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3日 08：思想者·连载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思想者小传
潘光 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2008年被任命为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当代国际危机研究》、《犹太文明》、《犹太人在中国》（中英法德文）、《从丝绸之路到亚欧会议》、《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综合研究》、《对中国和印度两个复兴大国的比较研究》、《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等十余部。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只有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求同存异，大家才能和睦相处，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和安宁。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多样化，即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互补，始终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一股推动力量。文明和文化反映了人类的巨大财富和遗产，其本质就是彼此交叠、相互影响、不断演化的。各个文化都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它们之间没有高低等级之差。
人类文明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各民族、各宗教、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借鉴、彼此不断取长补短的历史。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等，都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吸取了许多外来精华，同时又对其他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印度的国宝泰姬陵，实际上是典型的波斯特色建筑，在印度各地的古建筑中，处处可以看出波斯文化的浓重痕迹。而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古波斯帝国的宫殿遗址中又处处可见希腊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都是由世世代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和积累而成，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不同层面的外来影响和外来因素。绝对排外的、纯粹的本土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今日的中国文化，就是由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的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互相碰撞、交融而形成的，其中也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如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来自西亚的伊斯兰文化、来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等。
由此可见，今天倡导各种文明的互鉴互补和共同发展是多么重要。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各个国家和民族要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在国际交往中不应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别的国家，以自身的价值标准去评判他人。只有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求同存异，大家才能和睦相处，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和安宁。同时，每个国家和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和价值观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多样化，即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互补，始终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当然，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竞争乃至碰撞也是很自然的，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通性和共同点。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萨努格鲁教授认为，即使在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也存在着“相通之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人们没有忘记，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曾经是善于创新、科学进步的重要源泉，为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做出了贡献。实际上，不仅是在这两大文明之间，而且在世界上所有的重要文明之间，都有着“相通之处”或者互相联系之处。
为什么文明冲突不断
许多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而其背后又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
为什么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时会演变为恶性的冲突呢？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差异本身，而在于无知、狭隘、偏见和因此产生的极端主义，乃至种族主义，这在许多文明发展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如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殖民主义打着基督教文明的旗号摧毁土著文明的血腥进程，出现过纳粹德国摧毁犹太文明、消灭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同样，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极力宣传按宗教来划分世界的观点和讨伐异教的思想，实质上也在宣扬文明的冲突。直到后冷战时代，在巴尔干、中东、非洲的一些血腥的民族、宗教冲突中，我们仍可看到一些极端势力从肉体上消灭异己的民族宗教团体的骇人暴行。不过，之所以有那么些人追随他们，倒不仅是因为极端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狂热性和吸引力，还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例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就与极端思潮的产生紧密相关，特别当这种不公平导致某些群体被社会边缘化、精神上无所寄托、缺乏权利保障机制之时，极端主义产生的温床和土壤便存在了。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
当前，诸多民族、宗教冲突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思潮的根源，同样在于无知、狭隘、偏见和因此产生的非理性思潮，许多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而其背后又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
