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十五五”这一关键时期的认识，既要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切入，也要认识把握这一期间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国际环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更加有所作为，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强化引领塑造、善于主动运筹、加强统筹协调，引领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发展走向，主动塑造中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为“十五五”这一关键时期营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关键时期；外部环境；大国外交；“十五五”时期
作者简介：王健，男，江苏江阴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外关系和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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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同时，会议也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们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本文将围绕大国战略竞争和国际秩序变革关键时期的战略讨论、“十五五”关键时期的外部环境特点趋势以及如何更有作为地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十五五”，乃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塑造良好外部环境作初步探索。
一、大国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关键时期的战略讨论
2022年前后随着大国博弈加剧，美西方及俄罗斯等逐步将未来十年视为大国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决定性十年”或“关键十年”。“十五五”时期，乃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其具有一定的时间重合性。美国拜登政府在《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世界正处在历史转折点。接下来的十年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中美竞争的基调，关系到如何应对俄罗斯构成的严重威胁，也关系到我们能否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经济动荡等全球性挑战。2024年美国商务部又出台《决定性的十年：商务部引领国家安全战略》，阐述了美国商务部在未来十年内如何从经济、技术创新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推动国家安全战略实施。这表明美国政府已意识到，中美战略竞争正从“接触+遏制”转向“战略竞赢”，若要“竞赢”中国，就必须全力遏制中国发展。2023年4月，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就表示，未来五年将决定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走向。美国学者乔纳森·沃德也明确指出：“我们只有这个十年（2020—2030）来赢得或输掉这场竞争。对美国来说，这是关于2030年的竞争，而不是2049年。如果我们等到2030年才行动，我们将输掉这场长期博弈，而且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因此，美国将未来十年，尤其是未来五年视作遏制中国的“重要窗口期”，甚至是“最后窗口期”。美国对华采取了投资、联盟、竞争、改造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组合战略遏制，尤其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高科技领域持续围堵中国，其根本目的在于阻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2025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对华政策出现一些调整。最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则不再沿用“唯一竞争者”的提法，而是将中美关系描述为“近乎对等的大国关系”，并将重塑对华经济关系作为对华博弈的重点。2025年11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启动全新国家计划“创世纪计划”。该计划被比作是AI领域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整合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数据和基础设施，利用人工智能变革科学研究方式、加速科学发现，是美国国家竞争方式的一次战略升级。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对华战略竞争的底层逻辑并未改变。
欧盟对全球秩序变革的认知，以2022年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提出的“时代转型”为标志性节点。当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世界正面临着时代转型，俄乌冲突结束了一个时代。新的大国已经或重新出现，包括经济强大和政治自信的中国。在新的多极世界中，不同国家和政府模式正在争夺权力和影响力。《2023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将未来国际秩序变革界定为“重构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威权修正主义秩序”之间的竞争，并指出世界正进入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十年，而“全球南方”国家可成为关键的“摇摆国家”，对未来秩序格局具有决定性影响。欧盟委员会《战略远见报告2023》强调，欧盟正经历一场“深刻且雄心勃勃的转型”，涉及气候中立、数字化、社会包容和战略自主等多个领域，而未来十年将是欧洲能否实现可持续竞争力和地缘政治自主的关键时期。全球格局正在被重新塑造，地缘竞争加剧、“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供应链重组等，这要求欧盟既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又要增强自身在战略产业和技术上的自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024年也指出，未来十年是我们必须关注的时间跨度，欧洲面临被严重削弱甚至彻底边缘化的巨大风险。今天的欧洲，同样面临生死存亡。而欧盟最新发布的《战略远见报告2025》对当前历史阶段作出更深刻的界定，强调世界秩序正经历系统性动荡，并提出“韧性2.0”概念，即欧盟需要具备应对持续危机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系统性韧性。报告认为当前多极竞争态势、气候危机、科技变革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叠加，将决定欧盟能否在2030年后仍保持全球影响力。报告呼吁欧盟不应仅防御性应对，而要主动设计未来，通过提前布局战略技术、强化伙伴关系与防务合作，实现地缘政治的自主与掌控。
