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文汇报，2020年10月22日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长期以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塑造并秉持一种道德自负的“例外论”，即美国是上帝特选的“模范”国度——“山巅之城”，赋有向全世界传播“文明”的特殊使命。而移居、开发新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是缔造自由、平等、繁荣的主角。此种“例外”的自我优越、自我正义幻象，成为支撑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为其长期以来的对外扩张和干涉提供道德信念。
但许多少数族裔追寻“美国梦”的历程，往往留下遭受种族歧视和迫害的创伤记忆。印第安人和黑人显然是美国受苦受难最严重的两个族裔群体。对印度安人的种族灭绝，以及主要针对黑人的奴隶制，为北美殖民地和美国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几无穷尽的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贫穷白人西进“拓荒”的机遇，以及向上流动跻身“主人”行列的可能性，都大大缓解了白人内部的阶级矛盾，为实现白人内部的“自由”“平等”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先来看一个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例子。印第安部落首领洛根，曾以“白人的朋友”闻名。但白人定居者在对印第安部落的劫掠中残酷杀害了他所有亲人。于是，洛根率领部族走上了战争之路，对白人定居者以暴制暴，最终被殖民地民团击败征服，无奈接受被奴役的命运。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部落世代居住在北美大陆。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却自称拥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并不神圣、也不和平的贪欲驱使着殖民者不断扩张领土。但大多数美国人的记忆，却是“先驱者”在“荒原”上勇于开拓、征服和定居的光辉事迹。英国殖民军甚至故意向印第安人派发染上天花病毒的毛毯，发动灭绝性的生物战。曾经在北美大陆像“繁星一样充斥太空”的印第安人，最后变得像“风暴肆虐后零星留在平原上的树木”。
印第安人长期被视为“文明的绊脚石”。在《独立宣言》中，印第安人就被描述成“野蛮人”。建国以后，“边境”白人对印第安人持续地摧残、蹂躏、掠夺和凌辱。各级政府也总是背信弃义地违反与印第安部落签订的协议，侵夺印第安人的领土。被剥夺了传统领土的印第安人，往往被强制赶入荒凉贫瘠的“保留地”。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导致数以千计的印第安人在途中死亡。那些起而反抗的部落，被征服后往往遭受与黑奴相平行的圈禁体系，许多人沦为奴隶。直到19世纪中叶，买卖印第安人仍然经常发生。黑奴贩卖以成年男性为主，而印第安奴隶则以妇女和儿童为主。
早在1619年，黑奴就被运抵北美，比“五月花号”的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早了15个月。在数世纪的奴隶贸易中，非洲人“被残酷的强权之手”从故土拖走，塞进船底经历跨越大西洋的艰险而又漫长的旅程。抵达北美大陆后，他们“被迫在一个基督教国度里终身为奴”，“被剥夺了一切哪怕使生活仅可忍受的东西”，如夫妻、亲子关系。18世纪早期，殖民当局通过法律，规定白人契约奴在服役五至七年后，可以分得50英亩土地，人头税减少。获得自由的白人契约奴由此跻身主人的“优秀种族”行列，组成民兵组织控制黑人奴隶。基于种族的奴隶制使黑人固化在美国社会底层。
“自由之树”在“奴役之根”上成长。美国一诞生，就呈现出林肯所说的“半奴隶制半自由”的“分裂之家”状态：一方面，《独立宣言》做出了人类“生而平等”和自然权利的原则性承诺；另一方面，出于现实考量，《美国宪法》这样的国家根本大法，也对奴隶制予以保护。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建国之父们，大多拥有成群的黑人奴隶。
如何使建国文件中的价值观与美国的奴隶制原罪实现和解，如何平衡两者，成为美国社会最艰难的问题，也最终导致南北方之间裂痕不断加大，直到矛盾难以调和而兵戎相向。内战结束后，美国很快通过了宪法第13、15修正案，正式废除奴隶制和强制劳役，给予所有族裔成年男性以选举权。而南方白人借着联邦领导人对遭受重创的南方的同情，试图恢复奴隶制，破坏废奴运动成果。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的“吉姆·克罗法”在内战后的南部各州纷纷出台，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供黑人专用的设施被冠以“吉姆·克罗”字样，南方形成黑白两个互不相容的世界。白人控制的州法院，在维护和实施州权的掩护下，支持维持种族等级和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法律。在种族隔离废除前，黑人去南方旅行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不得不借助一本被称为《绿皮书》的“黑人旅行指南”。