根源之一，国际上许多盘根错节的矛盾和冲突长期得不到公正解决。这其中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现实权益之争。当矛盾激化、冲突升级之时，冲突中的弱势一方往往铤而走险，采取非理性的极端手段来打击强方及其支持者，便导致了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的泛滥。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导致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活动的根源性因素。根源之二，大国出于利己的霸权目的对别国发动战争。如苏联入侵阿富汗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都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典型之作，也没有得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如强权一方与被入侵一方属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对抗。根源之三，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导致绝望。在当今世界，最富有的三个人的收入超过了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总收入；虽然现代医药每天创造着奇迹，可是有300万人每年死于可预防的疾病；虽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遥远的宇宙，但仍有1.3亿个儿童无法获得教育机会。贫困导致绝望、不公平感和被排斥感，必然会助长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主义。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经济、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更显突出。根源之四，双重标准和滥杀无辜。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方面，这一问题尤其突出。
如何认识“文明冲突论”
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乱的。如果以严肃的世界史研究的标准衡量，他著述中的历史、地域和政治标准往往被任意替换，因此得出的结论有时是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世界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纯粹的“文明冲突”？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回顾人类发展史，许多影响重大的冲突和战争，最初实际上都是发生在同一文明之内或发生在文明范畴之外，与“文明冲突”毫无关系。如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战争就是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两次大战的爆发，最初都是由基督教文化圈内的欧洲列强形成两大互相对抗的政治军事集团而导致的。又如，导致朝鲜半岛分裂的朝鲜战争和持续近20年的越南战争，最初也都由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引发，冲突双方均属同文同种，讲同一种语言，处于同一文明圈内。当然，世界历史上也有些战争和冲突的双方具有不同文明或文化背景，如中世纪欧洲的十字军东征，近现代历史上亚洲和非洲伊斯兰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近期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但其根源主要不是文化差异，而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冲突，这在前面已经提及。
必须指出，以严肃的世界史研究的标准衡量，亨廷顿的“文明”概念是十分混乱的，其著述中的历史、地域和政治标准往往被任意替换，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站不住脚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其实并不反对文明的和谐共处，并且认为：“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同时，他的看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许多人认为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倒认为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并非文明的冲突。因此，是否可将亨廷顿的理论整体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并将其作为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这本身就是有疑问的。
2006年11月发表的联合国 《文明联盟》名人小组最终报告，比较深刻地分析了“文明冲突”论的负面影响，笔者作为该小组成员参与了报告讨论和写作的全过程。该报告指出∶“令人遗憾的是，由‘文明冲突’论所带来的忧虑和混乱扭曲了对于世界面临困境之实质的讨论。用一成不变的文明分界线来概括内部不断变化、千差万别的不同社会，妨碍了人们以更有启发性的方式去理解身份、动机、行为这类问题。与这种公式化的文化框框相比，掌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裂痕，富有者与贫穷者之间的裂痕，不同政治团体、阶级、职业、民族之间的裂痕，会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事实上，文化框框只会强化已经两极对立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会助长一种错误的观点，似乎不同文化处于某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轨道上，因此会把本可协商解决的争端变为看来无法克服的、基于身份的冲突，而且还会挑起大众的绵绵想象。”因此，报告认为：“很有必要反对这些公式化的偏见和错误理念，因为它们加深了不同社会间的对立与不信任。”
促进文明对话的关键
要防止不同文明的差异演变为恶性冲突，最佳途径就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理解、尊重和合作，传媒在其中可以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也可能发挥非常消极的作用。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由传媒引发或助推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摩擦、碰撞和对抗，如丹麦媒体刊登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荷兰出现的攻击伊斯兰教影片，电影《达·芬奇密码》引发的天主教人士的抗议，近来由媒体热炒的纽约9·11遗址修建伊斯兰文化中心等等，都使人们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更加认识到媒体在不同文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极端主义往往是无知和偏见造成的，因此传媒应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而不是助长无知和煽动偏见。高度尊重各种宗教信仰，特别是其他宗教信众、民族群体和文化认同者，是媒体的职责和新闻的道德所在，而不是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这一观点已成为国际间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分歧、经济竞争和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但一方利用传媒把另一方妖魔化就会使双方的碰撞转化为恶性的冲突，加剧极端思潮的膨胀和泛滥，为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分子煽动仇恨、挑动冲突创造了条件。因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新闻媒体界人士摈弃妖魔化宣传和炒作，以理性的态度发表不同意见，进行正常的探讨和辩论。