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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西部，就难以真正体验偌大的中国，其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对西部的考察，事实上就是了解中国发展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了解多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必要性，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涵，充分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众基础。西部的社会，无疑是乡土的，但正是这份厚重的乡土意识，让我们感受到文明的力量、文化的底蕴。在西部，我们重新认识足下的土地和当下的社会，确切地说，体察国情——是此次西部行的主要目的。
2007年6月30－7月7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教授带领下，社科院中青年科研人员前往甘肃、青海进行为期一周的国情考察。此行的主要考察点是：甘肃古浪县马路滩林场，了解林场在腾格里沙漠的治沙经验；走进黄羊川，了解台湾著名实业家温世仁先生关于“千乡万才”的设想和善举；在靖远县，目睹若笠乡人畜饮水工程的实施成就，倾听高湾乡三百户村极端干旱地区村民生存状况的简介，并向当地小学捐赠学习用品和课外图书；走访兰州小西湖少数民族农民工社区、农民工子弟教学点，了解城市边缘地区的农民工生活情况；参观崇德中阿女子学校，一间为少数民族女性设立的汉语和阿拉伯语并重的双语教学机构，并向崇德女校捐赠图书和购书费用。对于青海的考察，主要着眼于了解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地方传统如何迎应现代挑战。
由于此行涉及领域广泛，无法全面囊括，故仅选取甘肃古浪（下辖马路滩林场和黄羊川）、靖远（下辖若笠乡和高湾乡）为典型，以此为视角感受西部中国的精神价值，认识乡土社会的韧性特征。
一、西部精神与科学发展观[1]的运用
什么是西部人民的精神？如何在实践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些疑问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但通过具体事例，我们可以看到西部的精神，看到科学发展观在西部人民群众中的体现和运用。
治沙与抗旱，是甘肃生态环境面临的两个主要难题，也是当地人民面临恶劣生存环境，无法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始终是甘肃，乃至西部发展的首要任务。古浪县马路滩林场是此次西部行的第一站，也是我们了解当地人民运用科学发展观，尊重自然规律、认识自然规律的重点所在。
古浪县地处著名的腾格里沙漠南端，沙漠面积占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马路滩林场经营总面积为28万亩，其中农地0.6万亩，封沙育林10万亩，固沙造林6万亩，葡萄基地1000亩，农田防护林560亩，种苗基地1000亩，现有员工118名，总资产达4000多万元。旅游区面积5万多亩，集生态农业和大漠休闲度假于一体，是武威市主要的旅游景区之一和河西走廊有名的沙漠生态绿洲。 目前，旅游区建设以连续举办四届武威天马旅游节为契机，先后投资1200万元，建成葡萄基地、林木苗圃基地、林果基地、农业节水滴灌示范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进一步完善了配套参观设施。现已开设生态农业、沙漠驼舟、大漠落日等自然观光活动；沙漠越野、沙滩排球、狩猎、游泳等体育竞技项目，形成生态农业观光、沙漠自然景观和治沙成果展示三个主要景区。然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包含了古浪两代人的艰苦努力。位于马路滩东南方向不到十公里的八步沙，曾经是一片浩瀚大漠，上世纪 80年代初，八步沙的风沙线每年以10米的速度向前推移，土门镇面临着灭顶之灾。1981年，土门镇年过半百的六位老汉以联户承包方式，治理沙害，组建林场。经过20多年艰辛努力，共完成治沙造林5.5万亩，植树1000多万株，封沙育草２万亩，管护总面积达7.5万亩，并完成省道308线通道绿化８公里，使近10万亩的农田得到保护。如今，从六老汉治沙纪念碑前远望，南北长８公里、东西宽６公里的八步沙已成为绿洲一片，呈现出一片“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盎然生机。
八步沙治理的还只是内陆型沙丘，已经艰苦异常；而马路滩林场治理的则是真正的腾格里沙漠，其艰苦卓绝，更是超出了常人的想象。马路滩林场也是古浪治理沙漠的主体，前身为土门林场，迄今已有30多年的治沙历史。古浪人30多年来锁住了县内132公里风沙线，马路滩林场共治理沙漠35万亩，保住农田20多万亩，并找到了一条科学治沙的路子。沙漠栽草成活率达93%，远远高出80%的国际平均水平。林场用地下水，开辟了生态经济社会圈、生态经济圈，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据李天智场长介绍，植被恢复到40%，沙就基本被固定住了；到60%，就不起沙了；到80%以上，沙就可以被土壤化。在植被正在恢复的生态区，野兔出没，沙丘在慢慢被削平。所有这种治理都是靠人工进行的，每年4月和10月，林场工人在沙漠里，以顽强的精神，进行着艰苦而科学的治沙工程。