2022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瓦尔代”俱乐部年会的发言中指出，虽然世界正站在一个历史关口，面临着“可能是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最难预测，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十年”，但他提议不要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对抗”，而是承认世界所有文明都有权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指出，当前世界秩序的瓦解仍处于初期阶段，这种瓦解并不仅仅是俄乌冲突或中美竞争所致，而是原有的传统社会和政治动员机制的长期衰落，以及现有的国际多边机制的有效性乃至合法性正受到质疑。这种瓦解在未来十年很可能延续并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等各领域。
英国2023年更新的《综合评估报告》则强调，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风险和动荡加剧的时期，这种状况很可能持续到2030年代之后。报告指出，“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和采取的步骤，将决定我们在2030年代及以后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强调英国必须在未来十年投资于战斗力平台和武器系统，以应对国家间系统性竞争这一对英国利益最直接和最重大的威胁。而日本202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称正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和复杂的安全环境”，“国际社会的快速变化”可能在中长期内持续，并产生将改变国际社会性质的历史性后果。该战略将执行期设定为“未来大约十年”，明确提出在这一时期加强防卫能力的目标，强调“我们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此外，澳大利亚2023年《国防战略评估》明确指出，“从战略上讲，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印太地区的决定性时期”，大规模的常规和非常规军事集结导致印太地区面临几十年来最具挑战性的环境，并且承诺在未来十年大幅增加国防投资，实施“国家防御”战略。
由此可见，“十五五”时期处于大国战略竞争和国际秩序变革关键期，各国战略走向，特别是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将成为“十五五”时期的重大外部变量，也将对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产生直接且深远影响。
二、关键时期的外部环境特点及趋势
与历次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转型的阶段特征相似，当前全球发展环境正呈现不确定性攀升、不稳定性扩散、国际规则体系趋于松动、国际力量结构加速重塑的叠加态势，“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2.1 安全领域
安全领域呈现出多重危机叠加、传统与非传统风险交织、大国竞争将从“传统对抗”向“复合博弈”转换。第一，大国竞争回归国际安全核心议程，地缘政治冲突呈现多点爆发态势。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宣布：“后冷战时代结束，大国竞争时代开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对抗，2014年、2022年两次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矛盾。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对华维持强硬竞争并追求灵活现实主义，对俄罗斯寻求有限缓和以集中资源遏华，同时要求盟国责任分担。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提升了西半球的战略地位，但依然秉持“以实力促和平”的基本取向，在亚太地区强调强化第一岛链拒止体系。事实上，北约东扩的触角一直在向亚太延伸，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机制仍在不断强化。拥核国家间互信持续减弱，新一轮军备竞赛已然显现，核武器小型化、战术化应用风险上升，战略稳定机制因单边主义行径而日趋脆弱。与此同时，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升级。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2023年全球共记录了183起地区和地方冲突，是三十年来冲突数量最高的一年。另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4年《全球和平指数》，有多达97个国家的安全状况出现恶化，成为该指数发布以来恶化国家数量最多的一年。目前，这一趋势仍在持续恶化。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国家间武装冲突成为2025年的首要风险，23%的受访者认为其最有可能引发全球重大危机。
第二，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深度关联，全球风险日益增大。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相互叠加，形成危机传导的链式反应。同时，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恐怖主义回潮、网络攻击、大规模难民流动等全球性问题频繁爆发，特别是新兴安全议题迅速上升，包括人工智能滥用、生物技术扩散、外空与极地军事化、深海资源竞争等“新公域”安全问题逐步显现出全球性、系统性风险特征，而在大国竞争加剧，国际合作意愿减弱的背景下，应对上述多元安全威胁的能力与协调机制愈发薄弱。例如，全球平均气温即将超越《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阈值，这标志着人类正踏入一个危险地带。在这个区域内，多个气候临界点的触发可能给数以亿计的民众带来灾难性的风险。然而西方国家却将自身国家利益凌驾于全球气候合作之上，典型表现为美欧对华新能源汽车及太阳能设备加征关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放松对化石燃料的限制，力推传统燃料产业复苏。这些行为已对全球气候合作造成实质性冲击，进而加剧极端气象灾害、传染病流行、粮食危机等衍生风险。世界经济论坛第56届年会举行前夕，论坛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未来十年的长期风险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非传统安全的极端天气事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地球系统出现重大变化、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正走向一个高风险时期。总之，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进入高度不稳定期，安全边界模糊、威胁类型多元、对抗态势升级。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美俄欧之间矛盾更趋复杂多变，但由于核威慑的限制，大国之间正面军事冲突的风险总体可控。在此背景下，大国的代理人手段以及地区大国争夺地区影响直接导致区域安全危机凸显。例如，印太地区的海洋权益争端因大国介入将持续升温，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因素显著增多。美国怂恿菲律宾持续挑衅中国南海主权和权益，导致南海安全局势不稳，中国与东盟“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展不顺。美国昆西研究所发文指出，从“台湾有事论”到“台湾地位未定论”，日本高市早苗“搞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日本安全政策的“结构性变化”，日本正在为其更大规模军事介入地区局势、突破战后国际体制埋下伏笔。中东、非洲、拉美等资源富集地区的战略争夺加剧，部分国家内部动荡与外部干预交织，形成“国内冲突国际化”的恶性循环，冲突风险有可能从传统热点地区向更多区域蔓延。同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性挑战，大国间也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合博弈态势，特别是太空、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疆域和新技术的利用与规范，亟需大国加强合作以提升治理能力，但其战略属性亦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在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方面，在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同时，区域安全架构会加速创新，推动安全治理向“多层嵌套”模式演进。