近年来的一个新发展是，网络媒体已具有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传播功能。令人不安的是，网络媒体在助长极端思潮方面也可发挥极为恶劣的负面作用，甚至成为恐怖组织的信息来源和活动平台。同时，由于具有开放性，它已成为一个思想与信息交流的独特平台，并提供了一个弥合文化与宗教鸿沟的有效机制，也能在促进文明对话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目前，许多文明对话项目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如何在文明交往中发挥网络传媒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减少其负面效应，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课题。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组织、政府当局和负责任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特别是在民众中采取预防性措施和进行相应解释工作，以抵制错误引导舆论的企图。前述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发表的报告建议：“应当开始进行一项合作性双向项目，来监控媒体对于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报道，这样才可以全面地评估媒体传播的内容，并且对于那些旨在改善穆斯林社会与西方社会关系的报道给予奖励。”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移民问题。当前，国际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样一种发展有利于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融，在促进移民输出国和接受国之间的交往上有着促进作用，也推动着全球范围内人才和劳动力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合理流动。然而，与信息、商品、资本等的跨境流动不同，每个移民身上都必然带有来自母国的文化烙印，积淀着与生俱来的经验和记忆，所以他们的迁移必然会引起不同文化的碰撞。许多贫穷的移民在富裕的发达国家里不能受到平等的接纳，长期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以致世界各地因移民问题而引发的冲突日益增多，如法国发生的驱逐罗姆人事件，就是最新的例子。
目前，移民中日益增长的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安全的要求，已反映到了政治领域之中，并逐渐发展为有组织的运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如何使外来移民与本地公民平等而和谐地共处，已成为文明对话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以下是一些成功的经验：增加对学校和社区的经费支持，使移民子女能够参与到公民教育计划中，使年轻移民在学校之外参与到更大的社区中，减少他们被社会边缘化的感觉;增加对公共社会机构的支持，提供一些可以增强移民群体适应能力的信息与培训，帮助移民克服语言障碍、交通困难、家务繁多等困难，努力减少移民中存在的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感受；开发一些指导项目，帮助移民更好地理解当地的法律和习俗，并建立一个多元提示系统，向移民报告那些涉及他们利益的相关法律和规则的变化和调整；为移民群体内部的对话和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有助于移民群体中形成融入主流社会的领头人，也有助于形成代表移民利益的组织和网络，并使之参与到与其他群体或政府机构的跨文化和跨宗教对话中。
跨文化教育刻不容缓
很多著名的大学和研究中心一直在努力开设多极视角的世界历史课程，这有助于让学生加强对人类多样性、全球文化相互依存的理解，也有助于营造一种不同文化风雨同舟的感受。
教育在促进跨文化、跨宗教的文明交流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对此，国际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急需解决或改善的问题。
其一，推进系统的跨文化教育。拥有多宗教和多种族人口的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必须推进涉及跨宗教、跨民族的更为包容性的教育。比如，很多著名的大学和研究中心一直在努力开设多极视角的世界历史课程，这有助于让学生加强对人类多样性、全球文化相互依存的理解，也有助于营造一种不同文化风雨同舟的感受。又如，非伊斯兰世界越来越感到要加强对伊斯兰文明的了解，伊斯兰世界也日益意识到应加深对非伊斯兰文明的了解。目前，不但在美国和欧洲，我们这里有些年轻人一谈起伊斯兰就会想到本·拉登和自杀性爆炸，这一方面是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缺乏介绍真正伊斯兰精神的著述和教材。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加强系统的跨文化教育，特别需要不带偏见、反映事实而又深入浅出的教材。
其二，倡导形式多样的文明对话教育。音乐、体育、美术、戏剧、电影等都是教育的不同形式。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同台演唱的时候，当美国运动员和伊朗运动员进行足球比赛时，人们看到了跨越文化隔阂和政治障碍的对话和交流。与课堂讲课相比，普通民众更易接受这些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奥运会、世博会、足球世界杯比赛等，都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参加，正是组织文明对话教育、宣传活动的极好机会。可以抓住这些机会，通过举办文明对话论坛、艺术活动周等丰富多彩的形式鼓励世界各国人民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比如，德国在中小学推广连环画《安迪》，书中讲述了主人公安迪和他的土耳其裔女友亚希共同帮助亚希的哥哥穆拉特摆脱极端思想的故事，对引导青少年认清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的本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通过青少年交流促进跨文明教育。在通过教育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特别要重视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各种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未来和希望，也最具可塑性，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他的文化和文明。
其四，努力加强宗教教育。宗教领导人和教育组织者应加强合作，在学校和宗教场所进行严肃的宗教教育，向学生传授对不同宗教信仰、习俗和文化的理解与尊重。这样的教育不仅要使人们对自己信仰之外的宗教传统有个基本的了解，还要使他们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真正教义及核心内涵有所了解，这对青少年信众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最易受到歪曲宗教教义的极端思想的影响。
其五，开展媒体基本知识教育。人们经常生活在媒体的影响之下，这实际上形成了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它在电子和数码时代更为严峻。评估信息的来源和可靠性需要人们具有较强的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为此，要学会把事实与观点区分开来，评判文本和形象是否包含偏见，按照逻辑的原则来构建和解析文本。这些都是可以传授的技能，应该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目前，我们对于传授媒体基本知识的重要性还缺乏认识，因此还没有开展较好的课程和培训项目，也没有使之成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部分，这种状况需要尽快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