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国家尼日尔7月底发生的军事政变还未平息，中非国家又出现变局。8月30日，加蓬发生军事政变，该国总统阿里·邦戈被软禁。加蓬是继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乍得和尼日尔之后，又一个经历政权更迭的前法国殖民地。军事政变进一步恶化了非洲地区的宪政体制，也使该地区的安全形势陷入新的动荡。
2023年8月30日，加蓬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告现任总统邦戈胜选，旋即十余名军方人士通过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图为该国首都利伯维尔街道墙壁上张贴的邦戈竞选海报。
一场大选引发加蓬政变
8月26日，加蓬举行新一届总统、立法及地方选举。共有18名候选人参加此次总统竞选，现任总统阿里·邦戈的主要竞争对手是69岁的前内阁部长、经济学家阿尔翁多·奥萨。8月30日，加蓬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告邦戈胜选。此后不到一小时，该国12名军方人士便出现在电视台，宣布取消此次总统选举结果并解散该国所有机构，设立“机构过渡和恢复委员会”接管加蓬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加蓬进行总统选举投票前，相关规则历经数次更改。今年4月，加蓬修改宪法，将总统任期由七年缩短至五年。同时，加蓬还对投票规则进行了更改。2018年，加蓬宪法修正案曾确立选举两轮投票制，而此次所有选举采用单轮投票制，得票多的候选人不需超过半数，即可直接当选。在此次总统、立法及地方选举前几天，投票规则再次发生变动。由于这次选举除了总统大选，还涉及立法机构和市级官员选举。新规则规定投给立法代表的选票也自动投给该代表所在党派的总统候选人。由于邦戈领导的民主党在议会参众两院拥有绝对多数席位，新规则对其非常有利，也引发反对派的强烈不满。
最终，邦戈以64.27%的选票获胜，而奥萨只获得了30.77%的选票。邦戈的得票率大大超过了前两次大选，2009年其首次参选时只获得了42%的选票支持，2016年则获得了50.66%的得票率。
内部存在严重政治分歧
自1960年独立以来，加蓬经历了三位总统。首任总统莱昂·姆巴在1961年和1967年的大选中由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因此直接当选。1964年，奥马尔·邦戈（阿里·邦戈的父亲）被姆巴任命为总统办公室主任，后于1967年3月当选副总统。同年11月，姆巴病逝，奥马尔·邦戈继任总统，并兼任该国总理以及外交、国防、新闻部长。1973年奥马尔·邦戈当选总统，此后分别在1979年、1986年、1993年、1998年和2005年的大选中连选连任。因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取得不小成就，老邦戈被加蓬人民称为“革新之父”。2009年6月，连续执政42年的奥马尔·邦戈去世，同年底加蓬举行大选，最终其子阿里·邦戈当选新一任总统。由于父亲的政治影响力还在，同时邦戈也将自己描绘成推进改革和现代化的代言人，这次选举并未引起太大骚乱。
但七年后的情景就不同了。2016年，邦戈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曾担任过联合国大会主席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的让·平。在这次选举中，邦戈仅比平多5500张选票。后者指控邦戈的家乡上奥古埃省存在选举舞弊行为。平向该国宪法法院提出质疑，呼吁重新计票，但宪法法院确认了邦戈的当选。这引发了首都利伯维尔的暴力冲突。而这次选举危机也凸显加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
2018年10月，邦戈中风，因身体不适长达十个月没有公开露面，这引发了一场未遂政变。叛乱士兵占领了首都的广播电台，称邦戈不再适合担任公职。然而，这场政变只是几个军人临时匆忙发动的，数小时后就被挫败。不过，这场未遂政变削弱了总统的执政地位，特别是他与安全部队之间的信任和紧密关系。
加蓬人口只有230万，却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22年加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一万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木材和锰矿等。1970年代，加蓬在海上发现大量石油蕴藏，此后石油出口量猛增，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60%，国家因此富裕起来。然而，该国大部分石油收入流向了富有的精英阶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目前加蓬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仍生活在每天收入不足5.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社会财富分配高度不均，大量的贫困人口从资源收入中获益不多，是加蓬社会的痼疾。
此外，在西方价值观影响下加蓬的精英群体对该国缺乏变化的家族政治心生不满，长期受忽视的底层民众无法通过改革获益，不满情绪也日益滋生。
非洲面临巨大政治挑战
与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苏丹等国不同，加蓬自独立以来政局稳定。无论放到整个非洲的政治背景下，还是与周边邻国相比，加蓬的稳定和繁荣都是非常可贵的。
2020年以来，非洲地区的政变频率和成功率明显抬头。在过去四年，马里（2020年和2021年）、布基纳法索（2022年1月和9月）、乍得（2021年）、几内亚（2021年）、苏丹（2021年）先后发生七次军事夺权。此外，在几内亚比绍、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冈比亚等国还出现六起未遂政变。
频发的军事政变使非洲面临巨大的政治挑战。一方面，政变辐射范围越来越大，成功率越来越高，军事夺权已经严重威胁到这个地区的宪政体制，不安情绪向地区国家蔓延。当前，从内部看，非洲国家自身经济、社会、政治、安全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从外部看，其受到地区冲突持续、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竞争加剧等因素冲击，在内外因素相互叠加的复杂背景下，非洲多数国家都对接连出现的政变心存疑虑。
另一方面，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对军事政变的应对举措进退维谷。此前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几乎都被非盟暂停了会员资格，并受到了相关制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区域内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并对尼日尔军政权发出了战争威胁。但迄今为止，各项应对举措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在尼日尔案例上，西共体的军事干预对地区安全的冲击不可小觑，甚至可能演变为辐射整个西非的全面战争。考虑到西非萨赫勒地区急剧恶化的安全态势、凋敝不兴的经济和艰难民生，军事干预治标不治本。
近年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非洲国家逐渐走向自主，外部军事干预力量则在持续退出。在接连发生的军事政变冲击下，非洲国家如何平衡各项举措间的风险与挑战，能否有效回应“政变回潮”问题，将是一项重大挑战。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