2.2 经济领域
全球化调整步伐加快，货币体系去美元化加速，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碎片化与阵营化趋势。首先，全球化进程正经历深刻重构，其运行逻辑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美西方主要国家正通过推动产业链“在岸化”“近岸化”和“友岸化”布局，促使全球价值链加速区域化与阵营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表明，自俄乌冲突以来，以美国为中心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两大集团之间的贸易流量及已宣布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其下降幅度比同一集团内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降幅分别高出12%和20%。与此同时，企业亦从单纯追求效率转向兼顾安全与稳定，推动供应链结构和地理布局再平衡。基于全球3500家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96%的受访企业因地缘政治风险而调整供应链布局。而与2021年相比，将生产环节和供应商迁回本土或邻近市场的企业数量在短短一年内增长逾一倍。此外，随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提速，锂、钴、镍、稀土等关键矿产已被各国视为战略性产业竞争的关键要素。这些矿产在储量、采选、冶炼等环节高度集中，常见情形是前三大生产国合计占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例如，2024年澳大利亚、智利和中国的锂矿产量合计占全球总产量的74%。又如，全球78%的石墨产自中国，69%的稀土在中国开采，76%的钴来自刚果（金），约60%的镍产自印度尼西亚。目前，美国正联合日韩、澳大利亚等国筹建“关键矿产交易俱乐部”。同时，七国集团成立“关键矿产生产联盟”。这些都显示出关键矿产资源的地缘竞争正不断加剧，将对相关产业链的稳定与安全造成深远影响。
其次，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呈现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增强、数字货币竞争升级、系统性风险显著攀升等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在币种构成已明确的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已降至56.3%，较2024年末下降1.47个百分点，创二十五年来新低。从长期趋势来看，2014—2024年间美元储备占比已从65.8%下滑至57.8%，下降约8个百分点。尽管美元仍是全球储备货币体系的核心，但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已对黄金、本币计价资产、区域货币和数字资产给予更多关注。而截至2025年7月底，全球央行数字货币试点项目已增至49个，创历史新高，批发型全球央行数字货币成为跨境清算体系改革的重点方向。同时，稳定币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数字货币生态。美国将稳定币视为捍卫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创新工具，加速推进稳定币立法，并强化美元锚定机制的制度背书。据统计，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末，美元稳定币的市场规模已超过220亿美元，占所有法币锚定稳定币总市值的99.8%。此外，在高债务、高利率及地缘政治紧张等多重因素叠加下，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明显加剧。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体系及数字资产市场的关联度不断提高，成为潜在的风险放大与传导渠道。
最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陷入深度失能与结构性危机，共识决策原则遭遇摒弃，治理格局呈现“多轨并行、阵营分化”特征。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长期停摆，严重削弱其争端仲裁与规则执行职能。美国正在通过单边关税、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措施，强化“产业安全优先”逻辑，并以“对等关税”施压他国在外资安全审查政策上与其保持协同，试图构建排除中国资本、强化盟国协调的“外资安全俱乐部”，使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向“多阵营对抗、多规则并行”演变。世贸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贸易限制正持续攀升。2025年4月，新增进口壁垒占全部干预措施的比重首次超过国内补贴达到44%，同期出口壁垒也由2024年10月的6%升至2025年5月的14%。另一方面，美国正运用国际金融治理工具，意图将“美国优先”议程与地缘经济竞争战略嵌入全球治理体系。2025年10月，美国财政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深入分析包括中国等大型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溢出效应，并敦促世界银行将关键矿产供应链纳入其议程，旨在服务美国经济安全与产业竞争目标。此类趋势强化了国际治理的政治化取向，削弱了全球发展议程的独立性与包容性。随着资源配置和议题优先级日益被地缘竞争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融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发展公平性必然下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将持续攀升。
总之，在全球化重构进程中，旧有规则与秩序正遭受深刻冲击。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抬头削弱了全球经济的开放性与协调性，碎片化趋势势必侵蚀体系效率。然而，区域合作持续深化，亦在供应链和产业链整合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同时，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正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能与方向。未来，全球经济格局或将呈现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供应链、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供应链，以及以中国为枢纽的亚洲供应链等多中心格局，为全球化的再平衡提供结构性支撑。多种力量的交织与互动，将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秩序重塑，并加速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共存、协同演进的新阶段迈进。
