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 20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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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与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和杰出代表。她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之一参与了众多内政外交活动，关于1949年前后的宋庆龄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2019年9月17日，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宋庆龄与新中国”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3篇，120余名学者及嘉宾与会。
研讨会开幕式由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长薛潮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郑钢淼出席并致辞。在开幕式上，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邓伟志，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熊月之，《今日中国》杂志社社长呼宝民，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先后进行主旨报告，随后学者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大会交流和分组研讨。
（研讨会现场）
选择北上的关键时刻
1949年1月、6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两次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6月25日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派专程抵达上海邀请宋北上。经过两个月的反复协商，8月25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乘专列北上。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熊月之表示，宋庆龄一生共有五次重要关节点，第一次是1907年-1913年留学美国，第二次是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第三次是1926年-1927年公开揭露、谴责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第四次是支持抗日战争，第五次便是1949年北上。北上是她的一次重大政治抉择，也是她政治生涯的一个重大关节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邵雍的主题发言报告进一步梳理了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他指出，宋庆龄到达北平后，中共中央首先与她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名义，最终商定用“特别邀请单位”；宋庆龄在新政协会议上受到高度礼遇，这是对她政治地位的确认。
开幕式上播放了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监制、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承办，并委托SMG下属真实传媒有限公司拍摄的专题纪录片《北上——宋庆龄1949》预告片。该片讲述了1949年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经过，揭示了宋庆龄为缔造和建设新中国作出的独特贡献，将作为国庆节特别档节目于10月5日晚8时在上海纪实频道正式播出。
具有多重角色的福利事业
在主题发言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徐锋华和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朱玖琳分别就宋庆龄在不同时期的福利事业展开研究和介绍。
徐锋华的报告聚焦于解放战争期间的中国福利基金会。
中国福利基金会是由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11月迁到上海后改名而来，1950年8月15日改称为中国福利会。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福利基金会抓住善后救济这个紧要任务，继承其前身向国内外募捐救济的传统事业，致力于遭受战争创伤地区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徐锋华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密切合作，在国统区援助解放区，为解放区争得数以万吨计的救济物资和医疗用品，还紧密配合国共南京谈判和人民解放战争，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合作掩护、转移、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它维持了特有的民间属性，同时却承担着经济、政治、社会及对外交流等四种功能，其政治功能相对明显。它从未获取国民政府的正式承认，不具有政治合法性，但它从事的善后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使得它的存在有了可能。“孙夫人”的社会地位和宋庆龄的个人魅力也是她能够完成使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玖琳的报告围绕建国初期宋庆龄救济福利事业的转型展开。她表示，上海解放后，宋庆龄就已经在准备迎接新政府救济福利政策可能带来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作为新中国领导人，宋庆龄开始参与国务活动，同时依旧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领导人，并通过与周恩来直接沟通，与他共同研究确定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未来，在他的亲自关心下得以完成这一机构的改组。
