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6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国际关系研究》杂志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青年理论学者首届上海圆桌会议”在我院成功举行。来自澳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南京大学、华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上海社科院国际所等国内知名高校、智库的20多名学者出席研讨。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主办方通过相关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本次会议的消息，吸引了来自众多于本市和外地高校的理论工作者和学生，由于蜂拥而至的旁听者甚多，主办方只能临时加座安排。大部分与会学者是近年来在国关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新秀，他们围绕“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与外交政策实践：分离与融合”这一主题展开热议，场面热烈、气氛融洽。主办方、发言人和旁听者均有意犹未尽之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致开幕辞。他开宗明义地指出，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国国关界的理论建构呈现为三足鼎立的格局：一是由外交部等政府职能部门主导和推动的官方主流话语体系，致力于形成服务中国外交战略和实践的“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二是主要由国内学者推动的学院派路径，在改造和扬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借用和转换西方概念来阐述中国和平发展的内涵与外交实践，并对官方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三是由战略界、军事界和学术界共同探索将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加以现代化，寻求一种古为今用的建构方式。这三条理论建构路径各有所长，学界应博采众长并逐渐实现三者的融合。
他还寄语与会的青年学者，年轻一代的起点高、概念新、方法新，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力求深化和拓展，并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最终形成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会议的讨论首先从如何看待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热门话题切入。长期以来，从事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两类学者彼此抱有偏见在国关学界已人尽皆知。外交学院林民旺副教授毫不讳言地指出，偏见产生于两类研究在目的、重点、方法和志趣上的差异：理论研究探讨的是普遍性问题，以社会科学方法解释宏观现象；而政策研究着眼的是具体的国别或地区，以人文的体验理解具体问题。他认为，学者应有为国家和社会负责的情怀，在政策研究上需摒除个人好恶，注重“预测”而非单纯的“解读”。复旦大学张骥副教授则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客观上会作用于政策的决策，因而研究者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当前中国出现了外交大战略走在理论发展之前、“政策意外”层出不穷的新现象，表明存在着理论、政策和人才三方面的供给不足。在理论方面，需要回答西方的国关理论是否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的崛起在国际社会中是特殊性还是一般性的现象，中国的古代智慧能否适用于今日现实等一系列问题。在政策方面，学界不仅有信息不全、不了解决策过程中的政治权力因素的先天不足，而且近十年来也在研究方向上存在着重议题领域轻国别、重外交轻内政、重大国轻小国的偏差而难以满足政策的需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则应当追求夯实理论基础、钻研问题领域和专攻国别方向之间的有机结合。
在当前的国关研究和教学中如何改变理论与实践日益脱节的“两张皮”现象，与会学者们纷纷各抒己见。北京外国语大学尹继武副教授认为，国关学界需要回应当代的新事实、新问题和新政策，但也要避免忽视基础理论和长期问题的研究，在知识型理论的研究上应力求客观，而在行动型理论的研究中则需体现国家利益。澳门大学陈定定助理教授提出，推进预测研究是融合两种不同研究取向的切入点。中国社科院杨原助理研究员则认为可以采取“现象驱动、困惑先行”的研究路径，通过分析特殊问题着手来推进理论研究，以回应国际关系的多样性现实。在教学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国际所、华东师范大学、华侨大学等院校的青年教师们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为改进当前的国关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建言献策。他们认为，在课程设置上不仅需要兼顾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前沿，而且应立足于国际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现实，引入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逻辑学、统计学等相关基础学科的课程和教学力量。在教学方式上则应从传授知识为主的介绍型教学转向以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并强化学生的外语水平、国际视野和实践能力。复旦大学任晓教授和陈玉聃讲师特别强调了加强国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对推动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际关系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应用性学科，有较强的现实关怀，但原创性理论较少，而回溯思想史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实，不仅沟通古今，且能中西互鉴。任晓教授提出，目前国关的基础理论建设最为薄弱，需要加强对中外经典原著的研读，尤应重视《论语》、《盐铁论》等中国传统文献中的政治智慧，并将其纳入到教材之中。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中国的国关学界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展开了犀利却不乏幽默的交锋。学术研究应当保持相对独立性是与会学者们的普遍共识。学者需要进行走在政府和社会之前的超前思考，超脱现实利益制约的研究才能有所创新和突破。上海社科院国际所李开盛研究员呼吁，国关学者在服务外交决策的同时，也需要成为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国际热点问题上营造理性的社会舆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春研究员则强调，国关学者需要在国内外交决策和国际议程设定两方面加强实践自觉，但同时要坚持学术反思。
中国社科院徐进副研究员从梳理重大学术争鸣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国关学科发展中存在的独特的“政主学从”模式。他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新政策塑造着国关学界的争鸣主题，并且学者间的争论有较明显的服务政策的倾向，决策者对学者的影响力更大。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的自主意识和本土意识强烈，在学术争鸣中不乏中式特色的话语，但其学理性和规范性在逐渐增强。任晓教授主张，中国的国关学科发展不应被西方的三大主义理论范式“格式化”，而应有建设“中国学派”的理论抱负。上海社科院国际所罗辉助理研究员则认为，中国的国关学界在致力于建立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同时，仍需继续探索这些新理论或新范式在概念体系、表述方式和思想资源上的普适性问题。
在会议最后，国际所所长刘鸣研究员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当前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前所未见，而现有的西方国关理论在解释这一新现象时存在着诸多不足，显示出理论的苍白。目前国内的国关研究和教学已不适应中国和平发展的需求，亟需改进理念和方法，培养出拥有先进思想、创新理念的战略决策者和外交官来引导外交政策。这既需要保持国关学科自身的独立性，也需要强调政策实践的重要性。青年学者在研究和教学中，应重视从中外经典中汲取思想，以摆脱权力政治的思维桎梏，并有意识地将中国元素融入到已有的国关理论之中，而不过于依赖西方的理论范式。他强调，在当前急躁浮夸的环境中，青年学者尤应坚守人文精神，功底扎实、思想超前，在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同时，为维护国家利益贡献力量。
《国际关系研究》副主编余建华研究员、编辑部主任傅勇研究员及其他部分国际所科研人员出席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