2.3 科技领域
技术革命临界突破将近，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大国科技博弈或将导致全球技术生态分叉。首先，从科技史演进规律来看，“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的双螺旋发展呈现显著周期性特征，技术创新进入“指数级爆发期”。目前，世界已进入新一轮技术革命，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可控核聚变、新材料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许多颠覆性技术接近临界突破。技术的快速创新正在推动全球技术格局经历显著变化，包括对计算能力的需求呈现指数级增长，并加速实验进程。特别是，近年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开端，其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能够通过高度互联和智能化的生产系统，彻底改变各个领域的流程，并通过改进人机交互来增强而不是取代人类。
其次，“技术与产业协同进化”是工业革命演进的核心逻辑，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达到新高度。当前，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与产业化链条呈现“边界消融”特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其中，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与新兴思路，产业创新通过市场需求、生产反馈，推动科技创新向更具应用价值的方向发展，两者的融合引发生产要素改变，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可以说，新一代技术的交互性与融合性引发了技术与产业的全方位重构，而只有具备足够“经济基础”的大国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进而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最后，技术革命已演变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终极战场。历史经验表明，蒸汽机引发英国霸权、电力技术推动美国崛起，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成为国家实力对比变化的“决定性变量”。同时，大国高新技术竞争加剧也使得全球技术生态因地缘政治影响面临系统性分叉风险。事实上，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启动对华技术“脱钩”以来，拜登政府进一步将技术竞争确立为中美博弈的核心，并以“小院高墙”策略加速构建“高科技小多边联盟”体系。特朗普第二任期进一步加大对华科技竞争，并开始调整策略，以2025年7月23日美国政府发布的《赢得竞争：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为节点，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正式由“技术遏制”转向“生态竞争”。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主任维韦克·奇卢库里等共同撰写的报告明确指出，特朗普政府不仅要为全球提供前沿人工智能芯片的获取框架，更应开放更为广泛的先进技术，借此将各国纳入美国的科技生态体系。
总之，科技革命的影响正通过生产力变革引向大国关系重塑。从中长期看，中美两国将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半导体、太空技术、量子技术等方面保持第一梯队，中国在部分领域加快对美赶超。同时，技术“脱钩”将导致全球贸易流动减缓、资源错配及跨境知识扩散下降，从而削弱全球经济增长。随着科技竞争的加剧，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也变得更加政治化。因此，从战略层面来看，持续推进供应链“脱钩”的举措，可能导致中美两国形成二元分叉的技术生态体系，这一结果既不符合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也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与持续增长。
2.4 社会思潮领域
民粹主义不断强化，身份政治日益凸显，认知域成为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核心领域。第一，民粹浪潮将持续抬头并扩展。西方长期以市场自由化、私有化与去管制为增长驱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组合，面对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均、实体经济金融化、公共服务持续弱化的现实，难以回应中下层民众不断加剧的焦虑与相对剥夺感，民粹主义由此获得滋生土壤。今后，受美国刻意操弄推动，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将持续升温，民粹势力有可能在一些国家攫取政治权力，并加速向其他地区蔓延。
第二，身份政治日益成为政治动员工具和社会分裂的放大器。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内部不平等持续加剧以及移民与跨国联系日益普遍化，使得基于种族、性别、地域或宗教的身份认同，不再是单纯的文化议题，而成为可被制度化操控的政治资源。在当代政治语境下，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治力量，均倾向于将身份认同工具化，强化特定群体的内部团结与政治参与。欧盟已在政策指南中指出：政治本身越来越转向一个新的轴线，在传统经济冲突之上，文化价值与身份议题已变得同样或更为重要。但与此同时，身份政治也削弱了不同群体间的社会信任，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对立。
第三，在市场逐利逻辑驱动下，技术平台与算法建构的信息生态，正在深刻重塑社会思潮的生成与传播机制。算法推荐、个性化推送与社交网络的“回路效应”，会强化意见同质化，形成所谓“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放大情绪化、极端化与错误信息的传播。在公共话语被算法中介的大背景下，社会思潮的演化出现“技术—认知—政治”三重连锁反应：技术先塑认知环境，认知环境影响群体情绪，群体情绪再通过政治渠道转化为制度性结果或抗争。
总之，认知战场正成为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核心领域。在当前全球权力重组中，“全球南方”国家的思想探索与政策实践为国际思潮演进提供了新的范式与资源。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尝试、以及金砖合作机制扩员所带来的制度合作平台，都表明除西方以外的治理模式与发展理念正在走向制度化与地区化实践。这些南方方案强调发展主权、资源再分配与文明多样性，并通过南南合作及新多边机制不断扩大影响力，从而在国际认知战场上与传统西方话语形成竞争。新自由主义治理框架正被“国家再介入”话语所挑战，国家在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得到凸显。这些新发展理念也在西方国家内部引发反思与讨论。
三、以更有作为的大国外交塑造外部环境
