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主持了“全球应对合成麻醉品威胁联盟（Global Coalition to Address Syntheic Drug Threats）”峰会。
该峰会自2023年6月启动以来已有159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主要从“破坏芬太尼等合成药物的供应链”“检测新出现的毒品威胁”以及“推动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三个方面展开全球性行动。峰会上，11个核心国家在新倡议的指导下对未来分工做出具体部署，并共同签署了一项联盟承诺，决心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扩大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增加实时监控和救助途径的方式，全方位打击芬太尼供应链的泛滥。
拜登任内似乎极为关注包括芬太尼在内的非法合成毒品的全球制造和贩运问题。然而，现实却是美国国内的毒品危机依然处于失控边缘。毒品管控政策的无力,需求端的庞大规模，已经让美国成为这场全球性合成毒品危机的“震中”。
近年来，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药物成瘾问题对社会构成的严重威胁，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国内外药物成瘾问题。
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名警察展示其收缴的非法药品（2024 年 2 月7 日摄）。 新华社 / 路透
在国内层面，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了《国家药物管制战略》（National Drug Control Strategy, NDCS）。该战略优先关注通过毒品政策促进种族平等、加强预防教育及扩大戒毒队伍，以遏制致瘾药物的滥用趋势。
在国际层面，美国携手志同道合的国家与组织，共同发起了“全球应对合成麻醉品威胁联盟”，旨在从全球供应链的角度切断阿片类药物（特别是芬太尼）等合成毒品的生产与扩散。尽管美国在政策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与资源，现实却依然严峻且令人担忧。
首先，非法药物使用的群体规模依然庞大。根据药物滥用与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最新发布的数据：2023年，12岁以上的美国民众中至少有7000万人曾使用非法药物，占美国总人口的24.9%。这一数字反映出药物滥用的问题已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国民健康的重大隐患。
其次，因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逐年攀升。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发布的数据，因药物过量致死的人数已从1999年的16000人猛增至2022年的近108000人，增长了5倍多。其中，阿片类药物（以芬太尼为主）过量致死的人数增长最为迅猛，成为药物中的“头号杀手”。2022年，有多达73000人因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除此之外，甲基苯丙胺（精神兴奋剂）和可卡因过量致死人数紧随其后，同样呈现显著增长态势。
严峻的现实证明，药物成瘾问题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侵蚀着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虽然拜登政府在毒品治理领域做出了多方努力，但从居高不下的死亡人数与逐年上升的死亡率看，现行政策难以遏制毒品泛滥的趋势。
尽管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但高成瘾率与高致死率暴露出美国各级政府在药物管控策略上的失效。这也说明，无论是在国际合作中聚焦阿片类药物供应链的破坏，还是在国内加强法律制裁、完善预防与治理工作，均未能触及“药物成瘾”这一顽疾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仅仅限制供应和加强监管，难以有效遏制药物成瘾蔓延的趋势。
2022年2月1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缉毒人员在查获的毒品旁工作。新华社/美联
首先，药物成瘾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2016年，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J.D.万斯（J.D. Vance）在其著作《乡下人的悲歌》中描绘了“铁锈带”地区蓝领白人群体面对经济衰退、工厂关闭及家庭破碎时的无奈与绝望——曾经自认为坚韧且自立的工人阶层，如今在贫困和失业的夹缝中逐渐滑向药物成瘾的深渊。这种剧烈的社会经济地位落差，使得这些群体在无法实现自我价值时选择以药物来缓解精神痛苦和情感创伤。这一现象揭示了社会不平等与药物滥用之间的直接关联。
其次，心理需求未被满足也是药物成瘾的重要原因。对于年轻群体而言，药物不仅能在日常生活中带来短暂的愉悦感，更能提供一种逃避现实压力的方式。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的相关研究显示，药物使用在青少年中广泛流行，其背后往往是对社会认同、情感连接及心理安慰的渴望。对于LGBTQ+群体而言，毒品的使用往往与应对社会压抑和家庭排斥的心理需求密切相关。药物在他们眼中，不仅是获得快感的工具，更是一种对抗长期压抑的情感负担和社会歧视的手段。
