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思想的发展与特点

本文节选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与外交思想笔谈

原文载于《国际展望》2021年第3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致力于对外交往和外交工作,并将其作为党的建设、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工作。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是中国外交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发展进程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以后三个主要历史阶段。其中,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东方战略思想和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努力实现民族独立。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有了更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在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和渠道,积极主动地开展与盟国、特别是美国的交往。尤其是1944年夏天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驻华美军合作的开始,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半独立”对外工作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交往思想全面提升和转型为国家的外交思想,并指导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等。虽然在初期由于两极格局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为了巩固新政权,捍卫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三大政策,坚定地站在爱好世界和平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与此同时,中共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努力改善外部特别是周边环境。这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第一次完整体现和系统表述。“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确立,极大地增进了亚洲新兴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解和认同,而且通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多边舞台推广到了国际社会,从地区性国家关系原则发展为国际关系准则。在中国与170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中都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关系逐渐破裂、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政策,同时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人民日报》1964年1月21日社论《全世界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联合起来!》在阐述毛泽东上述思想时,明确把“中间地带”分成两个部分,即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独立和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整个西欧、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并分别称之为“第一个中间地带”和“第二个中间地带”。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战略思想使得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与法、日、奥、意等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取得局部突破,有效拓展了中国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战略空间。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事实上成为中国最大的现实威胁。与此同时,在美、苏争霸中逐渐呈现“苏攻美守”的新态势。为此,毛泽东决定改善中美关系,集中力量对付苏联。他在“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上又进一步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立足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格局现实,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这些理论和战略思想有力推进了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建设,不仅有效维护了自身国家安全,而且通过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彻底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也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抓住当时国际关系变化的主要矛盾和特点,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重要战略判断。坚持超越意识形态划界,从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了“真正的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同时,邓小平还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正是在这一重大外交战略思想转变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发展,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外部战略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为此,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其中核心思想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这一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逐步打破西方封锁和制裁,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入。此后,江泽民、胡锦涛又针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相继提出了尊重世界多样性、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创新“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家关系、倡导新安全观、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重要外交思想和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特别是作出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判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外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主要内涵。其中,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就是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习近平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例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情义为重的正确义利观等。


(二)鲜明特点


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坚持人民性。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以反对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解放和发展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为此,中共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周恩来指出,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我们需要和平,“时间越长对人民越有利……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切活动只能是为和平的目的,而不能是其他的任何方针”。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发展。冷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理念和思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又以行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髓。


第二、坚持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对外交往和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前,即使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依然努力坚持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国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依然强调,“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是提出了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三,坚持时代性。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际格局和国内发展的变化为前提,与时俱进,善抓机遇。抗日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反帝的同时,及时参与和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促进中共自身的发展壮大赢得了国际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两极格局及其内部变化,相继提出了“一边倒”“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思想,有力维护了中国的独立,拓展了中国安全和发展的战略空间。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国际格局发展的新变化,准确判断并及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进对外开放,抓住战略机遇期,使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又与时俱进,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辩证统一,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