“十五五”时期国际环境动荡与变革交织，安全、经济、科技、社会思潮的各种竞争、冲突、整合既相互掣肘又彼此催化，形成复杂的演进动力系统，历史机遇与现实挑战并存。为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更加有所作为，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引领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发展走向，主动塑造中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为“十五五”这一关键时期营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3.1 强化引领塑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关键时期应该强化引领塑造。
第一，要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符合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具有很强的引领力，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共识凝聚。我们要在已有数十个国际、地区和领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拓展。
第二，要倡导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这是中国针对国际秩序演变和全球化深刻调整给出的中国方案，增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性和指导性。我们要坚持各国主权平等、发展权利均等，摒弃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团结“全球南方”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均衡协调方向发展。我们还应通过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措施致力于破解发展失衡问题，让全球化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第三，要持续推动四大全球倡议走深走实。四大全球倡议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解决“全球赤字”提供了中国倡议，有助于引领世界大变局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演进。
全球发展倡议要更加聚焦发展中国家紧迫需求，扩大资金与技术支持力度，推动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建立更高效的项目对接机制，助力更多国家突破发展瓶颈，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要在继续扩大“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等的协同功能，尤其要将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方向，建设好“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安全倡议要在总结促成沙特和伊朗复交、调停泰柬冲突、建立国际调解院等成功经验基础上，继续完善全球安全合作框架，推动国际调解院扩大成员覆盖范围、提升争端解决效能，加强与区域安全机制的协同联动，助力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从根源上防范化解全球安全风险。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后，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及各种双边和多边文件。今后要丰富文明对话形式，依托“文明对话国际日”、文明古国论坛、亚洲文明对话等系列机制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反对文明优越论与文明冲突论，让文明交流成为增进各国互信、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纽带。全球治理倡议应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顶层设计，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协调配合，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推动国际组织改革完善运作机制，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践行多边主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3.2 善于主动运筹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要进一步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目前，我国已与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今后，我们要持续推动伙伴关系升级，加大双边、多边和新领域命运共同体构建力度。
第一，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当前，我们正处于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关键阶段，必须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局势。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推行 “改变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印太战略”及“对等关税”等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周边安全与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变化。我们要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携手周边国家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筑牢周边命运共同体根基。可以以全球安全倡议和亚洲安全模式为指引，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遵循“由易而难、由存量到增量”思路推进合作。从非传统安全合作切入，重点加强涉恐、涉诈、跨境犯罪等风险领域的联合执法，以非传统安全促传统安全合作。优化上海合作组织、亚信、澜湄合作等现有安全合作平台的机制化水平；把握美国战略收缩形成的“战略窗口期”，将周边地区打造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示范区；补强我国在周边地区的知识性权力与国际传播能力短板，通过公共外交、民间交往与人文交流协同推进，引导塑造于我有利的周边叙事，久久为功赢得周边人心。
第二，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我们要努力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必须要抓住2025年中美釜山峰会后的“稳定可控期”，加强沟通，拓展经贸投资、能源环保、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华遏制打压，必须始终坚持“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各类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开展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增强合作底气，依托经济韧性与发展潜力拉长合作清单。