在南方，拥有土地是得到尊重和繁荣的阶梯，可以建立经济保障，并向下一代传递财富。黑人被解放后曾在南方获得大量土地。但白人通过欺诈、胁迫、暴力甚至谋杀，从黑人那里强取豪夺。臭名昭著的3K党徒也经常攻击黑人农场主，把他们赶走。绝大多数黑人根本不敢挑战白人，也很少能找到律师为他们辩护。许多黑人就这样被白人劫夺了土地，偷走了未来。
白人至上主义者还在“修正”内战后南方的历史中取得了胜利。南方各地纷纷成立“纪念联合会”，荣葬南方阵亡将士，为战场上失败的南方军政领导人树立纪念像。南方白人将南方邦联的事业视为“虽败犹荣”。在20世纪美国大众文化中，南北内战中的联邦将军往往呈现为负面形象，而南方领导人却获得尊重。美国南方许多重要军事基地，也往往以邦联领导人的名字命名。
今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史密森学会创办的印第安土著民、非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的文化和历史博物馆，与美国历史伟人的纪念设施比邻。但这类场馆主要展现这些群体在美国实现“美国梦”的历程，展现他们在美国受到了包容和接纳。他们遭受苦难的历史，就这样成为衬托“山巅之城”的铺垫。2016年落成开馆的“非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将不同族裔群体成员均在实践的“成功特征”，定性为“在美国被视为标准”的白人社会生活中的传统、态度和方式，以引导黑人向白人“看齐”。非裔国家艺术博物馆2020年则有10多名黑人雇员反映曾遭受来自白人雇员的种族偏见。华盛顿国家广场唯一以“受难”为主题的纪念馆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旨在以欧洲暗黑的“纳粹噩梦”来衬托“美国梦”，但所记忆的纳粹大屠杀，其发生地却在欧洲。
长期以来，少数族裔群体要求美国社会兑现“生而平等”的承诺，承认他们种族主义受害者身份的同时，确保种族压迫的历史不会重演。这些要求，也受到内心不安的白人自由派群体的积极支持。20世纪末期以来，美国已经朝着“矫正历史的弧线”走出了几步：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向在二战期间遭受集体拘禁的日裔道歉，每位幸存者补偿2万美元；1993年，向夏威夷土著道歉；20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向遭受迫害的印第安土著民道歉，为奴隶制和种族隔离道歉；2011和2012年，参众两院还通过决议，为《排华法案》表达“遗憾”。但这些“致歉”法案往往避免直面其种族主义根源，避免将此种历史不公定性为对美国立国原则的背弃，而且还往往添加不利于赔偿的条款。
如今，左、右翼围绕种族问题的“文化战争”，已经到达了“雅各宾时刻”。在左翼自由派，奥巴马的自由主义让位于更激进的版本。2019年，在第一批黑人奴隶被运抵北美400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启动了“1619项目”，重申奴隶制的罪恶暴虐以及黑人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演进中的重要角色。该项目负责人撰文指出：
美国是个建立在理想和谎言基础上的国家；制定《独立宣言》的白人并不相信“生而平等”的“美国信条”适用于黑人；黑人数世纪的抗争推动和完善了美国的民主。
但右翼保守势力将左翼对邦联纪念像开战视为对美国和西方文明开战。他们强烈反对“1619项目”将奴隶制置于美国源起历史的中心，反对以种族视角“修正”美国历史。为反制“1619项目”，2020年初，罗伯特·沃德森中心（Robert Woodson Center）启动“1776项目”，致力于公开展示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性成就，推广一种非裔战胜压迫的“积极”历史叙事。彭佩奥则抨击支持该项目的媒体和抗议群体攻击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及其基本原则。民调显示，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中，有2/3称白人受到了歧视，成为“反向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指控种族主义只是压制白人的工具。
特朗普时期种族关系严重恶化、恶性种族暴力频发的状况，驱使美国社会进一步重新反思自身的种族主义“原罪”。是否承认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在当今高度极化的美国社会已经形成深刻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