多数在美国）列入“黑名单”，不承认其证婚合法性。2017年11月，美国犹太教改革派领导人里克·雅各布斯（Rick Jacobs）拉比等人手持《托拉》经卷试图进入西墙广场祈祷，受到极端正统派安保人员的阻挠、推搡和驱赶。2018年，以色列“大拉比廷”公布了一份全球范围内有权主持皈依的70多家“拉比法庭”名单。2018年夏，一名犹太教保守派拉比因违反以色列禁止非正统派拉比证婚的法律而被警方拘捕。长期以来，此种违禁现象在以色列一直存在，但为此拘捕非正统派拉比在以色列历史上则是首次。

自20世纪末以来日趋激化的以色列国家的“身份冲突”，在强大的右翼势力推动下，明显向着犹太民族特殊主义的方向发展。2018年7月19日，在以色列建国七十周年之际，以色列议会通过《基本法：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犹太右翼为此欢欣鼓舞，内塔尼亚胡甚至称之为锡安主义历史上的“转折性时刻”。该法首次以基本法形式规定了以色列的“犹太民族国家”属性及其具体内容，直言不讳地强调“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该法包含一些此前以色列法律中不曾出现的、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内容，如强调民族自决权专属于犹太民族，将希伯来语升格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强调以色列积极介入流散地犹太人的事务，明确支持犹太定居点活动等。   

宗教民族主义势力膨胀及其右倾化“攻势”，也招致了以色列中左翼和世俗势力的激烈抵制和反击。以色列社会政治中的极化和冲突更趋激烈，自21纪以来已经导致多轮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2019年至2020年间出现的“民主危机”就是其中典型。短短两年间，以色列连续举行了三次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左翼和右翼阵营都难以单独组阁，最终只能打着“共克（新冠）时艰”的旗帜组建极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以暂时渡过组阁危机。沿着中（左）/右、世俗/宗教、犹太人/阿拉伯人这三条轴心，当今以色列政坛存在深刻裂痕，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憎恨和对立：蓝白党所代表的中间力量对宗教—民族极右翼势力（以内塔尼亚胡为粘合剂）长期以来的反民主倾向和腐败统治极为担忧。甘茨尤其反对内塔尼亚胡这样“毫无底线的政客”将憎恨用作为个人和党派谋利的政治武器。围绕极端正统派青年服兵役问题的斗争，导致甘茨等前国防军高官以及拉皮德（Yair Lapid）和“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领导人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等世俗政党领导人，与极端正统派的关系高度紧张。利伯曼不愿与极端正统派合作共事，本人也被极端正统派冠以“极端正统派之敌”的称号。2019年9月，一位极端正统派拉比以不想见利伯曼为由，拒绝为利伯曼的儿子证婚。而利伯曼之子为该拉比的学生，亦属于极端正统派。21纪以来兴起的阿拉伯裔政党则被内塔尼亚胡、利伯曼等所代表的右翼政治势力视为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第五纵队”。

如何认知和对待一个高度右倾化了的以色列，在高度极化的美国成为了高度政治化的议题。随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激烈党争和交替执政，以色列与美国行政当局之间的关系往往出现大幅度摆动。无论在价值取向还是在具体政策议题上，以色列右翼政府在白人基督教右翼和犹太教正统派等共和党所代表的保守选民中受欢迎程度较高，与其在民主党所代表的各种左翼自由派选民中经常遭受质疑甚至嫌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成为影响美以关系亲疏转换的持久动力。奥巴马时期美以政府关系中一再发生公开的分歧和冲突，而特朗普时期美以关系总体上维持着“亲密无间”的状态。

无论在身份认同、政党归属还是政策倾向上，一个右倾化的以色列都与美国正统派群体更为紧密，同时却更加疏远非正统派群体。非正统派犹太人群体及其精英大多归属于民主党阵营，他们秉持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价值观，倾向于以美国价值观实践锡安主义。由此，锡安主义和早期的以色列往往被描述成美国的翻版。出于在美国社会中的安全考量，非正统派犹太人需要在犹太民族主义和美国爱国主义之间维持平衡。一个信奉与美国信条一致的锡安主义的“正常的”犹太国，才能为美国犹太人提供安全的使命感。以色列的犹太民族特殊主义倾向和“非美”特性，使得非正统派支持以色列不再“名正言顺”和自洽，极易引发他们“双重认同”的焦虑和对“双重忠诚”指控的担忧。对于自由进步主义的非正统派而言，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和压迫尤其是个难以接受的“良心黑洞”。但对于本就秉持犹太民族特殊主义、倾向于共和党的右翼正统派群体而言，一个犹太民族主导并更愿尊奉犹太教法的以色列变得更具亲缘性，以扩建定居点、延伸以色列主权等方式巩固对被占领土的控制，则是犹太民族对神授的“以色列地”的历史性回归，彰显着某种神秘的“神圣拯救”进程。

