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焦虑驱动的博弈：以色列视角下的
美以伊战争与格局重塑
王 健
2026年6月17日，美伊公布《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但这份协议带给地区冲突的只能是一种极其脆弱、甚至可能是极其短暂的“冷和平”，因为它远未满足美以伊战争这场“三国演义”的关键角色—以色列的战略诉求，而且彻底暴露了美以同盟内部的战略分歧，也让中东地缘博弈的深层矛盾愈发突出。事实上，以色列在协议公布前后，已通过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力图阻扰美伊达成某种协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态度强硬地表示，尽管美伊和平协议要求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但以军不会从当地撤军。
一 美以伊战争的起因
2026年2月28日爆发的美以伊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动因、利益和目标不尽一致的复合型地区博弈，真正推动这场战争的不是美国，更不是伊朗，而是以色列，以色列竭力拉拢美国发起这场战争的动因，就是其日益增长的安全焦虑和国内右翼极端力量的裹挟。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哈马斯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袭击，造成了巨大伤亡—1200多名以色列人丧生，约250人被扣为人质，这是纳粹大屠杀以来犹太人单日死亡数量最多的一天—大大加剧了以色列的“生存危机”，内塔尼亚胡政府同日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并对加沙地区实施军事报复。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本国并未参与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称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但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如果没有伊朗多年的训练、武器供给以及数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哈马斯断然无法策划和开展这种程度的打击行动。为此，以色列一直想对伊朗实施全面打击，不仅为同胞“报仇申冤”，更旨在一举消除其最致命的外部威胁，重塑国家安全自信。
令以色列更为不安的是，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以色列遭到伊朗支持的“抵抗轴心”成员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政治军事组织的攻击和掣肘，特别是在2025年6月“12日战争”中，以色列虽然对伊朗弹道导弹的总体成功拦截率达到86%，但对超高音速导弹的成功拦截只有65%。美国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JINSA）甚至披露，冲突期间美以防空系统拦截了574枚伊朗弹道导弹中的201枚，有效拦截率仅为35%。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的极右政治生态也进一步推动了政府的战争选择。2022年12月，以色列组建了“史上最右政府”，新政府的三大首要任务就是阻止伊朗核计划、推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恢复内部安全与治理。“阿克萨洪水”袭击使得以色列的安全议题更加突出，本—格维尔、斯莫特里赫等极右翼势力完全主导了安全与外交决策，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伊朗的态度更趋强硬。此外，内塔尼亚胡本人对以色列遭遇“阿克萨洪水”事件的政治责任及其深陷腐败调查，也促使他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对外战争深度捆绑，试图通过摧毁伊朗政权来重塑自身政治形象，摆脱个人司法困境。
于是，内塔尼亚胡积极推动对伊军事打击，并竭力争取美方协同介入。继2025年6月美以“12日战争”联合行动后，2026年2月11日，内塔尼亚胡提前一周访美，与特朗普商讨美伊谈判失败后的应对方案，其中就包括与美国联合发起军事打击伊朗的预案。而美国出于大国竞争需要，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已开始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将重点转向印太地区，重点是遏制中国。2025年12月，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再次明确指出，中东在美国外交的长期规划与日常执行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然落幕。但美国并未彻底放弃在中东运用军事威慑手段，特别是一旦有合适机会，就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脉冲式”短期打压来压制地区对手，强化与以色列、海湾国家等地区盟国的安全信任，维持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因此，在内塔尼亚胡的游说下，考虑到伊朗核计划构成的长期安全威胁以及2025年底伊朗国内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使得特朗普认为可以复制低成本、速战速决的“委内瑞拉”式政权更替，轻而易举地掌控伊朗并实现美国的全球和地区利益。美国副总统万斯就多次抨击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推销这场所谓“容易”进行的战争。