此外，致瘾药物带来的“兴奋”作用逐渐在职场精英中蔓延。部分高强度工作的科技从业者为了应对超负荷的工作压力，通过吸食兴奋剂或其他药物来提升注意力、保持长时间清醒。例如，马斯克被指与硅谷其他科技高管一样，习惯使用致幻剂（如LSD和“魔法蘑菇”）以及微量氯胺酮（Ketamine）来应对压力或寻求“突破性”工作表现。部分科技行业高管将致瘾药物视为提升工作效率和激发创造力的“辅助工具”，这已逐渐成为硅谷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是当代职场的新隐患。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近年来愈发重视药物成瘾问题，并在阿片类药物的管控方面出台了多项防治政策，但其策略“治标不治本”。加之国内政商利益集团的反作用力，不仅削弱了联邦政府对药物流行的控制，还推动了大麻等致瘾药物合法化进程，使药物治理政策朝着更加不可控的方向演变。这种局面使得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与自由”观念失去了公共健康这一根本价值。
首先，医药企业在药物治理政策中的角色同联邦政府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多年来，部分药企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推动危险致瘾药物流入市场，并通过政治游说手段影响政策制定。以马林克罗（Mallinckrodt）公司为例，这家制药公司因广泛销售阿片类药物而饱受争议。今年，该公司已向三名说客提供了近33万美元的资金，以游说政府放松对阿片类药物的管控。类似的利益勾结并非孤例。萨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凭借捐赠和“社会贡献”在文化和学术界赢得声誉，但其财富却源于其控制的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对成瘾性止痛药奥施康定（OxyContin）的推广。药企将经济利益置于公共健康之上，暴露了美国政府在药物监管上的严重失守。
其次，大麻合法化的推动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对毒品的认知。大麻政策项目（Marijuana Policy Project, MPP）是美国国内最大的推动大麻合法化的组织之一。该组织提出“大麻合法化和监管的十大理由”，声称“监管而非禁止”更能阻止青少年接触大麻，甚至宣称大麻的毒性和成瘾性低于酒精和烟草。然而，这些论点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且忽视了大麻对青少年心理和大脑发育的潜在危害。美国成瘾中心（American Addiction Centers）的研究指出，青少年吸食大麻会影响大脑发育，导致学习和记忆能力显著下降，最终可能造成长期的智力损伤。尽管大麻企业声称会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接触，但在大麻合法化政策逐步扩展至全国的背景下，青少年接触大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上升。
再次，政商利益博弈导致政府对药物管控策略出现矛盾与失衡。联邦政府一方面加强对阿片类药物的管控，试图遏制因药物成瘾导致的死亡率，另一方面却默许大麻合法化在各州的迅速扩展。如今，美国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大麻合法化使用州，约70%的民众支持大麻合法化，甚至大麻合法化的推动已成为某些政客的竞选承诺。如在2024年大选中，即便在共和党和保守派中大麻合法化的支持率刚刚过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仍表示支持这一政策，意图获得更多年轻选民的支持，以打败哈里斯当选。这种“差异化治理”无疑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牺牲了整体公共卫生政策的一致性。
当下美国成瘾药物治理局面充分反映了政府在管控药物流行和维护公共健康间的失衡。若政府无法在公共健康和政治利益之间找到平衡，致瘾药物的危机将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将继续受到威胁。
面对国内因药物成瘾而导致的死亡率逐年上升局面，美国本应加强对药物流通的法律监管和公共卫生干预，同时瞄准药物成瘾背后的社会根源，努力消除这一顽疾。然而，美国政府却将治理不力的责任转嫁至他国，甚至将药物管控问题与对华战略竞争相联系，以掩盖自身政策失效的事实。
特朗普任职美国总统期间，多次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中国是芬太尼流入美国的主要来源，试图通过“对外施压”的方式转移国内的执法失效矛盾。虽然中方已多次加强对芬太尼类物质的管控，并成为全球列管芬太尼类衍生物最多的国家，但在拜登上台后，美国却采取了更强硬的指责立场。2023年，美国财政部更是以“参与跨国销售非法药品生产设备”为由，制裁中国实体和个人，并在此后不断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国采取更多行动。
美国对他国的指责及制裁措施显示出其将国内公共健康危机政治化、外部化的战略意图。这种做法表面上是试图通过对外施压来缓解国内压力，实际上却忽视了问题的根源：美国国内对药物需求的旺盛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药物成瘾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群体，而是逐渐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多个阶层。这一问题背后深植的社会不平等、心理健康危机和职场文化压力，才是毒品泛滥的根源所在。
不从源头上减少需求，反将国内成瘾药物问题外化为外交议题，并通过“对外甩锅”来掩盖治理失效，只会加剧毒品治理的失效，并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关系的紧张。
对于美国而言，应真正将政策重点转移到国内需求的遏制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上，通过改善社会福利政策、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缩小贫富差距等多管齐下的方式，方能真正遏制药物成瘾问题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