同样，在靖远县，这个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甘肃省蔬菜生产第一县、最大的稻米生产基地和羔羊肉生产基地，虽处于甘肃中部，有黄河穿流其境，整体而言不是很缺水，但地处该县西南的若笠和东南的高湾等地，属典型的沟塬山区，生存环境恶劣，交通出入极为不便，百姓生活十分艰辛。然而，即便是这些身处偏远地区的人们仍然在有特色资源和比较优势的干旱地区，积极探索，走产业化脱贫的路子。他们选适宜的小杂粮、大枣、药材、大蒜、枸杞、洋芋等，进行“多采光，少用水”的科学种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农业产业链。在他们看来，生存状况的贫困，不能消弭人的精神，更不能无所作为。在这里，基层共产党人和村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加强学习，以专业知识和敬业态度，带领乡亲走科学脱贫的路子。这种不懈努力得到的回报是在干旱土地上终于看到成片郁郁葱葱的沙枣树在迎风摇曳。靖远人不屈的精神和成就的喜悦，让人看到西部精神中最可宝贵的品格。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今天的古浪人和靖远人，都已懂得如何更好地尊重自然规律、认识自然规律，运用农业科技，发展生产，自强不息。在这里，他们以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实践着科学发展观的真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互动，不断致力于解决人口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实现个体和群体生命效能的最大值。确切地说，西部人民正在以科学的发展观，实践着人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西部的精神，是以科学的观念、态度和方法，掌握规律，运用规律，发展经济，走自强之路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今天西部发展的现状。
二、乡土韧性与现代转型的历史选择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的，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所以，“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孝通先生60年前描述的乡土中国，和我们眼下所见到的乡土社会，已经有很大不同：一方面，乡里的人，虽然不可能完全离开土地，但过往那种由于见识不多而产生的所谓“土气”，在你所走过的地方，全然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农村的人口流动已经发生，农民的固定性不再是唯一的。随着文字下乡，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移动通信覆盖面的扩大，乡下人和城里人在同一蓝天下，彼此不再陌生，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已成为半个城里人――农民工，便是这种身份改变的标志性符号，亦农亦工。在甘肃，无论是治沙的林场工人，还是抗旱的农民乡亲，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尽管这个理想，在当地人看来还是那么遥不可及，但新农村所包含的农村社会转型的精义，不仅是历史的选择，而且也是各种力量推动的结果。许多到过西部的人们，特别希望乡村的孩子们能够通过学习，走出山坳，去外面的世界。这恰如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年轻人去欧美先进国家学习一样，万里求学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回报故土。先进与落后，总是比较而存在，西部与东部的差距，中国沿海省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都需要下一代人运用知识和智慧去改变现状。
在黄羊川（属甘肃古浪县），一个人和这个地方永久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理想主义情怀，他对于苦难所给予的同情和关切都通过个人的身体力行表达了出来。他，就是台湾著名实业家，已故的英业达集团总裁、副董事长温世仁先生。在黄羊川，他实施了一个外部撞击模式——运用信息技术，推动农业社会转型，进入信息社会。为此，他倡导“千乡万才”计划，即要在中国西部最贫穷的1000个乡，选择1000所学校建立网络基地，在5年内培养10000名西部软件工程师。按照温先生的设想，开发西部，除了带去电脑之外，还需要一系列的计划措施。他为农业社会跨越工业社会，直接进入信息社会设计了7个具体步骤：1、“以校领乡”；2、利用电子商务；3、改善农牧业；4、建立网络城乡中心；5、促进散居到聚居；6、发展服务业；7、远距雇佣和远距服务。按照他的计划，西部开发，十年可成。这“成”的标准有三个：知识水平同步；收入水平同步；生活水平同步。
在温先生看来，网络可以带来知识，促进观念的改变；网络可以链接东西部，带来财富。而当地的乡镇学校是最具有能力接受新知、新观念的地方，所以要首先让学校成为当地的网络中心(步骤1)。千乡万才公司不仅向大部分会员学校提供了电脑，同时也提供上网的软件和教育辅导资源。然后，辅导乡镇利用电子商务(步骤2)，引进“外知”以改善农牧(步骤3)。这可以做到知识水平同步和就地创造财富。后期，则建立网络城乡中心(步骤4)，先以商业模式使其成为链接西部和东部的交流平台，再吸引人们从散落的自然村聚居在一起(步骤5)，而大批劳动力聚集可大力发展服务业(步骤6)，吸引更多外资和市场进入，通过远距雇佣和远距服务，最终达到东部和西部收入水平同步。