要持续深化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内核的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特别是双方要共同抵制任何干扰破坏中俄友谊和互信的图谋，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高浪急所扰，以中俄战略协作的确定性和坚韧性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始终将欧盟视为多极化中的一支战略性力量，特别是要立足美欧关系的动态调整与地缘格局的深刻演变，牢牢把握中欧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多于分歧的基本面，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为原则，以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为导向，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第三，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在不断增强，改革国际治理体系的呼声也愈发强烈。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研究表明，中国基础设施项目对夜间灯光的提升效果优于世界银行的类似项目。事实上，中国援助对受援国的GDP、消费和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今后，中国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持续与非洲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建设，共同落地 “十大伙伴行动”，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中非人民。以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阿峰会为核心平台，以“八大共同行动”早期收获为基础，加快构建创新驱动、投资金融、能源合作、经贸互惠、人文交流“五大合作格局”，积极筹办好好2026年第二届中阿峰会和中海峰会，助力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依托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机制，扩大贸易往来、深化产能合作、加强人文互通，持续推动中拉及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提质升级。同时，我们要强化多边平台赋能，除在联合国体系内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声、维护其合法权益外，持续做大做强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等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3 加强统筹协调
大国外部环境从来就不是因变量。中国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夯实发展根基中不断增强对外部环境的塑造能力。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强化系统思维和统筹协调能力，重点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第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要主办好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全面参与二十国集团合作，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在中国与东盟成功签署自贸区3.0升级版本议定书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扩容升级，推动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区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特别是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成果显著，已成为我国积极应对外部经贸环境变化、稳步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支撑，其战略价值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我国进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了50%。
第二，要增强高水平安全，完善涉外安全机制建设。我们要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十五五”期间，中国大国外交要在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维护战略通道安全、加强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同时，统筹用好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例如，围绕粮食安全，要进一步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农业合作。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已在境外实施了1000多个涉农项目，投资产业以粮食、经济作物为主，包括水稻、玉米、大豆、天然橡胶、棕榈油、棉花、畜产品等。在“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农业投资合作项目达到800多个，其中民营企业项目占比85%以上；投资存量达到140亿美元，较5年前增长约48%。在能源资源、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与储备领域，一方面我们要深化国际合作，提升关键矿产海外供应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切实维护我国公民、法人的海外合法权益，积极构建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的预警防范。此外，必须提升并完善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的斗争能力，健全相关工作机制，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尤其要进一步强化对全球治理规则的参与度和引领力。
四、结 语
“十五五”时期作为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既是国内发展提质增效的攻坚阶段，也是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秩序加速演变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作为与成效，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关系到我国国际地位的巩固与提升，更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未来走向。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精准把握国际形势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方位与要求，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合作与竞争等重大关系；同时强化主动作为，善于在变局中把握主动、在乱局中化危为机，持续提升引领塑造能力和运筹协调水平，以务实举措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参与，积极推进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持续塑造中国与世界关系新格局，破解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为“十五五”发展营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