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评论》第280期“智库展望”栏目刊发了《正在消亡中的美国软实力》一文。作者虞卫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认为，美国的文化认同已经不是以前大熔炉时代的爱国认同，而是涉及利益的阶层认同。一旦，财富分配不平等，认同自然消亡。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美国社会不平等导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退群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美国整体实力的相对下降，注定其国际参与的能力下降，美国做老大的代价必然会牺牲美国大部分人的利益。财富收入的不平等会破坏政治制度的公平。富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影响政治讨论的进程，也更有能力为自己谋得政治职位。这就是控制权问题。美国的软实力正在快速消退。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中国和平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所谓“挑战”；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挑战”，也与美国自身酿成的弱点有关。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度。2004年3月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出版了《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手段》，主张只有通过文明、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软力量的桥梁，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不断取得成功。布林肯在推特中提到要坚持民主价值观。现如今，整个世界包括美国都处在一个大变局之中，是量变走向质变的反映，是颠覆性的和不可逆的。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已经面临考验。或许他要坚持的是双重标准的民主价值观。
2019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的著作《大逆转：美国如何放弃利伯维尔场》中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在批判的理论和理论的批判方面尤显犀利。在排除诸多干扰项后，他就得出一个惊人结论——美国已经放弃了利伯维尔场原则，目前已经是一个受到操控的市场。美国社会出现分化是大变局的一部分，是大到一战以来100年，小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50年的惯有体制面临的质变。政治上，寻求改变建制派一言堂的政治正确，经济上寻求改变精英垄断的分配不平衡。美国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软实力的由来
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硬力量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力量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软力量需要硬力量的物质支撑，没有经济力量的支持，就没有过硬的软力量。相比之下，硬力量较易理解，而软力量就复杂一些。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力量为依托扩张软力量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米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二、美国软实力的消亡
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目的在实力强大时，就是做世界警察。而当国内矛盾激烈，出现社会不平等，对精英文化提出质疑和挑战时，就会出现孤立主义。特朗普上台既是美国社会极化的反映，也是反精英文化力量的上升。政治正确的铁板已经被翻开，领导人就会倾向美国自顾自的孤立。一旦精英派建制派上台，就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转移社会矛盾。总之，体现真正软实力的参与已经捉襟见肘。特朗普另类领导掀开了美国阶层分裂的盖头，打破了几十年建制派精英统治的话语权。事实上，政治正确也是一种极权主义，一言堂，用所谓的民主自由伦理绑架民意。
软实力中的国家凝聚力：美国出现了社会极化，分配不平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多年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制造业萎缩，推出了金融产业化，加上后来的高新产业，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大量外包业务，美国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日复一日，社会中下层的积怨与日俱增，反精英的声音呼之欲出。文化被普遍认同：在美国，长期以来，精英文化主导一切，以极权主义形式统领宣传媒体。政治正确至上，往往成为精英阶层压制中下层民众合理要求的尚方宝剑。这是文化认同吗？美国的文化认同已经不是以前大熔炉时代的爱国认同，而是涉及利益的阶层认同。一旦，财富分配不平等，认同自然消亡。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美国社会不平等导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退群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美国整体实力的相对下降，注定其国际参与的能力下降，美国做老大的代价必然会牺牲美国大部分人的利益。财富收入的不平等会破坏政治制度的公平。富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影响政治讨论的进程，也更有能力为自己谋得政治职位。这就是控制权问题。①综上所述，美国的软实力正在快速消退。
