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是“全球南方”的一支重要力量。非洲国家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重视“全球南方”合作的战略意义；关切非洲在“全球南方”的主体性；聚焦非洲在“全球南方”的发展权；谋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全球南方”国家追逐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探索并形成的现代化模式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关注。基于非洲国家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它们期待有选择地借鉴中国现代化经验，期待中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期待中国加大产业发展能力投资，期待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及发展绿色能源方面加强合作，期待中国在技术和教育领域为非洲国家提供更多帮助。鉴此，中方应高度重视非洲国家的“全球南方”的认知，积极回应它们对中非携手现代化的新期待，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为中非携手现代化提供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发展合作，为中非携手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文明交流，为中非携手现代化提供坚实持久的民心基础。中非应以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关 键 词 “全球南方” 非洲发展 中非现代化 “十大伙伴行动”
作者简介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邹小婧，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博士生。
2022年前后以来，“全球南方”重新引发国际政坛和学术界关注，甚至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23年度热点词汇。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下国际力量格局深刻变化基础上出现“政治新觉醒”；另一方面，美西方国家也将“全球南方”视为争夺未来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支撑性力量。2022年，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世界正面临着时代转型（Zeitenwende），乌克兰危机结束了一个时代。在新的多极世界中，各国正在竞逐权力和影响力。2023年，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提出西方要“重新赢得‘全球南方’”。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指出，2023年全球政治最有意义的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也是“全球南方”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此成为美西方国家施加对“全球南方”影响力的主要目标之一。2024年，美国兰德公司呼吁美国政府将非洲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卡拉·弗里曼（Carla Freeman）指出，中国推动的全球安全倡议可能会对美国作为全球安全产品提供者的传统领导地位造成威胁。事实上，非洲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不是竞相攀比的名利场。近年，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非洲正经历新的觉醒，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坚定一员，始终与非洲国家一起，不断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不公，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共同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1/3，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了解非洲国家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与新期待，有助于中非携手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作为“全球南方”的一支重要力量，从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开始，非洲国家就开始了反殖民、谋独立的“第一次觉醒”，不断增强对“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随着百年变局下国际力量格局深刻变化和非洲开始积极探索符合非洲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尤其是更加重视自立自强，更加坚持自主选择，更加关注可持续、多元化发展的“第二次觉醒”以来，非洲国家对“全球南方”及其在“全球南方”背景下自身地位的认知不断加深和拓展。
（一）重视“全球南方”合作的战略意义
在“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非洲国家更加重视南南合作的国际作用。
首先，非洲国家将加强南南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非洲国家可以提升经济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AIIA）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西迪罗普洛斯（Elizabeth Sidiropoulos）表示，通过南南合作，非洲国家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发展经验。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支持。
其次，在南北合作受挫的背景下，非洲国家对于南南合作的作用抱有更高期待。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国际合作与区域一体化司司长穆娜·尤尼斯·霍奇（Mouna Yonis Hoche）指出，自2000年以来，传统捐助方提供的援助量显著减少，这促使吉布提扩大其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与 “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前莱索托王国发展规划部部长特洛赫兰·彼得·奥马内（Tlohelang Peter Aumane）表示，与传统援助方相比，南南合作的优势包括实施速度更快、交易成本更低、资金使用效率更高。与南北合作相比，南南合作的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包括技术援助、财务支持（如预算支持、项目融资）、技术转移、技能培训等。
