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静：加码打压中国车企，美国非理性行为损人不利己

当地时间2月29日，拜登政府宣布将针对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理由是这些汽车的联网操作系统会收集美国公民和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并将之传回中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这是拜登政府将中国汽车排斥在美国之外的又一次升级，不仅体现了美国汽车制造业在面对中国同类产品竞争时的信心不足，更反映了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在中国问题上无法抑制的非理性行为。

受对华“301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中国汽车在美国市场份额其实并不高。但随着2023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最大汽车出口国，特别是中国电动汽车凭借技术和价格优势，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中极具竞争力，引发美国关切。2023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正在评估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和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挑战，并将之纳入“301关税”复审考量，遏制中国汽车行业的计划早已在酝酿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拜登政府的理由是“敏感数据的国家安全风险”，而非政府补贴等公平竞争之类的借口。这意味着美方可能根据所谓的“调查结果”，限制乃至完全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而这一举措或许只是系列行动的开始。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在合肥的装配线。图源：GJ

2月28日，拜登政府发布“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人的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行政令，欲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和委内瑞拉列入“受关注国家”。有此依据，但凡运营涉及美国个人数据的中国企业，都会受到该令的影响。这类企业及其商品不仅可能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且可能被迫中断与美国所有的经贸合作关系。不久前美方声称中国制造的港口起重机获取敏感安全信息，如今宣布中国的联网汽车获取敏感数据，未来类似的“大棒”会否向更多中国制造的商品举起？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可能涉及数据。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会有更多行业与数据相关。若动辄以敏感数据为由，实施极端的限制措施，未来将没有绝对安全的领域，更将危及中美经贸关系。

随着大选日益临近，民调表现不佳的拜登极有可能受大选因素的影响。但远离理性，损害的只会是美国自身。

首先，美国在数字治理领域的内部分歧愈发难以调和。多年以来，美国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禁止本地化要求视作消除壁垒的关键，在全球70个最大的数字平台中，中美两国所占市值总和达到90%，而美国拥有其中最大份额。对于美国互联网企业来说，自由、开放的数据流动有利于其充分发挥竞争力。但拜登政府显然并不打算坚持这一立场，继去年10月在世贸组织电子商务谈判撤回相关立场的提案之后，当前做法更是宣告对这一立场的彻底背离。在引发美国内互联网行业的激烈抨击之后，美国在数字治理领域的分歧必然影响其规则制定权。“印太经济框架”数字规则的谈判停滞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极度偏离商业理性的做法难以阻挡中国竞争力。以敏感数据为名，固然可以将广泛的行业纳入打击范围，却难以抵消中国汽车等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中国的基础设施、物流和规模优势，完备的工业体系，相对稳定的商业环境，较低的出境运输成本以及内陆省份的低成本，特别是中国早已深深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中的地位难以被轻易撼动。即便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只要具备性价比优势，中国汽车仍然有广阔的国内以及海外，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相反，美国无视商业理性的做法，只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涨，消费者福利受损，无益于其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甚至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的混乱和中断，给世界经济带来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