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犹太中心推出的CJSS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第一辑《犹太人在亚洲：比较研究》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汇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犹太人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犹太人、犹太文化教育、反犹主义等方面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该书主要收录了参加本中心主办的“犹太人在亚洲：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对犹太社团在印度、中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生活和发展轨迹进行了比较研究，将犹太人在亚洲的活动以及与亚洲历史脉动息息相关的联系完整地呈现出来。
尽管在体例安排上具有明显的区域研究色彩，然而通观全书，我们不难感受到，对亚洲犹太人历史的考察再现了作为整体的犹太人历史中的鲜活部分。
首先，犹太人长期无所归属的他者身份是许多犹太研究论著中始终绕不开的起点与背景，这一点在《犹太人在亚洲》一书中也显露无遗。梅西·梅耶论述巴格达的犹太商人阶层因共同的商业利益而成为英国殖民者精英眼中有价值的伙伴，他们寻求作为英国人和欧洲人身份的目标则塑造了其全部生活结构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但讽刺的是，英国人在1935年却并不选择巴格达犹太人为英国人或欧洲人。在琼·罗兰笔下，当代的印度犹太人面临的是一个少数族群在印度社会如何保持特性的问题。印度犹太人人数极少，他们更多是依靠国际犹太组织维持其特性。萨丽尼·萨克塞纳对孟买犹太人的研究则显示，孟买犹太人被双重身份撕扯着，在印度，他们保有其犹太人特性；但移民以色列之后，他们却不能迅速褪去印度的痕迹。犹太人成为亚洲的他者。
疏离的另一面也有努力而艰辛的融入。千年离散史使得犹太人与寄居国家之间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感倾向。《犹太人在亚洲》论文集充分展示了犹太人与亚洲文明之间吸纳排斥并有的紧张。其中，区域与文化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尤值得称道。与犹太人在世界其他寄居国终能维持其特性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身处儒家文化圈之中的古代开封犹太人最终被中华文明所同化。同化及其原因作为开封犹太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一直存在数种不同观点。文集中肖宪、所罗门·瓦尔德和徐新的相关文章在此也构成了有趣对照。肖宪通过比较历史上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不同命运，认为导致中国犹太人被同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起社团规模小，人数少，从而无力抗拒主流文化的影响；所罗门·瓦尔德细致辨析了基督教传教士、中国学者以及犹太学者对开封犹太人消亡原因的数种论述，强调单以儒家文明的包容性来解释开封犹太人的消亡是片面的，开封艰难而动荡的生存环境亦是犹太人消亡的重要外因；徐新对开封犹太社团兴亡历程的白描则让具象的历史在细枝末节中表露。
相较于古代，近代以来犹太人在亚洲的经历无不与亚洲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实践密切相关。犹太人的商业禀赋毫无意外地使他们成为客居国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对1840年以来沪港两地犹商集团的兴衰历程（潘光“1840年以来香港、上海犹商集团的发展和兴衰”）；鼎鼎大名之沙逊集团在上海的活动（张仲礼“沙逊集团在上海的活动及在20世纪上海发展中的作用”），哈尔滨犹太社团近半世纪活动（王健“哈尔滨犹太社团的兴衰”），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来华犹太人（潘光、王健、汪舒明“改革开放以来的犹太人来华新高潮”）的考察，都深刻反映了作为他者的犹太人对亚洲塑造新型社会的影响力。
若从文明比较与对话的角度而言，中国学者对中犹文明，包括宗教、教育与家庭观念的比较研究，在呈现同异的背后，隐含着取长补短的意味。如傅有德论犹太教改革“兼顾彼此”的态度，乃希望中国在实现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应该继承并革新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周国建比较中犹传统家庭观念差异，从而提出，犹太家庭对个性尊严与发展的重视，对女子的保护等应值得中国家庭借鉴。
犹太人问题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这本身即是意义深长的。尽管显而易见的是：犹太人在中国定居、同化、或者寄居的历史是中国犹太学研究的原初动力；但以犹太人“他者”视角出发，来丰富历史细节与全貌，深化中犹文明对话，正是中国犹太学研究的特点与价值所在。在此意义上，《犹太人在亚洲》以其突出的比较研究模式，全景式展现了犹太人他者与亚洲的互动关系，在国内首次将对离散犹太人的考察聚焦于一个地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犹太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