再次，南南合作有利于推动非洲国家实现非盟《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正基于此，不少非洲国家将南南合作纳入本国发展议程。贝宁共和国前外交与合作部长奥雷连·阿格贝农西（Aurélien AAgbénonci）表示，南南合作成为贝宁所有发展计划的核心，包括《政府行动计划（2016—2021）》和《国家发展计划》。科特迪瓦外交、非洲一体化与海外侨民部长卡库·瓦雅·莱昂·阿多姆（Kacou Houaja Léon ADOM）表示，南南合作凭借更灵活的合作模式，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为各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成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盟《2063年议程》的有效途径之一。
最后，南南合作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应对发展中的挑战。非洲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资本和技术领域的制约，南南合作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贝宁共和国前外交与合作部长奥雷连·阿格贝农西表示，贝宁政府坚信南南合作的优点，认为其能够加速具有相似现实状况的国家的发展。乌干达财政、规划和经济发展部部长马蒂亚·卡萨伊贾（Matia Kasaija）表示，南南合作为乌干达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包括与发展轨迹相似的伙伴分享知识和最佳实践、技术支持、技术转移以及财政支持。因此，乌干达将继续提供有利的合作环境，以促进南南伙伴关系的发展。埃及总统塞西强调，在全球分裂的局面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加强南南合作，这是应对当前挑战的关键手段。
（二）关切非洲在“全球南方”的主体性
非洲国家充分认识到美西方利用“全球南方”作为地缘政治竞争工具的企图，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略自主，在美西方“选边站”的压力下，坚持不结盟策略和独立立场。非洲国家不结盟政策源于冷战期间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冷战时期的权力斗争给它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历史背景使得非洲国家对过于紧密地与任何一个权力集团结盟持谨慎态度。约翰内斯堡大学全球非洲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古斯塔沃·德·卡瓦略（Gustavo de Carvalho）认为，非洲不结盟立场就是在寻求与世界大国建立互利关系的同时，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和选择权，同“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进行多方互动，增强自身影响力，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强大发言权。对于非洲国家来说，追求自主不仅仅是避免结盟，而是战略性地利用多边关系谋求利益最大化且风险最小化。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西迪罗普洛斯等人表示，不结盟政策可以确保非洲国家能够自主选择合作伙伴，而不是被迫在大国之间“选边站”。正基于此，非洲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坚持不结盟原则，更加注重维护主权、促进区域合作以及推动南南合作，以增强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2023年，肯尼亚总统鲁托访美，同时，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计划将肯尼亚列为美国“重要非北约盟友”，大幅提升两国军事合作层级。对此，非洲不少国家表示异议，内罗毕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利斯·奥库穆（Willis Okumu）评论道，“此次访问对鲁托而言获得了成功，但对肯尼亚人来说未必如此。”南非安全研究所专家彼得·法布里休斯（Peter Fabricius）也提出，要区分鲁托和肯尼亚的利益。非洲争端解决中心创始人瓦苏·冈登（Vasu Gounden）呼吁，非洲国家领导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求最大利益的理念，决不能为了自己狭隘的政治或个人利益而屈从于外部利益的提议。无论是非洲人民还是非洲领导人，都不应成为这一新世界秩序中的“棋子”。南非大学历史系教授奎西·普拉（Kwei DLS Prah）认为，“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提升了相关国家拒绝发达国家强加政策的话语权，使非洲取得了在地缘政治上的主体性。
（三）聚焦非洲在“全球南方”的发展权
非洲国家认为“全球南方”话语叙事的重新兴起，有助于引起国际社会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地缘政治冲突下的发展困境。新冠肺炎的暴发导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程严重受阻，南北鸿沟持续拉大，粮食、能源危机严重影响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使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发展问题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边缘化。不少西方国家在增加对乌克兰援助的同时，削减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援助。2022年，在非洲国家面临严峻经济困境的情况下，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下降了5%以上，系十年内的最大降幅，同时对乌克兰的援助额增加了145%。其中，丹麦削减了对布基纳法索一半的援助及对马里40%的援助，以安置乌克兰难民。瑞典从其援助预算中拨出 10 亿美元来支付接收乌克兰难民的费用。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将发展议题政治化、边缘化，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疫情肆虐、增长乏力、环境恶化等多重困境，渴求全球将目光重新聚焦发展问题，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摆脱困境。在上述情势下，南非安全研究所（ISS）顾问罗纳克·戈帕尔达斯（Ronak Gopaldas）指出，“全球南方”的重新兴起，促使“全球南方”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吁国际社会重新关注这一群体面临的困境。肯尼亚总统鲁托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起来解决影响世界的问题。国际增长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纽法默（Richard Newfarmer）表示，在各国政府和其他捐助方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援助的同时，不应推迟履行全球粮食安全联盟、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理共同框架等国际合作机制。缩减对非洲的发展援助计划只会增加贫困，加剧粮食短缺。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呼吁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关注，以帮助他们应对影响其发展进程的各种挑战。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西迪罗普洛斯强调，根据2023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对全球在 2030 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评估，非洲面临着一些最严峻的挑战。
