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倡导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同周边国家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强各领域交流、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形成务实高效的周边工作框架，推动周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彰显出未来我国周边工作的三重递进。第一，周边工作理念已超越务实功能性合作而有更多情感，愈加注重人的因素。第二，周边外交目标是周边命运共同体，要从共同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高度审视。第三，周边外交工作方式，要有务实高效的周边工作框架，除了现有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和双边外交，还得有整体性的战略统筹。
将周边工作提升到这样的战略高度意味着新的挑战，而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深度联动便是新挑战的重要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大国战略竞争正深度改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模式。当前世界变局核心动力之一就是大国竞争。在护持霸权的诉求的推动下，某些国家前所未有地将战略力量集中到中国周边地区，对我国周边事务的介入，无论程度、范式和形式都呈现指数级加深。后果是，我国周边形势发生体系性变化，周边热点问题客观上成为域外大国插手地区事务、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抓手。管控困难，解决更是难上加难。地区合作逻辑或者地区合作制度也发生明显变异，某些国家及其盟友会以各种方式在周边地区制定对其有利、对中国不利的规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正常交流往来都已不在于能否给本地区带来共同收益，而在于是否会导致大国影响力的此消彼长。
第二，经济全球化正以区域化形式推进，周边整合诉求进一步提升。在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和技术等多种力量推动下，全球化动力不断减弱，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以保护国内福利为由出台贸易保护、产业干预和技术管制等限制性政策。美国积极构建印度经济框架、推动友岸/近岸外包，谋求“去中国化”的供应链。欧洲则以去风险为纲领推动对华制造业的适度脱钩，防止产业对华的过度依赖。印度推动产业替代，作为其“经济自主”“产业兴国”的重要路径。在大国的带动下，诸多中小国家开始将安全作为经济的核心因素，区域化、近岸化和本地化成为潮流。首先，邻国贸易创造效应开始凸显，各国纷纷加强了与邻国的市场整合，譬如东盟超越欧美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次，各国对外投资都开始寻找中间跳板。美国资本开始不直接对华投资而将部分产业链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这一背景下，中国也必须更加积极谋求周边生产网络和市场容量的整合。譬如RECP促进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贸易和投资往来，提升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重要性，如何进一步提升还有很多工作可做。这就是说，我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工作的统筹必须放在全球层面观照，未来也必然根据新的全球化态势不断动态调整。
第三，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也促使周边国家统筹难度上升。世界变局第三个突出标志便是世界多极化趋势，尤其“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整体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推动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合理、公平和有效方向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愿望强烈，不再满足于被动服从西方设定的议程，成为大国之外的另一股力量和声音。然而也必须意识到“全球南方”国家也有着高度复杂性、异质性和动态性，各国发展水平差异大、债务和地缘风险集中、制度和文化时常冲突。我国周边国家是“全球南方”的重点区域，也有着“全球南方”的普遍特征，对世界秩序有着改革的强烈愿望也有相互矛盾的诉求。这决定了其对外行为时常与域外大国基于不同议题和自身的利益建立意愿式联盟。这一背景下，虽然绝大多数国家迄今不愿选边站队，但在具体议题对华态度却也分化得较为明显，譬如在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问题上一些国家就试图追随美国实施较为强硬的对华政策，甚至主动迎合美西方炮制“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框架；另外一些国家也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与华合作。这些都必然增添我国周边或者“全球南方”工作的复杂性。
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深度联动说明，我国的周边工作已不能“就周边论周边”，周边工作必须有大局观。必须时刻关注大国关系深度调整和全球化新趋势，及时通过各种机制和平台将“全球南方”尤其周边的“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先行整合。这就需要注重顶层设计和战略沟通，协调彼此利益诉求和发展目标，凝聚更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共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不断指引，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更好示范，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将超越利益的层面而在现代化这个层面得到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