二 美以伊战争的目标
美以伊战争的进程出乎美以预想，伊朗抵抗的韧性，特别是有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全球能源危机并传导至美国本土，引发通胀上升和油价暴涨。美国2026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大涨4.2%，创下三年来最大涨幅。截至5月，能源价格一年内暴涨23.5%；汽油价格5月环比飙升7.0%，同比涨幅高达40.5%。这不仅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和社会不满，还直接撕裂了特朗普执政底盘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选民阵营，其支持率不断下降，对美国中期选举形成强烈的负面冲击。《经济学人》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仅34%，跌至任内冰点。出于对美国国家核心战略利益和国内政治地位的考虑，特朗普不愿扩大对伊战争规模，特别是发动地面攻击，以免使美国陷入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转而寻求以和谈方式尽快退出战争。
与之相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则认为这是推翻伊朗政权、彻底清除伊朗核威胁与导弹这一对以色列生存威胁的绝佳机会，主张持续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压，甚至不惜扩大战争规模。3月20日，内塔尼亚胡表示，要实现伊朗政权更迭，对伊军事行动仅靠空袭不行，须采取地面进攻，而且要“持续到必要时为止”。当3月底特朗普释放退出战争的信号时，以方表示即使特朗普“拔掉电源插头”，也要以某种形式继续打击伊朗，因为只要伊朗现政权不垮台，就不会停止威胁以色列。此外，由于以色列受能源供应链冲击较小，短期经济波动有限，国家安全议题远高于经济利益。与美国不同，以色列犹太人中支持攻击伊朗的比率高达93%。针对以色列安全是否在特朗普的核心考虑因素中这一问题，尽管以色列犹太受访者对美国的信任度已从3月的64%下降到6月的41%，但其中依然有57.5%的人认为在当前条件下结束对伊战争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从已经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来看，特朗普政府似乎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置于优先位置，对伊朗的核约束条件宽松且临时，仅要求伊朗出具书面承诺放弃核武器研发和获取、协商高丰度浓缩铀处置方案，并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暂停铀浓缩扩张活动，而未要求伊朗将浓缩铀全部外运出境，承诺永久关停现有核设施和重水反应堆配套工业体系。同时，备忘录刻意规避了伊朗弹道导弹研发量产、海外代理人武装扩张等以色列关心的核心安全议题，还同意分阶段解除对伊单边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由此可见，特朗普的核心目标是急于达成一份所谓优于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外交成果，从而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积累政治筹码，从根本上忽视了以色列的核心安全关切。内塔尼亚胡在战争爆发前明确提出五大核心安全诉求：一是伊朗所有浓缩铀原料必须全部外运出境；二是伊朗不得保留任何铀浓缩能力，不仅暂停铀浓缩活动，而且要彻底拆除所有用于铀浓缩的设备与基础设施，从根源上消除核生产能力；三是必须管控伊朗弹道导弹问题，规定导弹射程上限为300千米；四是瓦解伊朗构建的恐怖“抵抗轴心”网络，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组织；五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必须对伊朗的核能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常态化有效监督检查，不能预留缓冲期。因此，以色列舆论认为，这是一份对以方来说“非常糟糕的协议”。《以色列时报》主编戴维·霍罗维茨（David Horo Witz）将该协议定性为“一场灾难性的屈膝投降”。以色列第12频道新闻分析师尼尔·德沃里（Nir Dvori）则把这份协议比作“外交版的10·7惨案”，称其是一场以色列完全没有做好应对准备的浩劫。
由此可见，虽然美国不断给以色列方面施压，但以色列不可能接受这一谅解备忘录，继续单独实施对伊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其实，早在2024年，以色列面对国际社会谴责，身处四面楚歌时，内塔尼亚胡就在大屠杀纪念馆强硬表示：“我在耶路撒冷发出明确信号，任何人都无法束缚我们的手脚。即便以色列只能孤军奋战，我们也会独自坚守，持续对抗敌人直至取得胜利。”目前，内塔尼亚胡尚未就美伊协议作出即时回应，但明确表示不管有无协议，伊朗现在和将来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其执政联盟的极右翼议员则声明，以色列决不会遵守这份协议的各项条款。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指出：“特朗普签署的这份协议对以色列没有任何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也公开表态，以军将继续驻扎黎巴嫩南部。同时发出警告，一旦伊朗向以色列发动打击，以方将全力反击，并命令军方制定计划，在必要时单方面打击伊朗核电站。事实上，以色列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数小时内，就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轮空袭，打击了八十多个真主党目标，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今后，以色列预计还会依托单边军事行动，通过精准空袭、跨境特种打击、前沿兵力部署等方式，针对性地压制伊朗核设施、导弹研发基地及真主党、哈马斯等代理武装力量。