（四）谋求建立公平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
非洲各国认为“全球南方”再次引起关注，反映了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改革以西方为中心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整体性诉求。肯尼亚总统鲁托表示，“全球南方”经济无法实现发展的原因在于，它们有效参与和受益的机会被系统性地边缘化和被排除在多边话语之外。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报告，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的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愿望，而希望邀请非盟参加二十国集团不应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非洲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资金规模高达数万亿美元，期待二十国集团能够真正构建发展融资的全球架构。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还力图通过自身的整合提升与发达国家谈判的议价能力。例如，约翰内斯堡大学古斯塔沃·德·卡瓦略（Gustavo de Carvalho）研究员建议，非盟在中非合作论坛、美非领导人峰会和俄非峰会等多个国际平台应发挥核心作用，就非洲的发展议题进行磋商，并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等路径增强非洲国家之间的发展互补性，以加强非洲大陆的能力、发言权和影响力。非洲转型倡议中心（ACET）的《马拉喀什框架：非洲的全球金融架构议程》报告指出，除了二十国集团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等全球机构也必须重新评估其董事会的权力平衡，并摒弃股权数量应自动转化为决策权的想法。非洲国家应该对各国的优先事项和国际机构范围内的决策有更大的发言权。事实上，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深受美元霸权之苦。摩洛哥新南方中心的阿卜杜萨拉姆·萨阿德·贾尔迪（Abdessalam Saad Jaldi）认为，非洲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直反对美元武器化和借此实施的单边制裁。“全球南方”多国对2023年加入金砖国家表现出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希望加入一个被认为是“去西方化”先锋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新增一个代表撒哈拉以南非洲席位的决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对非洲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影响不大。非洲国家希望改变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远不止布雷顿森林机构及其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改变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与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开展贸易、投资和融资业务的方式。2024年12月，南非正式接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非洲大陆和“全球南方”的发展优先事项将更加深入地融入二十国集团议程中。
“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特征。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最为集中的大洲，当下非洲对于“全球南方”认知特点凸显它们欲抓住世界之变历史机遇，通过“全球南方”合作促进自身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非合作长期以来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早在1955年由亚非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自主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非洲国家就表达了与中国等亚非国家一起，在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指引下，共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愿望。而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特别是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非经济合作的力度大大加强，成为非洲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的主要伙伴。随着“全球南方”在百年变局中整体性崛起，非洲国家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也不断加深和拓展，非洲的发展战略自主性、参与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动性和对南南合作的战略重要性认识都在上升，与中国开展南南合作的战略契合度不断增强。2015年1月，非盟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峰会，通过了作为“非洲愿景和行动计划”的《2063年议程》，号召非洲人“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命运基础上合力建设繁荣团结的非洲”。2022年11月非盟提出了推动非洲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十项建议”。这份建议旨在加速非洲大陆的经济转型，助力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竞争力。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高度契合。目前，非洲与中国建交的53个国家中，52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中一半以上是非洲国家。中国提出的一些发展理念和倡议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认可。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表示，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十大伙伴行动”有力表明中国愿助力推进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南方现代化建设。总体看，非洲国家基于“全球南方”背景针对当下自身发展难题，期待在以下方面深化中非合作。
