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民族、宗教、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俞新天教授应邀来我所进行学术交流，并就“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与公共外交”为题作主旨演讲。之后，俞教授还与我所科研人员对演讲内容作了进一步探讨。
俞教授主要从软实力概念界定、特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与国际需求，我国公共外交经验与突破三方面展开论述。她说，“软实力”概念是在苏东剧变的国际背景之下，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提出，其内容涵盖相当广泛。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来划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不是并行关系。软实力有三大特点：（1）指导性。硬实力的运用与实施是由软实力来决定的。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物质成就，归因于中国领导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2）渗透性。硬实力中渗透着软实力，从而硬实力能够取得更大成效。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如果只是凭借强大的财力、技术及资源，缺乏企业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将会遇到重重困难；（3）隐蔽性。软实力由于其隐蔽性，为此对其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现实生活中，软实力主要体现为国家、社会指导思想、原则与文化价值观；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国家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
俞教授指出，2007年是我国提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元年。她对国家的这一提法表示赞同，并对学界关于文化软实力的争论进行了批判。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指出，软实力核心是政治权力，不是文化。文化是资源，不具可操作性。俞教授则认为，文化实力具有操作性。她例举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因其以解放思想为指导。其次，我们不能脱离政治文化背景来认识政治实力。中国接受马克斯主义是因为其所倡导的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向吻合，它反映了遭受殖民侵略国家谋求解放的心声。较之美国，共产主义很难在美国生根，实因美国文化中不存在接受共产主义的土壤。最后，战略、政策与文化相关。不同文化会产生不同的战略和政策。中国提和谐世界是因为和谐的理念已经渗透至国人的思想深处，和谐本身就是一个实现的过程，从中它可以解决诸多的矛盾。当然，俞教授也认同软实力的政治性，它不是纯粹的文化。
同时，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能闭门造车，需要知道世界对我们的需求和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回应世界的需求和要求？俞教授表示，世界对我们的需求和要求：（1）和平解决争端；（2）大国责任意识；（3）寻求价值观认同。针对当前对中国妖魔化、话语权较弱的情况，她认为许多时候是中国选择了失语，事情发生后政府没有立即发出声音，而是捂着盖着，将话语权交给了西方，造成了自己的被动。同时，她批判了国内的错误提法，即尽管价值观不同，但我们能寻求合作。这无异于将自己划为异类，中国与世界不缺共同的价值观。为此，我们回应世界时可以提供我们关于发展的经验和想法，这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期待；其次，中国成为健康的平衡者，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该出声的时候一定要出声；再者，提供共产产品。中国还不善于为国际议题提出方案、制度设计等，这些是中国软实力的最大软肋，也是我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最后，俞教授还对公共外交进行了论述，认为公共外交的定义应该窄些，且与我国的战略相一致，其对象是国际民众，包括精英、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和普通百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走过从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向公共外交的历程，也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如（1）相信人民是推动历史向前的动力；（2）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与国外右翼势力也进行交流；（3）文化多样性，各种文化思想都可以进行交流。这为我国新时期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她从沟通理论的视角提出公共外交需要四大突破：（1）建立广泛深入的跨文化学习理论；（2）跨文化相互理解是长期耐心培育，从上到下的学习过程；（3）真实、真诚。不要粉饰自己，掩盖自己的不足，而是好的与不好的都应该让别人体验；（4）引入实践性标准，促进更多的合作。
因此，中国需要对其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价值的提炼，增强自身的软实力，才能向世界传播。借鉴学习西方在公共外交方面的经验，注重发挥NGO发展的积极面，做一个学习型的国家。同时，摒弃弱国心态、戒骄戒躁，防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树立健康的、宽容的大国国民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