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9日下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联合主办，上海社科院国际所美洲研究室承办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来自上海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健研究员致辞。他表示，本次研讨会召开恰逢其时。不久前中美元首成功会晤，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凝聚重要共识，为今后一段时期两国关系发展明确了全新战略定位。他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这一新定位，聚焦中美关系现实挑战、潜在合作领域、分歧管控机制、全球治理协作等重点议题深入交流研讨，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与对策参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莼思研究员做了题为“单极世界终结与美国的战略选择”的发言。吴莼思从大历史周期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战略走向，指出美国学界和战略界正逐渐接受“单极世界终结”的现实，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标志着美国正在脱离冷战后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她认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社会内部对承担全球事务巨大成本的意愿都在下降，都不得不在重振国内经济方面投入更大关注。吴莼思强调，美国真正的矛盾实际是其国内经济结构问题，而非外部威胁。她分析认为，拜登政府试图利用外部资源（盟友）服务于大国竞争，而特朗普政府则在重新审视美国的地缘优势及对全球能源和资源的控制能力。虽然路径不同，但两者都面临如何界定“主要矛盾”和“与中国相处”的难题。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何奇松教授做了题为“中美基础设施竞争”的发言。何奇松提出，中美竞争已超越传统的领土和军事范畴，延伸至“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是国家权力投射的关键，不仅是港口、铁路，还包括数据流动、技术标准、金融配置权以及安全排除权。他指出，中美两国都在将本国的制度优势、产业能力和安全边界通过基础设施进行全球投射。他对比了两国的路径：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强调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和工程带动，注重发展导向；而美国则通过“重建更好世界”等倡议，强调高标准、价值观、技术壁垒和安全化，试图构建对华的制度性替代。何奇松强调，太空、数字网络、关键矿产和海底光缆已成为竞争的新前沿。他指出，基础设施竞争具有长期性，未来的竞争将围绕网络节点控制、规则标准制定以及安全边界的划定持续展开。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付舒副教授做了题为“‘美国优先’长期化：民粹主义外交的民意基础”的发言。付舒指出，特朗普的回归及其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标志着美国外交正在偏离二战后形成的两党共识，即多边主义、全球化和价值观外交。这种新外交形态可以被定义为“民粹主义外交”，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三个维度：政治上反多边主义，经济上反全球主义，文化上反价值观外交。通过数据分析，他指出美国的这种外交转向并非单纯的特朗普个人风格，而是美国国内社会结构变化的外溢。付舒认为，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将长期影响美国外交，使其底色变得更加防御化和内向化。这种趋势是超越个人的，即便没有特朗普，这种由民众焦虑感支撑的政治逻辑也会持续存在，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意愿已经彻底崩塌，未来将更加关注国内问题。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陈佳骏做了题为“战略稳定与美国政企协同趋势研析”的发言。通过聚焦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政企协同”在对华竞争中的作用，陈佳骏指出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正呈现出一种可被称之为“爱国资本主义”的特征，通过股权投资、引导私人资本，将关键产业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深度绑定。他认为，当前美国希望与中国达成“战略稳定”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国内尤其是企业界的需求。美国商界领袖担心被排除在中国市场外会削弱其全球竞争力，因此支持稳定关系。陈佳骏认为，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在推行产业战略，试图通过制造业回流来重塑供应链。他同时指出，美国的做法面临两党在“关键产业”界定上的分歧以及国会授权的不确定性问题。
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做了题为“中美经贸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问题和路径”发言。何伟文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指出，近两年中美双边贸易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显著降低。他认为，过去长期被视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传统经贸纽带，其稳定局势的作用逐渐减弱。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双方不能再单纯依赖传统的贸易增量来维持关系的稳定。尽管传统贸易额下降，但何伟文强调，美国对华的关税壁垒以及炒作“产能过剩”等问题依然是当前双边经贸关系中的主要摩擦点。美方试图通过设置市场准入壁垒来保护本土产业，这种做法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何伟文对未来的竞争与合作格局持审慎乐观态度。他认为，虽然传统领域的依赖在减弱，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领域正在崛起。这些新赛道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中美两国竞争与合作的新焦点。他建议，双方应在这些代表未来生产力方向的领域寻找新的交集与平衡点。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美洲研究室副主任柯静副研究员做了题为“特朗普访华后中美经贸关系的风险因素和趋势前瞻”发言。柯静从政治心理与决策风格的角度，剖析了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微观状态，并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策略进行了差异化分析。柯静认为，此前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给双方带来的并非积极的稳定，而是一种深层的“疲惫感”。这种疲惫源于双方都缺乏能够迅速打破僵局、压倒对方的有效手段，导致关系处于一种“想动动不了，想断断不掉”的胶着状态。在分析美国对华策略时，柯静特别指出了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的显著差异。她认为，相较于拜登时期强调规则导向和盟友体系的刚性打压，特朗普政府更注重交易、清单化和领导人个人外交。这种风格虽然在极限施压上更为激进，但在实际执行中反而具有更强的弹性和讨价还价的空间。柯静强调必须高度警惕美国“301调查”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国内强大的政治阻力。这些因素随时可能打破目前的平衡，引发新一轮的剧烈波动。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马萧萧副研究员做了题为“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人才制裁新动向”的发言。马萧萧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科技人才政策延续并强化了第一任期的“脱钩”逻辑，核心是切断中美科技人才的交流通道，以遏制中国科技崛起。尽管特朗普本人曾在2025年8月后释放“欢迎中国留学生”等缓和信号，但美国国会、国防部、司法部等持续推动严厉措施，如扩大签证限制学校范围、建立科研人员数据库、强化出口管制执法等，导致多名华裔科技人才被捕或被迫离美。美国对华科技人才制裁对中美教育和人文交流产生了诸多影响，恶化了在美华裔科研环境，推动华裔科技人才离美，并改变留学生流向等。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教授做了题为“美国经贸战略转向及评估”发言。宋国友分析了特朗普2.0时期美国经济战略的四大转向。具体地，一是贸易政策，特朗普政府试图将对外有效关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但结果是贸易逆差总体上未见下降；二是吸引外资政策，虽高调宣传巨额招商引资，但除了人工智能领域之外，实际落地差强人意；三是货币金融政策，在该领域，美国当前面临强势美元、资本市场稳定与债务问题的“三难困境”；四是能源政策，特朗普政府在政策该领域相对成功，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并以此作为贸易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总体上来看，特朗普政府经贸战略成效参差不齐。关于中美经贸关系，宋国友指出2026年5月元首会晤后，中美经贸数据可能触底反弹，飞机、发动机、农产品等采购协议将支撑双边贸易回升，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提供经济基础。
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长严安林做了会议总结并就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做了发言。严安林分析了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策略。他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体现出“不重视台湾”、“不明确表态”和“不愿卷入台海冲突”等特征。在中美元首的近期会晤中，特朗普总统未当面谈及台湾问题，但在返美途中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因‘台独’发生冲突”“不愿派兵到台湾”，并强调“未做任何承诺”。台湾赖清德当局对此高度紧张，岛内舆论甚至认为特朗普“未提台湾之名”。严安林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上有所保留，但其实际表态已释放出一定积极信号，未来美方可能在“不支持台独”“不搞两个中国”“不利用台湾作为遏制工具”三方面形成新共识。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刘阿明研究员，国际所美洲室执行主任吴其胜副研究员分别主持了领导致辞和专家发言环节。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还围绕围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台湾问题、中美经贸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