再来看软实力中的价值观和教育。通过这次美国大选，可以看到，平时被美国鄙视、干预和制裁的选举舞弊居然在美国也疑似发生。疫情带来的邮寄选票方式，增加了舞弊的机会，环节增多，没有一定的监督等等。最后也没有对质疑进行审核。从这些过程来看，也反映了建制派的霸道和武断。他们平时倡导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也间歇性遗忘了。推特拉黑特朗普，媒体屏蔽特朗普的讲话……这是民主还是下三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穆罕穆德·萨法发推感叹：“如果美国看到美国在美国的所作所为，美国一定会入侵美国，把美国从美国的暴政当中解放出来。”的确，这符合精英建制派的一贯标榜“政治正确”的极权风格。因此，在这种武断霸道的“政治正确”下的教育还能信吗？美国的教育看起来更像一个庞式骗局，处处是精英洗脑，表面上看三观很正，鼓励创新批评质疑。事实上，一旦有挑战质疑，他们会装聋作哑，最后屏蔽孤立你，让你自己怀疑自己。去美国接受教育，当然是觉得美国的文凭有利于找工作。难道没有人觉得是因为美国好，美国民主自由，可以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和知识以及有机会在美国留下来？一定有不少人崇拜美国宣传的民主自由，或许美国曾经是个世界上讲民主讲自由的国度，还可以实现美国梦的地方。但大变局的宿命展现了一个令他们失望的结果，美国公信力已经急剧下降，它还有什么资格去指手画脚他国的政治经济？还有什么民主自由值得学习？世界已经开始权力转移，是另一种转移。目前，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因为美国陨落的有点儿快，只能暂时轮空。
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它们的吸引力不再是硬核。或许对那些不关注美国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人还具有惯性作用。也许，任何形而上的东西都无法保持其纯粹性。一旦涉及自身利益，那些说教的价值观和文化等等意识形态一文不值，甚至做出反民主的举动。连自己都不虔诚信奉的东西还要强加于他人，的确是不知廉耻。至于，软实力内容中提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美国的赢家通吃和武断的“政治正确”模式就是一种极权主义。关于参与国际机制和规范，是需要付出代价，提供公共产品。美国还能提供吗？总之，美国的软实力已渐行渐远，走向消亡。
三、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的消亡？
自由主义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鼓励竞争和限制监管干预。不过，任何一种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平衡，没有纯粹的自由主义。利伯维尔场与政府干预，效率与公平，资本收益与工人工资等等始终是在相互游弋。美国文化鼓励人们辛勤工作，鼓励竞争。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民，美国人更能接受不平等，将不平等作为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甚至认为其中也有可取之处——作为聪明才智和努力工作的奖励，鼓励创造和优秀。②美国选择增长，欧洲选择福利。美国不是一个偏向公民的国家。正如汉米尔顿首创了“美国模式”一词来形容公司补贴、保护性关税、中央银行和巨额公共债务政策。
“大衰退”的最初几年间，联邦政府一宣布用数万亿美元紧急救助华尔街财阀，便有鼓吹政府救助的人士拿出了亚历山大·汉米尔顿的神话。他们认为汉米尔顿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开创者，且显然将此论据看作是一个秘密武器。人们称汉米尔顿会赞成紧急救助，因为毕竟是他，第一个提出对幼稚产业征收保护性关税，并通过对各种行业的补贴和“出口奖励金”，把欧洲式重商主义引入了美国。
现如今，整个世界也被所谓自由主义经济所洗脑。一谈反垄断反华尔街，就是反自由主义经济。事实上，垄断和华尔街才是反自由主义经济的霸道。美国一直被人们膜拜成为自由经济的榜样。批评美国的垄断和金融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名声不好或阻碍发展的代名词，或者是一个想颠覆精英统治的危险信号。《大逆转：美国如何放弃利伯维尔场》和《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都是法国人，似乎又会让人觉得反对垄断和华尔街都是法国“革命者”。为什么不想想美国的不平等愈演愈烈，却没人从宏观上去剖析美国的社会？当然美国揭露美国社会不平等的书也不少。但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更多是一个记者式的描述，可能为了得个奖或者完成职位考核升迁而已。美国社会对垄断赢家通吃的包容性就是美国文化或者精英文化长期灌输的结果。
