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看世界杂志，2020年6月14日
汤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3月1日，法国敦刻尔克举行狂欢节
新冠疫情大流行，各国的防控措施因地制宜，但管制人口流动性仍是关键，如关闭公共场所、发布“社交距离”指示和“居家令”等等。这种硬干预措施，凸显出全球城市化正遭遇弥散、复杂的系统性风险挑战。
过去我们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却对公共卫生有所忽略。此次疫情的深度冲击下，城市化进程除了遭遇短期震荡，还将有长期治理层面的适应性调整。
系统反思城市化路径
城市化的核心特征是，城市边界不断向自然拓展，建成环境与大自然的切面拓宽加深。这一进程中，动植物组成异化、微生物不断变异，新疾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且很难指望中止。
在一个国际旅行和贸易迅猛增长的时代，疫情不会局限于一城一域一国。这次，米兰、巴塞罗那、马德里、伦敦、纽约、巴黎、莫斯科等全球城市，先后成为疫情中心；圣保罗、伊斯坦布尔、孟买、拉各斯等发展中国家的门户枢纽，也沦为重灾区。
面对疫情，人类本应团结协作，可是发展中国家经常被怪罪为问题源头。确实，未来90%新增城市化人口集中在亚洲和非洲，这些地区的森林、水源受破坏严重，生活方式相对传统，卫生系统薄弱，社区治理能力落后，缺乏预警和应对疫情的核心能力。
为控制新冠疫情，印度自3月25日开始实施全国封锁，大批农民工失去工作并滞留打工地点，不少人选择步行或搭乘卡车等方式返乡
人们也曾假设，发达国家拥有高质量的卫生系统，不会有问题。然而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2012年的MERS、2019年的COVID-19都显示，发达国家、富裕城市既可能是疫情源头，也可能遭受疫情的严重打击。
没人料到北美不经意间导致了H1N1流感大暴发，也没人想到沙漠骆驼也会引发致死率很高的疫情，更不用说这次造成全球逾600万人确诊感染的新冠病毒了。在尽力实现防控的常态化之外，人们还需要系统地反思城市化路径，给新病毒的暴发釜底抽薪。
具体而言，许多发展中国家跌入“浅度城市化”陷阱，城市化不仅与工业化、经济增长脱钩，还以人口过度向首要城市集中的方式进行。
墨西哥城开发区里新建的小洋房和贫民窟的房子相隔一条马路
其首要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就业创造、公共服务、制度创新和管理严重不足，出现富丽堂皇的商业中心、超级富豪和快速蔓延的贫民窟的视觉对比，治理常常陷入困境。
贫民窟一旦出现疫情，防控将面临极大压力，而控制人口流动的防疫措施又进一步导致粮食短缺、物流系统和产业链断裂等次生灾害。
与发展中国家比较，欧美富裕地区虽完成城市化，却遭遇迭代难题。经济过度高级化和服务业化，资产效应过度膨胀，贫富极化明显，一旦经济停摆，聚居在市区的穷人首当其冲。
这有助于解释美国主要城市的黑人和拉丁裔占到死亡病例的70%，也有助于解释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公众持续抗议居家令、要求经济重启。
美国民众抗议居家令
按照“深度城市化”的理念，城市不是人口容器，城市化动力只能是源自产业驱动的经济增长；需要改变规模简单扩张和空间蔓延的路径，将产业、居住、生态、人文、创新持续融合起来，形成内在均衡；更需要以人为本，在交通、通信、能源、教育、医疗和文化等公共服务方面尽可能均等化，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怀，以保证城市的内在整合。
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加快，病原体也快速双向传播。埃博拉就是从农村向城市传播，继而蔓延到整个西非，而艾滋病则从美国城市传播到海地农村。由此，还需要从城乡一体的角度构建卫生安全体系。
城市参与全球卫生安全
不同国家的城市，有着显著差异化的城市形态和治理架构。比如，城市规模多大，空间结构是多中心还是单中心，居住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交通是公共还是私人，个体是否自觉遵守政府指令，这些都会潜在影响疫情的传播率。
相对于东方文化，欧美有后现代的自由生活方式，足球、艺术展演、马拉松、狂欢节等群聚性活动，是疫情传播的温床。
而在印度、巴西、墨西哥、非洲、中东，传播风险主要在于高密度的居住形态、灾害应急设施缺乏、物资短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政策工具有限等。
6月4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医护人员将一名新冠确诊患者送入医院治疗
我国武汉人均医疗资源逊色于德国、韩国、日本，但由于能全国一盘棋，同时凭借数字技术和完善的产供销能力快速构建立体化的防疫体系，因此抗疫效果卓著；新加坡则依赖于灵敏的“社区哨所”对潜在高风险人群进行监测，同样筑牢了疫情防线。
可见，不同城市的防疫既需要注重普遍经验，也要结合各自的城市形态、制度特性、技术应用和文化特质。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政治氛围日益保守、全球治理赤字异常突出的当下，城市尤其世界城市可以凭借自身价值理念、技术优势和资源配置能力，夯实保障全球卫生安全的多边合作机制，成为多元多层全球治理的关键一环。
6月8日，武汉大学西门，返校学生在入园前进行核酸检测
相关嵌入渠道和路径，包括双边物资援助和政策经验交流、多边协作平台，以及直接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活动。
譬如，疫情在武汉率先暴发时，国外城市纷纷向我国友城赠送防疫物资；大流行后，我国城市又数倍向国外友城赠送防护物资和检疫设备，一些城市还向海外派出了医疗队伍。美国“国际姐妹城协会”号召全球友城加强沟通与合作，及时分享抗疫经验。
又如，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盟、世界大都市协会、东北亚地方政府联合会等组织，主动就“后疫情时期”世界的团结安全，发出自己的倡议。
疫情期间，由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地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共同组织“地方政府圆桌会-分享抗疫一线经验”国际疫情防控研讨会在线上举行
再如，广州筹建全球人道主义应急枢纽，不仅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深度支持，也会给全球城市成长带来更大助力。城市直接参与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设，不仅能对这些活动的治理绩效有好的支撑，自身也会在参与过程中吸纳先进治理要素，推动自身能级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