与20世纪90年代左、右两大阵营纷纷在美国犹太社团争取各自盟友不同，21世纪以来宗教民族主义势力进一步借助其在以色列的优势地位，利用以色列政府资源和政策工具，推动美国犹太社团朝着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在美国犹太教不同教派之间的竞争和矛盾中，以色列官方传统的中立立场明显受到销蚀，而更倾向于与正统派群体形成相互支援的联盟，更直接地介入美国的教派纷争。以色列官方立场的基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公开排斥和贬损持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犹太教非正统派。鉴于以色列的非正统派犹太人在组织上大多源于美国，以色列正统派实施的不利于以色列国内宗教多元化的举措，实际上都是对美国犹太教非正统派的直接排斥和打压。长期以来，以色列右翼不乏对美国非正统派犹太人的言语贬损和攻击。在经历了2015年围绕伊核协议的恶斗、2017年持极右翼立场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此类贬损变得更加频繁尖刻。内塔尼亚胡政府内部流行着一种论调：以色列政府只要有正统派和基督教福音派就行了，可以将持进步派立场、亲民主党的美国非正统派“一笔勾销”了。2018年10月，内塔尼亚胡在参加“北美犹太联合会”年会时，称流散地犹太人面临最严重的挑战是丧失犹太身份认同，因此需要在年轻人中推进犹太教育、希伯来语学习和访问以色列。公开表达对北美犹太人丧失犹太身份认同的担忧，实际上是对非正统派犹太人的贬损。2019年7月，时任以色列教育部长拉菲·佩雷茨（Rafi Peretz）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称“北美犹太人的大规模同化，就像第二次纳粹大屠杀”。此番言论将北美非正统派犹太人的通婚和同化与灭绝、死亡相提并论，被视为对北美犹太人的严重冒犯，但却得到了新兴的美国正统派组织“犹太价值联盟”领导人的支持。

其二，积极支持和培育在美的犹太教正统派。鉴于非正统派犹太人的犹太认同减弱、日渐疏离犹太社团，21世纪以来以色列政府积极与北美犹太社团组织合作，支持美国的犹太教育事业。2018年，以色列时任教育和流散地事务部长、“犹太家园党”领导人贝内特（Naftali Bennett）指出，通过犹太教育以维持强大的犹太社团是以色列的一项战略投资。早在2004年，以色列政府就与“北美犹太联合会”等组织各出资一半，共同启动支持流散地年轻人赴以游学、游历2至12个月的“旅行”项目。2004～2005年度该项目每年资金投入为1,000万美元，至2009年增至4,000万美元，每年约有1.2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青年通过该项目资助赴以游学和游历。来自北美的参加者有一半进入以色列的犹太经学院学习。美国现代正统派的男性青少年通过“旅行”项目在以色列犹太经学院度过“间隔年”的现象尤其普遍。近年来，“犹太家园党”等宗教政党动用它们所控制的政府部门资金，积极支持一些正统派在以色列国内实施传播正统派犹太教和大以色列理念的“外联”传教项目，如大力资助那些向不信教犹太人提供安息日家宴的正统派家庭、在世俗公立学校推广宗教教育等，还通过希勒尔（Hillel）、哈巴德运动（Chabad）等向国外推广正统派教义。2016年，以色列公共外交与大流散事务部还与一些美国犹太组织共同建立“马赛克联盟”，在美国高校校园推行强化犹太人的犹太认同的计划。以色列教育部还推出相关项目，资助以色列正统派成员赴流散地犹太学校担任“犹太教育专家”，帮助这些学校提升犹太教育的质量、减少通婚和灌输锡安主义思想。

而在以色列与北美非正统派犹太人群体的纷争和冲突中，美国正统派也总是积极支持以色列，在舆论场猛烈攻击非正统派。自2017年“犹太价值联盟”成立以来，该组织活动家通过其官网或大众媒体积极发声，几乎在各类问题上都支持以色列右翼和特朗普政府，驳斥犹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组织的自由主义立场。对于以色列“大拉比廷”在皈依、证婚、西墙祈祷等议题上排斥非正统派的做法，该组织公开加以热情赞扬。对于非正统派公开主张以色列应该取消“大拉比廷”这个维护正统派垄断权的机构，该组织主张取消改革派拉比委员会。非正统派几乎在所有涉以议题上都对特朗普政府极为不满。但“犹太价值联盟”却专门以犹太人在逾越节颂赞上帝赞歌（Dayenu）的形式，发表“特朗普颂”，对他在一系列涉以议题上高度亲以的政策表达感激之情。

四、结语

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曾经是促进美国犹太社团内部高度团结的“粘合剂”。当时，不同教派的美国犹太人都将他们的命运跟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联系在一起。进入21世纪以来，“命运与共”的情感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公开、尖锐的“部族内部矛盾”却成为常态。以色列已经转变成加剧美国犹太教正统派和非正统派群体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分化剂”。 

全球化背景下以色列与美国犹太社团更为直接、紧密的关联，以及以色列在犹太民族“精神中心”地位的提升，使得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教内部宗派竞争的关键“战场”。而正统派在以色列政治社会领域主导地位的巩固，以及美、以正统派之间跨国关联纽带的强化，不仅加剧了美国正统派本身的保守化、右倾化趋势，也增强了其在美国与非正统派竞争对抗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教俗冲突加剧和社会政治“极化”，导致不同倾向的美国犹太人群体和组织以“受邀”或“回旋镖”模式卷入涉以事务，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进一步加剧。21世纪以来，以色列进一步右倾化，对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在以色列的地位产生了不同影响，也引起了后者截然相反的反应。以色列官方传统的中立立场明显受到销蚀，更倾向于与美国正统派群体结成联盟，更直接地介入美国犹太人内部的教派纷争，在公开排斥和贬损美国犹太教非正统派的同时，积极扶助支持正统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