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梅俊杰介绍，在主流经济学话语中，重商主义一般指称实施不当政府干预、把货币手段当作财富目的、执行损人不利己的贸易及货币等经济政策；但在世界经济史上，重商主义实乃一套融财富聚敛、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政府干预、强权打造于一体的工业化战略。如果说前一种重商主义是荒谬的负面经济制度的话，那么后一种重商主义大致上是颇为积极的、也曾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
细察既往历程可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绩基本上得益于后一种正面的重商主义工业化战略。然而，梅俊杰同时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政策却日益陷入前一种负面的重商主义陷阱中，尤其体现为继续一味“出口创汇”、累积过量外汇货币储备、巨额投资美国债券、压低国内消费及社会和环境标准等等。以此观之，国际上目前对中国以“重商主义”为名的批评确有其言之成理的一面，我们应当引以为戒，认真反思并化解正在日益严重的问题，而不是在自我陶醉中一骂了之。
在讨论中，与会者认为，一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应当服务于改善国内民众福祉这一更高的目标；保持何等规模的外汇储备和美国债券投资，更加积极地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民利益；还有待于进一步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