（一）期待有选择地借鉴中国现代化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1979~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0%的增速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24.8%，居世界首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提升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2023年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中国在非洲的支持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从 2022 年的52% 上升至 2023 年的 58%，比美国高出两个百分点。2023年，中国在非洲地区的支持率创下了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在7个国家（其中许多位于西非）的支持率与 2022 年相比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加纳（15%）、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各为14%）。相较之下，美国在非洲的平均支持率则从 2022 年的 59% 下滑至 2023 年的 56%。
中国实现了7.7亿贫困人口的脱贫，不仅完成了世界脱贫史上的奇迹，为世界提供了脱贫攻坚的中国样本与中国方案，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非洲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态度在非洲晴雨表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中得以证实，约24%民众表示希望选择中国模式作为其国家发展的指引。非洲多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大规模的脱贫成就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板。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也进一步提升了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赞扬中国取得的“显著经济成就”，并认为“非洲可以从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模式中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如何利用其产能和自然资源作为增长的催化剂”。贝宁总统塔隆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为包括贝宁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贝方愿一如既往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配合，积极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成功经验，推动贝中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总书记奥马尔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成为非洲政党学习借鉴执政经验和发展方式的榜样。尼日利亚国会参议长戈德斯维尔·阿克帕比奥（Godswill Akpabio）表示，尼日利亚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合作交流，借鉴中方在扶贫及治国理政方面的成功经验，希望中方继续支持尼方工业及农业等领域现代化。曾担任埃塞俄比亚三任总理顾问的阿尔克贝·奥库巴（Arkebe Oqubay）分析了埃塞俄比亚对于中国模式的学习与应用，提出埃塞俄比亚要积极学习中国的工业化经验，特别是如何通过建立国家工业园区和特殊经济区来推动外资引进与技术升级。非盟委员会贸易和工业部专员法蒂玛·哈拉姆·阿西尔（Fatima Haram Acyl）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令人鼓舞，我们必须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并不断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以加快发展。
（二）期待中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基于历史与现实原因，非洲一直是全球政变的频发区。从全球范围看，1950年至2023年，世界各地共发生了492 起未遂或成功的政变，其中非洲就发生了220 起。根据经济与安全研究所的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不安全地区，全球和平指数的3个指标（持续冲突、安全和安保措施以及军事化）均出现下降之势，并且出现了跨境暴力冲突现象。例如，苏丹的和平指数在全球163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仅次于也门。从非洲地区内部看，近年，在非洲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利因素冲击之下，2019年以来，非洲政治暴力事件和死亡人数急速上升。根据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统计，2021年，非洲地区共发生了30 866起各类暴力冲突事件，导致43 791人死亡。冲突国家的数量也大幅增加，2010年只有5个非洲国家面临经常性的恐怖袭击，至2022年已经扩大到14个国家。暴力冲突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造成大量平民无家可归，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2022~2023年，非洲因冲突导致流离失所的人群数量增加320万，比上年增加13%。截至2023年8月，共有 4 000 万非洲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是 2016 年的两倍多。而在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的 15个非洲国家中，有14个国家正在经历冲突。近年来，一度趋向稳定的非洲又出现“政变潮”，自2020年8月以来，非洲地区先后发生了8次政变，加蓬、尼日尔、苏丹、几内亚、乍得先后发生政变，布基纳法索和马里更是在9个月内发生两次政变。