三 战后中东地缘格局的变化
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订，使得以美战略合作进入一个再调适阶段，因为两国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的战略优先差异明显。近年来，不少美国人开始认为以色列在中东的安全利益牵制了美国的核心战略目标，已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2025年底，美国右翼极具影响力的媒体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多哈论坛上就提出，美国应降低以色列在本国战略布局中的权重，并将以色列定性为纯粹拖累美国的净负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一项最新民调也显示，46%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以关系总体上对美国是一种负担。特别是近年以色列外交资源高度绑定特朗普与共和党阵营，更使得其与民主党主流、自由派选民、美国犹太社群等多数群体的关系持续弱化。以色列一旦与白宫产生政策分歧，其在美国国会就会缺乏广泛、稳定的跨党派政治缓冲。因此，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依然不可低估，如以色列提供的情报共享、包括“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军工技术、顶尖网络安全技术，特别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可靠的民主盟友，但以色列作为战略盟国在美国中东离岸平衡战略中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兼容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是今后以美关系调适的重点，将在以色列的“安全优先”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中须寻找新的平衡点。有专家建议，以色列应重启与美国政府的深度协调，打消白宫的疑虑，避免美方认定以色列会通过黎巴嫩或其他战线的军事行动破坏美伊谈判进程，特别是应全面修复以色列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根基，避免其外交筹码仅绑定特朗普个人及其短期政治诉求。
美以伊战争的爆发与后续演化，彻底搅动了中东地区原本脆弱的地缘平衡，深度重塑以色列、伊朗、美国及海湾诸国的区域安全话语权与战略布局。这场冲突并非短期的军事对抗，而是地区长期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彻底打破了此前中东各方微妙的力量制衡，让地区地缘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
即使以色列暂时收手，但由于伊朗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地区影响力，以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难和平解决，此次美伊备忘录带来的甚至不是脆弱的地区“冷和平”，而只是恢复到2026年2月28日战争前的模式，因为特朗普本人就说过：“中东地区所谓的停火，只是‘以更温和的方式交火’，而非彻底终止一切战斗。”回顾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推动的多份和平协议，其中的加沙停火协议、以黎停火协议均陷入停滞困境，始终卡在第一阶段过渡环节，无法推进至长期和平治理方案，这也为此次美伊备忘录的前景埋下隐患。美以伊战争带来的最核心变局，莫过于美国在中东区域影响力的大幅衰退，尤其是在中东盟友体系中的安全信任度急剧下滑。长期以来，中东多国依托美国构建安全体系、维系该区域的生存与发展秩序，但美国主导的停火协议屡次失效，让各国彻底看清了其战略本质，单一依附美国的安全模式弊端彻底暴露。在此背景下，中东各国开始主动摆脱对美国的单向依赖，积极寻求战略自主性与安全架构多元化，推动中东地缘格局从“美国主导”向“多方制衡”转型。
通过这次战争，一方面，地区国家特别是部分海湾国家会主动缓和与伊朗的关系，通过外交努力化解对立，稳定地区安全局势，规避冲突带来的战乱风险。2026年8月27日，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突访伊朗，试图重启陷入停滞的外交努力。另一方面，有些国家也会拓展安全合作形象，包括域外大国、地区大国和邻域大国。8月7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定》即是明证。当然，以色列也将不断强化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亚伯拉罕协议》签约国在经贸投资、安全联防、情报共享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体系。这些国家也会将持续深化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持续推荐该协议的扩容升级，增强自身在中东地区未来的地缘安全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为区域安全对冲的重要手段，平衡伊朗主导的什叶派势力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