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原链接
▲ 徐若冰（前排右二）在美国陆军驻科威特野战营。| 美国陆军
近日，华裔背景的徐若冰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部门的副部长，徐若冰本人也因此成为美国国防部中级别最高的亚裔文职官员。
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早期任命的高级官员中，有不少亚裔面孔。美国亚裔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了吗？本文认为，与老一代的亚裔相比，以徐若冰为代表的新生代亚裔精英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有所提高，但是相比拉美裔和非裔，亚裔精英的政治参与多以政府任命型为主，竞选型则较少。另外，亚裔大众的政治参与仍低于其他少数族裔。因此，美国亚裔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仍有待提高。
首先，相比老一代的亚裔，越来越多的新生代亚裔进入政治领域。当前，亚裔人口约为1890万，占全美人口的5.7%，是仅次于拉美裔、非裔的三大少数族裔之一，也是美国移民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相比其他族裔，美国亚裔有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特点。据2018年美国大学18-24岁的年轻人注册率显示，白人上大学（包括大专）的注册率只有42%，黑人有37%，拉美裔有36%，亚裔却高达59%。得益于较高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新生代亚裔在政治参与方面比上一代亚裔更为积极。
当前对美国政治有影响力的亚裔包括华裔背景的前任交通部长赵小兰、印度裔的副总统哈里斯、印度裔的前南卡罗琳娜州州长黑莉，以及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华裔背景的杨安泽等。在当前拜登政府中，亚裔背景的吴修铭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六名成员中的一名。除了高层的政府管理职位，美国政府不同部门的中层及其以下的岗位中，亦有不少亚裔面孔。
新生代亚裔政治精英具有类似的背景和经历，诸如多为移民二代、三代，名校毕业，英语水平流利，完全被美国文化同化等。与上一代移民相比，新生代亚裔具有显著的特点：第一代亚裔移民多从事体力劳动以及在技术水平较低的领域就业，移民生活主要是“谋生”。相比之下，二代或者三代的亚裔移民无论在教育、经济以及文化适应方面，均超越了亚裔第一代。为此，他们的人生选择不局限于“谋生”，而是“表达自己”和“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其中进入政治领域，实现个人更高层次的价值成为某些亚裔精英的选择。
▲ 杨安泽在2020大选初选日向选民发表讲话。| 纽约时报
其次，亚裔精英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仍然是政府任命型居多，竞选公职型较少，这一点在华裔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2021年的数据显示，当前美国亚裔的主要来源包括华裔、印度裔、菲律宾裔、越南裔、韩国裔以及日本裔等。其中，华裔是人口数量最大的亚裔，占亚裔人口的23%，达到540万；其次是印度裔，占亚裔人口的20%，达到460万；再次是菲律宾裔，占亚裔人口18%，达到420万；之后是越南裔220万，韩国裔和日本裔分别是190万和150万。作为最大亚裔群体的华裔，虽然在政府任命型官员方面，均能看到华裔面孔，但是在竞选型官员方面，华裔的数量则较少。
在当前117届国会中，华裔背景的国会议员只有三名，分别是国会议员赵美心、刘泰德以及纽约州众议员孟昭文。人口数量少于华裔的韩国裔和印度裔的国会议员数量却超过华裔，韩国裔国会议员有4名，印度裔有6名。
另外，亚裔整体的国会议员数量也远低于拉美裔和非裔。在当前117届国会中，非裔议员有59名，拉美裔有46名，亚裔仅有17名。除此之外，在美国历任州长中，华裔背景的州长只有骆家辉1人，日本裔的州长有2名，印度裔州长有2名，菲律宾裔州长有2名，整个亚裔的州长仅有6名，但是拉美裔州长有15名，非裔州长数量则超过30人。
▲ 5月20日，拜登签署打击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印度裔副总统哈里斯送上掌声。| 新华社
第三， 亚裔大众的政治参与率低于其他少数族裔。以参与美国总统竞选投票为例，亚裔的投票率低于其他族裔。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亚裔的投票率只有47%，相比之下，黑人选民、非拉美裔的白人、拉美裔选民的投票率分别为66%、64%、48%。在注册选民方面，亚裔的注册率也低于其他族裔，2012年美国大选中，亚裔的选民注册率为56%，拉美裔的注册率为59%，黑人注册率为73%，非拉美裔的白人注册率为73%。另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亚裔的投票率虽然上升到59%，超过了拉美裔，但是仍然低于同为少数族裔的黑人。白人、黑人、拉美裔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投票率分别为71%、 63%、54%。
2020年美国大选，亚裔投票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亚裔年轻选民的投票积极性的上升。有数据显示，18-29岁的亚裔年轻人有47%参与了2020年美国大选的投票，而黑人年轻人则有43%。虽然亚裔年轻人的投票率高于黑人，但是投票热情低于其他族裔。因为46%亚裔年轻选民通过邮件方式，仅有17%采取现场投票方式。相比之下，采取现场投票方式的白人年轻选民、黑人年轻选民、拉美裔选民均接近40%。由此可见，2020年美国大选，年轻亚裔选民的投票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受邮寄选票广泛使用的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其稳定性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本文属于2021年度“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