经历长期战乱和内乱的非洲国家深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认为和平环境是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非盟和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多次在联合国会议上表达希望中国继续在维和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南苏丹、刚果（金）等冲突频发地区，希望中国在萨赫勒地区和东非等地区打击极端主义方面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持，提升其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并在非洲冲突调解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前莫桑比克总统菲利佩·纽西对中国政府帮助恢复莫桑比克北部德尔加杜角省安全形势所采取的举措表示高度赞赏。在2021年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塞内加尔外交部长艾萨塔·塔尔·萨勒呼吁中国加强中国在萨赫勒地区反恐中的作用，以推动中国在安全领域的更多参与。萨勒部长表示：“我们希望中国的影响力能够成为支持塞内加尔和所有涉及萨赫勒地区不安全问题国家的强有力声音，以便我们在那里的军队拥有更多合法手段打击恐怖分子和收复失地，我们希望中国能与我们并肩前行。”
（三）期待中国加大产业发展能力投资
从产业结构看，目前，非洲国家发展还是过于依赖原材料出口，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22 年非洲报告指出，83% 的非洲国家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占全球依赖大宗商品国家的 45%。非洲最贫困的国家有12%的收入来自自然资源租金，而中等收入国家仅为4.7%，高收入国家则仅为1.9%。这种资源依赖性经济增长模式长期未能得到改善。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金武米·阿德西纳（Akinwumi Adesina）指出，出口原材料只会导致经济增长的脆弱性，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仅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而取得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化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最可行的路径，但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非洲的制造业出口仅占全球总量的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呈下降趋势。2022年，非洲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仅为2%。贸易失衡在导致非洲财富外流的同时，也使得非洲供应链处于高风险态势。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对外国制造品和中间产品的高度依赖导致非洲市场出现严重短缺，进一步加大了非洲经济的脆弱性。同时，非洲工业化发展在区域和行业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从区域角度看，2022 年，54个非洲国家中只有11 个国家的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15%。就地理分布而言，北部非洲国家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贡献最高，其次是西部国家地区，再次是南部非洲国家，而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国家相对较弱。在工业绩效方面，北部非洲国家和南部非洲国家集中了非洲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南非在“竞争性工业绩效指数”中排名首位，摩洛哥、埃及、突尼斯、博茨瓦纳等国紧随其后。从行业上来看，食品加工、非金属矿产品和饮料是制造业增加值最大的行业。相比之下，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以及其他运输设备等行业的贡献非常有限。此外，落后的基础设施掣肘了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交通方面，非洲基础设施普及率处于较低水平。非洲每100平方公里仅有2公里的硬化道路，即全非公路中仅有53%为硬化路，只有43%的非洲农村人口能够全年使用全天候公路。落后的公路、铁路和港口设施使非洲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成本增加了30%至40%，严重制约了私营部门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非洲因资金短缺等原因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再次落后于世界，面临扩大数字鸿沟的威胁。2023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83%的人口享有“3G”移动网络，远低于全球其他地区95%的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发展的缓慢严重阻碍了非洲国家的产业发展。非洲经济委员会研究显示，基础设施的缺失使非洲国家的生产力下降40%，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减少约2%。非洲开发银行预估，非洲每年基础设施建设需要1 300亿美元~1 700亿美元，资金缺口高达680亿美元~1 080亿美元。
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市场规模、政局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对非投资流向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和领域特点。在西非地区开展经贸活动的中资企业最多，其次是南部非洲和东非地区。对此，埃塞俄比亚智库非洲之角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的创始人阿里·伊萨·阿布迪（Ali Issa Abdi）认为，一些脆弱国家（如索马里和南苏丹）因长期的内部冲突和经济不稳定，在吸引中国投资方面存在困难，期望中国在这些国家的重建和经济复苏中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在具体领域，过去中国对非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行业，近年来也逐渐在数字经济、可再生能源、医疗卫生、农业科技、智慧城市等新兴领域增加投资。非洲国家自身也积极通过建设非洲大陆自贸区、改善营商环境、颁布数字经济战略、设立特别经济区等方式推动外资对非投资的多元化。非洲国家也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平衡在基础设施、贸易、金融等领域的投资，从而促进非洲的长期发展。鉴此，津巴布韦学者克莱顿·哈兹维内·范布努（Clayton Hazvinei Vhumbunu）提出，希望中国更多地投资矿产品和农产品的本地加工，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出口产品的多元化。此外，非洲国家还认为，中非投资合作要以关键矿产为契机提升工业化水平，尤其是通过矿产的增值链（如加工和制造）来实现经济多元化，特别是希望中国加强这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完善矿产品开发利用的上下游产业链。