朱玖琳指出，这一次改组与此前保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不同，并非简单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对象转变，而是根据新政府制定的救济福利政策，对未来工作进行方向性的调整。改组后的中国福利会不再是一个以救济为主要方向、募集外援为主要方法、依靠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等合作机构提供行政经费、并有很多外籍员工参与国际联络的纯粹救济福利机构，而是一个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在全国妇幼保健和儿童福利事业方面起引领作用的机构，和为新中国对外发声的非官方宣传机构。
她还指出，在建国初期的转型过程中，宋庆龄和新政府对中国福利会的资金、工作规模等问题存有不同态度，但新政府最终还是尽力为中国福利会的发展提供财力和人力支持。再加上周恩来在百忙中亲自关心，及多次登门做工作，终于争取到了宋庆龄的理解。这一事例是中共中央求大同存小异的统战工作原则的典范。
极具国际意识的外交和外宣
原中国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盛永华在对主题发言的点评中表示，过去对于宋庆龄在1949年前后的工作，经常谈到的是妇女儿童工作，对其他方面的工作研究还不够。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其国务活动涵盖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尤其她是新中国民间外交的奠基者之一，通过个人多年积累的独特地位和革命友谊，为新中国外交做出了杰出贡献。
《今日中国》杂志社社长呼宝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辉，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艾多、副研究馆员赵波、助理馆员刘雨桐，以及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宋时娟等嘉宾学者的发言报告均围绕宋庆龄和新中国外交展开。
罗辉在报告中提到，宋庆龄在对外宣传方面极具国际意识，更多地将其视为沟通桥梁，而非单向的宣传工具。例如在面向海外的《中国建设》杂志的编辑、选稿等方面，她都曾提出很多具体的建议：“如能用较短的文字和较多的照片，将使杂志更富有生气”、“总的说来，政治性的副册不应该取代带有更多的文化色彩的副册”等等。
呼宝民从宋庆龄创办《今日中国》前身《中国建设》的初心讲起，阐述宋庆龄创办了《中国论坛》、《中国呼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和《中国建设》等对外宣传刊物中留下的经验和贡献。他指出，宋庆龄在出版环节中对每一个细节都特别注意，例如她曾在1953年3月14日给爱泼斯坦、邱茉莉写信探讨封面设计：“用这么大的一张图片来做封面，自然会使我们的杂志十分引人注目，这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杂志无论在书店里、图书馆里或者在人们家里，都要与其它许多出版物竞争。这意味着我们杂志的名字，特别是其中的中国二字必须给人以强有力的感觉。这涉及到刊名的字体和摆放的位置，当然也还涉及到要闻标题在整个封面设计中如何摆放的问题。我建议，以后在封面设计时，你和艺术家们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艾多、赵波、刘雨桐的报告指出，《中国建设》的风格区别于官方喉舌，坚持“不要唱高调，杂志一定要符合宋庆龄的语言与风格，政治性不要强，颜色不要红，西方才能接受”。《中国建设》保持通俗风格，以政治、经济、文化为基本内容，深度专文聚焦当代热点，一些服务读者的固定栏目也各具特色。
罗辉还提到，宋庆龄喜欢在家里招待客人，这种“寓所外交”是一种非官方、非正式的外交渠道，由于宋庆龄的特殊身份，这种外交形式显得更为温暖、轻快和灵活。曾赴宋庆龄家宴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伏罗希洛夫（苏联）、胡志明（越南）、尼赫鲁（印度）、苏加诺（印度尼西亚）、吴努（缅甸）、金日成（朝鲜）、苏拉瓦底（巴基斯坦）、班达拉奈克夫人（锡兰）、西哈努克亲王（柬埔寨）等等。
艾多、赵波、刘雨桐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宋庆龄国际传播的特点和价值。其中提到，宋庆龄自1927年发表声明与国民党决裂起，保持独立于国、共两党的政治身份，国际上对她额认知从孙夫人到宋庆龄女士，她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即使在担任新中国的领导职务后，她仍以非共产党人的特殊身份示人。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逐渐形成了她权威而独立的对外形象。与她的个人身份一致，她所领导的团体和媒体一致都定位于非官方和中立倾向，使她在特定年代的活动传播效果甚至优于官方宣传。
宋时娟的报告聚焦宋庆龄在1955-1956年对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出访，梳理其背景、过程和意义，指出她的出访不仅达到了增进国家间友谊、宣传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预期目的，而且发挥了她的独特作用。宋庆龄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早年在苏联相识，宋庆龄和尼赫鲁长期有书信联系，而苏加诺称她为“最最亲爱的姐姐”。宋庆龄身份的特殊性、多样性、活动的广泛性，在国际上包括海外华侨中有广泛的影响力，使她成为外交活动中寻求共同点的绝佳使者。
学者们表示，宋庆龄是当之无愧的对外传播专家，对国际传播有深刻的见解，她坚持替人民说话、坚持价值引领、坚持包容与扬弃、注重话语平衡，值得当下的对外宣传工作者借鉴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