20多年前美国的机票和上网费用都比法国要低，而现在情况则正好相反。美国的物价相对变贵，托马斯·菲利蓬认为原因在于，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的大多数部门竞争都有所缓和，集中程度则在缓慢但稳定地上升。同时带来行业领跑公司地位日益稳固，股东获利和收益增加，投资减少，生产率增长则在下降。研究者发现在1982到2012年间，制造业、零售业、批发贸易、服务业、金融业、公用事业和运输业6个行业的集中度都明显提高，领先公司的利润率正在上升，相对优势变得更加持久。与20多年前相比，目前行业领袖面临挑战和被取代的可能性较小。
特朗普采取的贸易制裁也是美国经济实力下滑的结果。一方面，表明要让制造业回归，惠顾下层工人；另一方面，也是矛盾的，工资成本增加让回归美国成为画饼充饥。阻碍全球化和贸易自由更多是表明态度。拜登新政府或许会延续贸易对峙，但谈判余地会大些。自由主义经济面临国内的挑战，主要是由于垄断过度和全球化，造成产业集聚和跨国分工，直接损害了国内工人的利益。自由主义经济具有两面性。进口渗透率和外包增长代表了全球化，体现了自由主义。但它对国内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很大影响。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案例中，全球化的影响导致工资中位数从2003年的每小时18.35美元下降至2013年的15.83美元。经济研究显示，移民造成国内工人的工资小幅下降，但对缺乏高中教育的国内工人影响最大。自动化的稳步推进、机器替代人工，将促使底层90%群体的相对收入下降。薪水相对较高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已经被侵蚀，因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53年的30%降至目前的不到10%。自动化影响与“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叠加，致使软件驱动的计算器替代了日常工作，而这些工作的损失不只发生在制造工厂的装配在线，还发生在打字员、簿记员、文员、接待员等日常办公职业中。自动化并没有造成悲观主义者曾经担心的大规模持久失业，在2007年底结束的经济周期扩张期，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也能控制在5%以内，并且在2015年失业率再次下降至近5%。尽管就业岗位没有大规模消失，但就业构成发生了变化，在职业分布的顶层和底层创造出更多工作机会，中层则出现空心化。这种转变被称为“极化假说”，在最近几年已被劳动经济学家广泛证明。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已成为了新经济的核心。它从1978年的1.2万亿美元总产值，增长至2007年的11.8万亿美元，超过了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这一行业的利润同样飙升——从1980年占企业利润总额的18%，增长至2005年的46%。正如尼克松总统任下担任政治战略顾问的凯文-菲利普斯所言，华尔街为了谋取私利，“劫持”了美国经济，这也导致经济力量“如危机般过度集中”。③1998年对当时最大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救助，这个由天才级的“量子专家”们创立的基金实际执行的是非常简单的套利策略，但不得不依靠极高的杠杆借款，以至于在少数投资策略出现差错后，整个基金就破产了。当时沃伦·巴菲特表示愿意拯救该公司，但救助方案会让之前的所有者亏光全部投资。美联储没有选择任其自然的结果，而是干预进来组织救助工作。最终结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人和经理人来说要有利得多，而这群人中“恰好”有美联储的前任副主席戴维·马林斯先生。④正如那时的《金融时报》所言，这是一次美式裙带资本主义的典型案例。接下来，小布什上台后，共和党背离了罗讷德·里根所推崇的市场导向原则，越来越亲近于大企业，例如在2002年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来保护本国制造商，给某些企业特殊优待以恢复其利润水平。那时的民主党和大企业集团走得更近，他们发起“公私合作模式”，用服务公益作为借口从政府手里大肆攫取资金。
发达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私人资本与政府相结合，政府保护私人资本；私人资本通过议会和政府培养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利用政治游说对政治家的决策施加巨大影响，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比如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庞大的房地产金融机构“两房”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爆炸。同一时期的美国安然公司，在政界遍撒金钱编织张庞大关系网，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许多代表商业和富人利益的组织异常强大，并且因其拥有的各种资源而受到政治家的关注和青睐；而工会的持续性衰落，致使代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那些组织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弱小。总之，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及其围绕政策安排和选举进行的斗争，构建起美国的政治冲突，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有利于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组织及其联盟推行捍卫自身利益的新政策并重塑市场。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美国逐渐从广泛的平民主义转向了狭隘的权贵阶层。规模庞大、民众集体参与的、高度透明公开的政治权力游戏被政治说客们所主导的、透明度低又暗箱操作的权力游戏取代，而这些政治说客，正是为美国的金融和政治精英们服务的。⑤