（四）期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及发展绿色能源方面加强合作
一方面，非洲是全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导致非洲极端天气频发，干旱、洪水、热浪、飓风等极端天气不仅损害了非洲基础设施和农田，加剧了粮食危机，也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非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随着非洲人口增长迅速和工业化发展，电力需求不断增加。不少非洲国家拥有较为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及水电资源，据非洲开发银行估计，非洲拥有几乎无限的太阳能发电潜力（10太瓦），丰富的水力发电（350吉瓦）、风能（110吉瓦）和地热能（15吉瓦），但当下资源开发利用率较低。由此，非洲国家希望通过发展绿色能源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非洲的风险状况使得投资者不愿意将资金投入未经证实的前沿技术和创新，加之以往西方国家经常对非洲“口惠而实不至”，2009年，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筹集1 000亿美元以支持较贫穷的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截至2023年，这一承诺尚未实现。非洲需要绿色投资来带动新兴产业发展，改造现有生产部门并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国在绿色能源开发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生产国，拥有最大的光伏装机容量和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新三样”。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品的制造领域长期保持领先，且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并实现能源转型。非洲国家希望与中国进一步拓展深化电力、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南非国际研究所在其发布的《中非能源与气候合作：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展望》中指出，鉴于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品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及中国对气候与能源问题的关注，非洲国家希望中非合作能产生积极的气候成果，并做好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气候与能源议程的对接。
（五）期待中国在技术和教育领域为非洲国家提供更多帮助
非洲国家青壮年劳动力多，约60%以上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但许多青年人缺乏就业所需的技能，求职者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造成大量青壮年失业，这不仅阻碍了非洲本土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非洲人才培养的短板主要受制于基础教育及职业教育的薄弱。一方面，非洲基础教育薄弱，教育资源的匮乏与不平等限制了该地区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非盟官员劳瓦雷·科尔（Lawalley Cole）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教育问题依然严峻。目前，该地区小学适龄失学儿童占全球总数的57%。同时，数字鸿沟也进一步加大了非洲与其他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许多学校缺乏基本的技术条件，如可靠的互联网连接、计算机和数字设备。此外，非洲职业教育起步晚，质量相对不高。非洲发展银行在《2024年非洲经济展望》中指出，非洲急需发展技术与职业教育，减少技能错配现象，使毕业生具备市场所需技能。
而中国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特别是中国的职业教育以校企合作、产需结合、智能化为特色，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的重要的人才基础，引起了非洲国家的浓厚兴趣。对此，非盟教育、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穆罕默德·贝尔霍辛表示，职业技术教育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盟《2063年议程》具有关键作用，并呼吁中国进一步扩大在非洲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提升青年就业能力。马里国家创业、就业和职业培训部长巴加约戈·特拉奥雷部长表示，希望扩展培训业务，不断深化两国职业教育合作。加蓬国民教育、职业教育和公民培训部长恩图图梅表示，希望借鉴中方在职业教育、远程教育、乡村教育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深化两国合作。尼日利亚总统技术转让委员会主席达赫鲁表示，希望中国加强与尼日利亚在农业等领域的技术交流，为尼日利亚发展提供更多助力。埃及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长艾曼·阿什尔强调，希望通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推动埃及的新工业革命，如学习中国在开发人工智能课程方面的经验。坦桑尼亚教育科技部常务秘书富兰克林·鲁韦齐穆拉表示，希望中国帮助坦桑尼亚培养新一代懂得创新、创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促进坦桑尼亚经济可持续增长。因此，当下非洲国家迫切希望中国对非开展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从而加快非洲国家实现产业转型和经济现代化。
综上，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如何回应非洲国家在安全、投资、人才培养、发展经验方面的期望，成为中非合作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
