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阿明研究员在开幕致辞中对与会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她指出，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为理解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重要视角。本届论坛主题紧扣时代脉搏，既回应了国际社会的现实关切，也为青年学者提供了跨学科领域对话的平台。青年学者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生力军，希望与会代表畅所欲言、深入切磋，在观点碰撞中激发新的研究灵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并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受邀做主旨发言，他指出，国际格局的变动不是反常而是常态，其背后动力始终是大规模战争、科技革命以及大国自身兴衰与相互关系的变化。眼下所谓“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从西方转向非西方，尤其以“非西方性”最突出的中国崛起为核心；二是国际规范体系在演变，主权规范正受到人权、环保等规范冲击，人工智能也将催生新规则。然而这些变化尚非根本性、颠覆性的：冷战后“一超多强”的结构也并未被中美两极取代，中国还未成为独立一极，主权国家体系本身也依然存续。他还提出，全球南方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是否同一概念、中国是否属于其中，以及权力转移究竟导向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抑或是新型大国关系，都仍是未定之数，值得学者深入讨论。
围绕“四大全球倡议与国际格局新变化”，讨论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当全球性倡议从理念宣示走向具体实践，真正决定其成效的，是能否在差异巨大的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可持续的合作安排。当前国际体系的变动尚未动摇既有秩序的基本框架，但用以维系协调的旧机制效力正在递减，新兴领域的规则供给又明显滞后，这一落差正是各类合作倡议落地时面临的主要阻力。面对大国竞争加剧的外部环境，需要在认知与利益分化加剧的传统同盟、伙伴等关系内部重新寻找协调支点，借助更具灵活性、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维系低敏感领域的持续协作，将小范围的合作惯性转化为更大范围的秩序共建，并在与不同制度背景的行为体推进合作时，于利益交汇与现实约束之间作出更精细的策略设计。全球倡议的生命力取决于能否将其转化为兼顾灵活性、包容性与约束力的具体机制，而这既是对倡议本身的检验，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国际格局转型的实际走向。
“全球南方的结构性困境与集体行动”构成论坛的另一重要议题，相关讨论围绕全球南方话语影响力上升与实际议价能力不足之间的落差展开。南方国家在国际议程中的处境不能简单归结为实力欠缺，其深层制约来自内部结构：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与利益诉求的多元分化，抬高了联合行动的组织成本，也使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弱者的有效行动因此缺乏稳定支撑。新一轮技术与产业变革在释放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不平等，基础设施与关键要素的稀缺、技术门槛与规则制定权的不对称，使发展自主性和经济主权面临新的风险，而一些已获广泛承认的公平诉求，也常在资金、技术与责任划分的具体博弈中难以兑现。由此，把发展需求转化为议程设置能力，在新技术、新产业的规则形成阶段及早介入，同时在保持内部差异的前提下建立必要的协调框架，推动全球南方由被讨论、被代表的对象转变为能够采取一致行动的主体，成为破解结构性困境的关键所在。
“人工智能与数字治理的机制整合、路径分化与阵营化压力”成为论坛讨论的又一重点，技术竞争加剧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的分合走向引发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治理机构在职能重叠与规则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已出现整合趋势，但机制合并能否真正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仍取决于成员间权责划分、议程协调与执行约束能否同步到位。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虽然伴随着技术脱钩的压力，但尚未转化为整个国际秩序的阵营化对立，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第三方国家普遍保留着自主选择空间，其基于自身发展需求与风险判断作出的政策取舍，有效缓冲了大国对抗的传导效应。在数字主权层面，中小国家因要素禀赋与战略取向的差异，呈现出明显的路径分化，统一的技术阵营并未形成；而在议题的另一面，技术力量与产业体系、军事体系的深度结合正在改变对外干预的形态与实施，使数字竞争的影响溢出到传统安全领域。面对技术竞争向治理领域的外溢，各方应在机制整合中兼顾规则的包容性与约束力，充分重视第三方国家的选择自主性，避免将技术领域的分歧扩大为秩序层面的对抗。
在评论环节，《国际经济合作》主编郭语、《东北亚论坛》编辑部主任孟祥臣、《国际展望》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石晨霞先后发言，围绕文章的问题意识、论证逻辑与学术表达等方面进行点评，并提出富有针对性的修改意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汤伟研究员、吴泽林副研究员、陈永副研究员结合各自研究专长，就发言人论文的拓展方向与深化路径提出中肯建议。本次活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青年学术交流中心主任彭枭副研究员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