四、国富民穷
按照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不仅对扶贫毫无帮助，反而加重了贫困。首先，按揭凯恩斯主义导致信贷民主化，但信贷民主化并不能让贫穷者优先受益，而是让消费大户受益良多。其次，政府对抵押贷款的鼓励措施必定伴随着税收的减少，这样也就减少了政府财政对社会福利项目的支出份额。再次，政府在金融领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放松规制措施，在弱福利国家中，往往会刺激消费信贷的膨胀，这对贫困家庭的脱贫并没有帮助。简言之，与福利国家相比，消费国家的兴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对于降低经济不平等没有帮助。进而，不平等的扩大，又对经济增长造就了新的不利因素。实际上，福利国家在美国是有的，只不过与欧洲福利国家相比，美国福利国家规模较小，因而显得相对孱弱一些。全民健保或全民医保直到今天都未在美国实现，这恰是美国福利国家孱弱的一种体现。更重要的不是福利国家的规模，而是福利国家的运作方式。美国福利国家常常以税收优惠的方式来实施，诸多社会福利项目并非由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获得财务支撑，而是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激励民众参与。⑥在社会政策领域，这种福利国家被称为“隐形福利国家”，其独特筹资方式被称为“税务支出”，而一般的筹资方式则是财政支出。这种独特的福利国家运作方式导致了私人福利的兴起，即美国很多社会福利是通过民间机构（既包括非营利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来提供，而政府只是提供税收优惠而给予了适当的激励。这样的福利提供方式与所谓的“公益福利”有别，最大的特色在于不具有普惠性，也不具有公平性，使得穷人收益的比重相对较低。
涓滴效应又译作渗漏效应、滴漏效应、滴入论、垂滴说，也称作“涓滴理论”（又译作利益均沾论、渗漏理论、滴漏理论），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涓滴经济学，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因为里根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称征税“可能妨碍生意的发展，降低人们投资某些产业的意欲，影响就业。当人们必须交税，其用作营运的资金会减少甚至用尽”。由此，里根时期的预算总监戴维·斯托克曼认为供应经济观点在经济学中由来已久，而维持自由放任将不但使市场中先富起来的人受惠，也最终使最贫困的一群受惠。由此产生的论点是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必然会惠及全体，包括贫苦大众。基于这种理论，美国国会不断降低富裕阶层的税收，而其他阶层的缴税情况则没有变化。但事实证明，这种误导性理论不仅没有使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反而影响了经济增长，最糟糕的是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在对美国人价值观的评价中，劳伦斯·米切尔如此写到，“在构成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形象中。个人主义占据了让人骄傲的位置，它的力量淹没了我们关心他人的道德准则”。同样，个人主义与内在的角度看待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背道而驰。个人主义一直倾向于把很多社会问题都归结于个人，比如贫困。⑦
趋功逐利的思想无法为一个社会提供凝聚力。实际上，根据它推崇竞争的本性，它恰恰是一种反社会凝聚的力量。美国社会基于一种人人为己的观念之上，⑧人们向来狂热地追求金钱、地位和声名，而将诸如友谊、信赖、小区、工艺、富有意义的工作、家庭和精神生活之类的事物置于不顾，但这些事物才是有意义的生活的关键因素，也是美国非主流传统向来宣扬的价值。⑨
综上所述，美国的软实力在快速消退中。这样的美国还有多大吸引力？
注释：
①[美]托马斯·斯坎伦：《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2019年6月，中信出版社。
②[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③[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④[美]路易吉·津加莱斯：《繁荣的真谛》，2015年7月，中信出版社。
⑤[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⑥[美]莫妮卡·普拉萨德：《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2018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⑦[美]马克·罗伯特·兰克：《国富民穷：美国贫困何以影响我们每个人》，2014年6月，重庆大学出版社。
⑧[美]乔治·帕克：《下沉年代》，2021年1月，文汇出版社。
⑨[美]莫里斯·伯曼：《美国为什么完蛋了？》，2014年1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