2024年9月4日至6日，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成功召开。这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面向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习近平主席在峰会期间郑重宣布了未来三年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涵盖文明互鉴、贸易繁荣、产业链合作、互联互通、发展合作、卫生健康、兴农惠民、人文交流、绿色发展、安全共筑等十大领域。“十大伙伴行动”着眼中非人民的共同追求和根本利益，立足双方推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积极回应了非洲国家对中非携手现代化的新期盼，深受非洲国家的欢迎。刚果（布）总统萨苏等非方领导人明确表示，“十大伙伴行动”覆盖中非合作的所有领域，针对非洲面临的所有挑战，完全符合非洲的需要，将为非洲发展振兴提供实实在在的助力。中非共和国总理莫卢瓦表示，他看到了中国推进中非高质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坚定决心，切实感受到中方矢志帮助非洲国家建设现代化、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的真诚心愿。加纳智库非中政策咨询中心执行主任保罗·弗林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六大主张’，正是双方人民的共同期待，彰显了中方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为进一步推进非中合作提供了新路径。”针对非洲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路面临的挑战，中方需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国家在破解急难愁盼难题上的合作。
（一）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为中非携手现代化提供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长期以来，中方不仅在联合国支持为非盟自主和平行动提供充足、可预测、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还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自1990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有超过80%部署在非洲，累计向非洲派出维和人员3万余人次，在17个联合国维和任务区执行任务。现有1 800余名维和人员在马里、刚果（金）、阿布耶伊、南苏丹、西撒哈拉等5个非洲任务区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中国还支持非盟和各次区域组织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非洲的大国加强引领性行动，推动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热点问题。2019年以来，中国先后举行中非实施和平安全行动对话会、首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军事医学专题视频会议，并积极参与非洲国家举行的和平安全领域重要会议或论坛。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积极斡旋非洲热点问题，为推进非洲和平与安全发挥了独特建设性作用。2022年，中方倡议举办的首届非洲之角和平会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为进一步落实“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提供平台和动力，受到地区国家积极响应和支持。
今后，中国要进一步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在“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基础上推动非洲之角和平会议机制化，打造倡议合作示范区，推进安全共筑伙伴行动。此外，中方还应加强与非洲军事合作，落实好向非方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为非方培训6 000名军队人才和1 000名警务执法人员，邀请500名青年军官访华等合作事项，同时积极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联合巡航，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共同维护人员和项目安全。
（二）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发展合作互鉴，为中非携手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在非洲建设了一大批助于非洲发展的项目。以基础设施领域为例，中国企业已在非洲各国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铁路超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港口近百个，多所学校和医院投入运营，惠及超9亿非洲人民，推进了非洲大陆互联互通。中国为非洲1/5的区域性和洲际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并参与建设了1/3的项目，尤其在东非和中部非洲，中国参与建设的项目占比分别达到54.7%和38.5%，提供的融资比均超过了1/4。对此，塞内加尔非政府组织国际预算伙伴关系执行主任阿马杜·马莱内·尼昂评论道，“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力促进了非洲国家间贸易交流，降低非洲内部贸易成本，使非洲国家长期受益。又如，中方在非洲参与的工业园快速吸引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带动非洲国家制造业发展，加速当地工业化进程，为非洲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肯尼亚学者塞莱斯汀·拉里亚（Celestine ARarieya）认为，中国不仅推动了肯尼亚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改变了该国的整体经济格局，助力肯尼亚实现2030年愿景，还通过华为等科技公司帮助肯尼亚实现了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坦桑尼亚总统办公室规划与投资国务部长基蒂拉·亚历山大·姆库姆博（Kitila Alexander Mkumbo）尤其赞赏中国不仅“授之以鱼”更“授之以渔”的合作方式。阿尔及利亚学者西哈姆·马塔拉（Siham Matallah）表示，中国通过技术转移、项目投资等形式，帮助阿尔及利亚在制造业、农业、旅游业等领域建立更多的本土产业。总体看，中非发展合作成效显著，在以下方面需继续着力：
第一，加强产业对接，深化对非产业链合作，稳妥有序推进中非相关产业园和投资项目，与非方共同打造产业合作增长圈，支持非洲本地价值链建设和制造业发展，启动“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建设20个数字示范项目，共同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第二，加强贸易合作。中国自2009年起连续16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非贸易额占非洲整体外贸总额比重连年上升。今后，中国要积极落实主动向非洲国家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等承诺，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非洲大机遇，着力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进一步扩大非洲农产品准入，深化电商等领域合作，实施“中非质量提升计划”。
