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双方都要表现出一定妥协意愿，从建立独立的中韩关系的战略高度，避免被朝核议题和美国因素绑架。
可见，萨德危机中双方的行动与反行动尽管带有某种情绪性，但其实是中韩关系受制于高度扭曲的地区地缘结构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从结构的角度观察，危机的主要表现与影响不在于双方当前对抗的烈度（各种批判与制裁），而在于制造撕裂的深度。也就是说，如果中韩不能妥善管理此次危机，那么就意味着前几年双方提升关系的主观努力向严峻的地缘政治结构全面屈服，习近平与朴槿惠之间的“心心相印”将转向彼此怀疑，所谓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开始变得名不副实甚至茫然无存，双方在朝核、对美关系等涉及彼此利益关切的重大问题上可能会进行进一步不利于对方的调整。
考虑到在半岛问题上，中韩本来是唯一一对跨越传统南北分界（中国传统上被视为北方朝鲜的盟友）和意识形态隔阂、建立了较亲密关系的国家，从而在维护半岛稳定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作用，此一格局的变动的影响将不止限于双边关系，而且会反过来对地区政缘政治格局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产生更加扭曲的结果。特别是朝鲜更有可能利用中韩矛盾，在拥核道路上一路狂奔，将半岛导入一个更加危险和不确定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考虑是阻止这种中韩战略关系削弱的趋势，而不是任由其在萨德问题的冲击下出现削弱甚至崩溃。否则，一旦半岛上出现更加严峻的局面，一个既没有“六方会谈”也没有中韩合作的地区将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所以，当前中韩都有责任制止萨德危机的进一步升级，都要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意愿，而不是一味地坚持原有立场。从更长远看，中韩战略关系要实现真正的稳定和重建，要避免再次出现类似这样萨德的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管理好朝核与美国因素。双方要从建立独立的中韩关系的战略高度，避免被朝核议题和美国因素过度“绑架”。
当然，要把中韩关系与这两个因素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双方所要做的是两个层次：
第一，坚守作为关系基石的共同利益即半岛无核化，避免出现彼此间的利益漠视与重心偏移。在朝核议题上，双方的共同利益显而易见，双方要做的是避免偏离这一重心。尽管实现无核化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但双方应做的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采取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措施。所以，韩国方面应该坚持推动朝鲜弃核这一大方向不动摇，而不是暗自倾心于制裁崩溃论、或是以武对核甚至以核对核论。
在美国因素上，中方应该看到在中美韩三角关系中，矛盾的关键点是美国而非韩国，批判的矛头应该对准的是美国而非韩国。事实上，存在权力竞争的中美关系出现博弈与彼此批判不可避免，但集中施压韩国则多少有点以大欺小之嫌。而韩国则应该对中美竞争的严峻后果保持足够的敏感性，而且不要有一种韩国是小国、中美关系靠双边自己协调与韩国无关的态度。事实上，正因为中美竞争不是“事不关己”，韩国才不能抱有一种“高高挂起”的态度。特别是对于可能涉及韩国的中美博弈事件（像此次萨德部署），韩国应该在其中起促和止争、沟通协调的作用，至少是不要选边站。
第二，实现双边关系的制度化，建立起能够真正管控分歧、解决争端的机制。在萨德危机出现以前，虽然双方关系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更多是言词上的。而且，即使双方高层交往很多，但首脑以下各层级的交往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其实，国家之间出现纷争很正常，即使是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也经常出现各种争吵甚至是严重的冲突，关键的是友好的双方关系之间应该存在大量的各层级的机制化交流。其作用一方面是通过平时的机制化交流，促进信息交换与建立信任，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这点不足在此次萨德危机中就体现得特别严重。另一方面，一旦出现争端，有效机制的作用更加必不可少，从而避免对危机的情绪化、随意化处理，阻止危机升级。从长远考虑，中韩不但外长、防长之间要实现定期互访交流，甚至还有必要探讨建立“2+2”机制的可行性，相关司局长、甚至处长级之间也要建立定期沟通管道。另外，各自国内也要针对这些机制进行相应的内部决策机制调整，避免再出现热线形同虚设的情况。
或许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双方的民族性格。中国人常常对周边国家的关切不太敏感，而韩国人则对中国外交中展现出来的“大国姿态”过分敏感。其实，作为根本利益有些错位但并不对立的双方，引发中韩之间矛盾的重要原因还不是利益冲突，而是缺乏一种换位思考的心态，缺乏沟通与协调。双方要更多地看到彼此的善意，而不是放大对方的敌意。要看到，即使在当前危机中，中国也没有采取直接的经济制裁行动，而韩国也无意于走一条与中国主动对抗之路。双方应该让合作之路在相互理解与包容的基础上越走越宽，而不是在误解的主导下越走越窄。
（注：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访问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文章发表于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