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出现的现象值得警醒和反思。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在变化了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我们对发展中国家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外交转型。在继续巩固与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关系下，多“接地气”，途径之一就是重启“人民外交”。
事实上，人民外交一直是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老一代杰出外交家，就留下了许多有关“人民外交”的佳话，甚至是我们今天仍在受益的“外交红利”。然而现在，相对于外交中对政府外交以及经济外交等的高度重视，人民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凸显出它应有的地位。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日益重要而复杂的今天，必须对此予以再次审视和强调。
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外交，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外交实践的最终落脚点是“人”，这个“人”不仅仅是在对象国的本国侨民，也不仅仅是对象国的执政精英，更包括对象国广大的普通民众。现在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实质上是一场与西方国家争夺人心的软实力斗争。西方国家与一些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借由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不满，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外交官不仅要善于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打交道，还要学会如何与当地民众交朋友。
树立“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就要求我们在外交上要做全盘的战略考虑，工作做得更细，更多地从当地人民感受的角度来进行投资布局。以中国在缅甸的密松电站建设受阻为例，这当然有西方国家和当地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以环保为由的鼓动有关，但我们是否也应该从传统文化和习俗、信仰的角度去理解这一问题呢？根据当地克钦族人的传说，密松是龙的父亲及其两个儿子的诞生地，人们相信如果这龙脉被破坏，龙就会不安，从而祸及众生。克钦人事实上也是把密松当成自己的文明发祥地来崇敬的。如果在电站立项之前，深入当地多做调研，更多地了解民意，也许就可以避免后面的重大损失了。
树立“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当前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切实打好中资企业这张牌。中资企业不仅是对外经济交往的基本单位，而且也是人民外交的亲身践行者。但我们的一些中资企业却把在国内的一些陋习带到国外。部分中资企业无视或者忽视当地法律，引起了当地民众和政府的不满。个别中资民营或个体企业漠视当地劳动法，长期雇用临时工。由于临时工为非工会会员，无法通过工会组织要求正当权益，在劳资纠纷面前往往处于弱势，造成当地雇员心理失衡，从而对中资企业产生敌视。外交无小事，所有这些不适当或者违法的行为，都会损害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感情，一旦外部势力挑动，难免不会冲击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利益。
其次，要重视研究发展中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别是把握好这些国家内部民意演进的风向标。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变迁要求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更加深入和细化。由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更迅捷的渠道获取和传播信息，民意诉求将有更大的表达权。在这些国家发生政局不稳的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反政府派别，都必须无一例外地诉诸民众的力量。即使是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也必须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认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没能保护而且是在“屠杀”本国人民，因而要“替天行道”，为这些国家的民众尽“保护的责任”。我们不会去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但由于我们在那里有广泛的利益，就必须了解相关事态的发展趋势。特别是这些国家民众对于我们的态度、感情和利益诉求。因此，我们既要追踪了解这些国家反对党、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动态，与它们展开更加密切的互动，更要深入了解这些国家普通民众的思想流变。
最后，在具体操作路径上，应向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更多地提供人道性质的公共产品。这是最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人道和人道援助这些东西与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它与人道主义干预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中国不会仿效西方搞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但中国同样可以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陷入动荡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提供人道性质的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主要涉及民生问题，包括：救治内乱中广大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医疗、食品等急需的救援；对非洲国家的饥民提供粮食援助；自然灾害灾后救助以及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等，这些都是可以使当地民众实实在在受益、感受最深的项目。这样才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使中国的发展更多地惠及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人民。
现在，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性质的公共产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外援助中，一是要尊重他人，要避免高高在上的施救者心态。二是要优先减免非洲国家用于民生项目的债务。三是对于对象国政府对于援助资金的运用，应有措施予以监督，以防贪腐。
总之，尽管时代在变，但人民外交的理念永远不会过时。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心，就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国家的政局变迁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而西方关于我们搞“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没有承担国际责任的种种指责就会不攻自破，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失去市场。
（作者赵国军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 2013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