第三，加强绿色发展合作。中国一直高度重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2024年《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指出，中非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坚持绿色低碳方向，大力推动建设绿色发展工程。仅中非合作建设的光伏电站装机容量累计就已超过15吉瓦，可再生能源点亮了非洲的万家灯火。未来，中方要继续大力推进中非绿色发展合作，在非洲实施30个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好“非洲光带”，同时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共建30个联合实验室，开展卫星遥感、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为中非合作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第四，加强互联互通合作，进一步推动在非实施30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打造陆海联动、协同发展的中非互联互通网络，助力非洲跨区域发展，提高非洲整体工业化和一体化水平。
第五，加强农业合作。中国要以粮食安全、减贫发展、能力建设、贸易便利、伙伴网络等为五大重点方向，加速推进峰会农业合作成果落地，从各国国情和自然条件优势出发，开展更有针对性合作，建设10万亩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推动非洲农业增产提效。此外，为帮助非洲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通过债务重组、优惠贷款条件等方式，不断减轻非洲国家的债务压力。2022年，中国免除了17个非洲国家23笔无息贷款的债务。此外，在2024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又宣布未来三年愿向非洲国家提供3 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鼓励和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债”。此举将为中非投资合作注入新动能。
（三）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文明交流，为中非携手现代化提供坚实持久的民心基础
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方面，中方要与非方打造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设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25个中非研究中心，并依托非洲领导力学院培养治国理政人才，邀请1 000名非洲政党人士来华交流，深化双方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形成更多思想上的共鸣、理念上的认同，从而为中非合作打下更坚实、更广泛的政治社会根基，提供更深厚、更持久的精神滋养。2026年，中非将共同举办纪念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人文交流年”等活动，共同实施中非“文化丝路”计划和“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同时，中方要加快在非洲实施1 0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努力打造具有长效性和示范性的品牌项目。
在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方面，60多年来，中国累计向48个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员25万人次，诊治患者约23亿人次。今后，中非要加强卫生健康合作，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推动实施医疗卫生、抗疟项目和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提高非洲民众的健康水平。此外，中国需持续推进与非洲国家的人才创新合作。中国在非洲已建立了“鲁班工坊”，为推动当地人才培养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做出了积极贡献。截至2023年底，“鲁班工坊”开设自动化、云计算、电子信息、动车组检修、工业机器人、城市热能应用等70多个专业，累计招收学历生6 100余人，非学历生31 000余人次，培训外方专业教师4 000余人次。今后，中国要同非方继续深入推进“未来非洲职业教育”计划，共建工程技术学院，建设10个“鲁班工坊”。
当前，“全球南方”从“沉默的大多数”到声势卓然壮大，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2024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支持“全球南方”合作八项举措、启动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和中国支持全球发展八项行动，为推动“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持续作出中国贡献。
加强同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石。非洲国家在聚焦“全球南方”合作的同时，非洲的国际合作环境愈加复杂化。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看，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冲击促使美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拉拢盟友、打压中国的战略企图更为明显，非洲也成为美国挑起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地区。2024年，意大利、韩国、英国等多国均举办了与非洲相关的峰会，形成对中非关系的加码竞争。从地缘经济视角看，新能源革命方兴未艾，而非洲又拥有着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这促使非洲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飙升，欧盟等西方经济体必然加大在非洲与中国的科技竞争，抢占高科技产业发展制高点，以期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中占据优势。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在“全球南方”加强合作声音渐增的情势下，期待中国引领的“全球南方”合作能推动其自身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成为主流声音。步入中非携手现代化的征程，中国需高度重视非洲国家的“全球南方”的认知和对中非携手现代化的新期待，沿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六个现代化”大方向，支持非洲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