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凡：德国VS美国在中亚：相同与不同

德国与美国版的中亚对话模式可谓近似非似，对中亚的诉求等方面也未必相同。

德国总理朔尔茨9月29日在柏林与到访的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首次峰会。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德国版C5+1峰会的举行仅在纽约美国版的C5+1召开的十天之后，作为欧盟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德国自去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首次以元首峰会的形式加强与中亚地区联动，意在提升所谓欧盟的“邻国的邻国”战略方针。

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和中亚国家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欧洲旨在寻求互利和平解决的外交手段影响俄罗斯的战略后方，而中亚国家则利用其地缘优势拓展外交的空间和距离。除中俄美外，德国意识到亟须提升对中亚峰会的热情，以免未来落后于日韩印等与中亚有传统C5+1模式（非元首级）的国家。

事实上，欧盟与中亚有着长达三十年的外交关系。2019年5月，欧委会发布题为《欧盟与中亚：更坚实伙伴关系的新机遇》的联合声明，阐述与中亚五国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的新愿景。欧盟在加大投资和援助的同时，也推动成员国自主开展对话与合作，除了欧盟以整体展开与中亚对话，欧洲各大国也有C5+1的对话模式。德国作为与中亚往来最密切的欧盟国家，疫情后最早与中亚复航，此次峰会更是希望提升与中亚的经贸、安全和人文合作，也是对冲全球大国对中亚的峰会外交。

德国与美国版的中亚对话模式可谓近似非似：

首先，发展合作的目的一致。中亚一直不是德、美的外交重点，俄乌冲突及中俄峰会推进了德、美的C5+1峰会，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亚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政治对话、进一步拓展贸易、经济、投资和人道主义合作。美德版的C5+1两场峰会上都分别提出对开发跨里海的“中间走廊”的兴趣，均力求完善在该走廊的互联互通的作用，很明显也是摆脱对俄罗斯的地缘依赖。

其次，针对的目标昭然若揭。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欧对俄罗斯采取了多轮的经济制裁，鉴于中亚传统上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相应的“二级制裁”对中亚地区有着诸多的连带效应，两次峰会均予以安抚，更意在分化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同时离间与中国的关系，在中俄的腹地之间打入楔子，并试图建立对可能转运到俄罗斯的制裁商品的控制。

再次，德美都对中亚国家有一定的利益承诺和投资铺垫。两国在中亚的经贸最近都得到了提升，这也为双边展开合作奠定了基础。如2022年美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在51亿美元，同比增长82%；2022年德哈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5%，总额达28亿美元，德哈合作的公司有近千家。两场峰会期间也都有双方的大型企业举行贸易投资对接与讨论。

最后，中亚国家是德美的中短期利益带。中亚国家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已充分表明他们反对制裁形式的对峙，这对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产生不利影响。而德美对中亚开展建设性外交，可以暂时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与合作方案。

但德、美也存在对中亚诉求等方面的不同：

第一，侧重点不同。美国版的C5+1力求推动美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及加强合作解决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非法移民和贩毒等安全挑战问题；德国版的C5+1关注了双方的经贸关系、发展新的运输和过境走廊、能源领域合作等问题，着重关注了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问题，以及中亚地区冰川融化和生态环境变化问题。但峰会仅进行了讨论，并无实质性合作文件来推动中亚发展。

第二，对中亚地区投入的载体不同。如美国更多的是利用美国务院和美商会下属的机构（CIPE）搭建商业平台对C5+1进行投入，并加大数字产业链在中亚的布局，引入VISA支付系统，对冲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的银行和数字支付系统；而德国相对是借助大型实体，如梅赛德斯-奔驰集团、林德、西门子和拜耳等跨国公司对中亚进行投资，产业领域集中在能源化工，德国希望在中亚建立高效的生产设施平台，制造具有德国品质的产品。

第三，对中亚五国有不同的利益拿捏。鉴于哈萨克斯坦经济规模和在中亚的领头羊作用，传统上德美都对哈有着极大的兴趣，但这两次峰会上，美国已逐渐对乌兹别克斯坦展开了攻势——首先是看重乌对阿富汗的影响力，美国想要战略性地重返中亚地区，必须解决阿富汗问题；且在地缘上，乌属于与中俄都不接壤的国家，便于美国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而德国由于传统的关系，已不断推动在哈的政治改革。

最后，德美对中亚的分别投入将造成实际的利益竞争，而中亚国家也会因为其提出不同的要求而遭受损失。如为了摆脱在关键材料和稀土金属供应上对中俄的依赖，德美都对中亚的稀有矿产产生了巨大的兴趣，都提出了对中亚的新需求，但源于化石材料总量不可持续，中亚国家无法一物多卖，随着土耳其、卡塔尔和沙特等国对该地区的垂涎，将引发更多的内耗，也将扩大德美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