这一设想所包含的不仅是西部脱贫致富的具体步骤，而是海峡对岸炎黄子孙对于西部崛起的热忱期盼，对于中国强盛的赤诚关注。人们知道，若不是温先生的倡导，很难想象在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里竟然能够出现一座五星级的国际会议中心！它展示给当地人民的，与其说是物质追求的品位，毋宁说是精神追求的引领。温先生期望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播洒希望的种子，让贫困的孩子有向往，不再贫困；让当地的人们，了解别样的世界。为了实践这一设想，2003年12月，他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为落实好友生前愿望，林光信先生正在黄羊川进一步把梦想变为现实。虽然这一努力仍然遭遇到种种艰难困苦，但林先生没有放弃，他希望通过网络，改变乡土社会的传统结构，为西部人开创梦想，给他们一个发展的机会和信心，从而推动和加速西部的开发。
然而，农业社会是否可以直接进入信息社会，而无须经过工业化的阶段？这对于黄羊川人，或者对于西部人来说，似乎还有疑问，甚至仍是一种遥远的奢望。许多人认为，西部缺少的是基础教育，网络毕竟不能代替基础教育，甚至对网络的深入学习还有赖于良好扎实的基础文化教育。此外，如何加大西部地区的工业竞争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仍然是西部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以说，从乡土社会到信息社会，是历史的必然，但它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尽管如此，网络的意义，对于西部人来说，其所具有的启蒙价值是无疑的。林光信先生在《黄羊径处有网村》一文中曾深情地写道：“山沟的孩子们渴望走出大山，他们的希望在大山外面。只有依靠网络，他们才能把心灵从山沟里释放出来，才会有希望和梦想。……现在校园里虽然依样陈旧，然而各处弦歌不辍，早晚学生背课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知道唯有念书才能脱离目前贫穷的困境。虽然他们的身体还是在黄羊川，但是他们的心智已经和国际接轨了。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有了自动自发、力争上游的心，这才是开发大西部最有效的驱动力，也是我们最感到欣慰的成就。虽然网络不可能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但网络打开了一扇门；门开了，希望就会进来。”[2] 正是凭借着这份理想、信念和道义承担，黄羊川才有了今天网络社会的雏形，也才有了西部人为自己开创美好明天的更多向往。换言之，如何开发西部，台湾实业家给出了他们的梦想追求和实践方案！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唤起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西部的建设与发展，关注西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让他们拥有和普通孩子一样的权利和未来的向往。
三、“汉化”“西化”之外的现代化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区，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1.4%。人口3.67亿，绝大多数为贫困人口。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的发展相对东部而言，一直比较滞后，特别是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的局部改善未能扭转总体恶化的趋势、水资源短缺、教育、卫生资源严重不足、人才流失现象加剧，所有这些自然的、社会的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西部的建设和发展。
为此，2000年，中国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温家宝总理指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贯穿于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总理表示，今后中央将实施如下战略布局：坚持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此外，政府将出台《西部开发促进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它表明，开发西部，改变3亿多人口的生存状态，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西部的建设，依靠的是西部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那么西部的开发与发展，则是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赖于全国人民的关注与支援。在此过程中，西部人民将和全国人民一起，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应战。
一、挑战：如何结合地方传统与国家传统，实现多民族一体的现代化进程。西部地区，尤其是我们此行考察的西北地区，主要为多民族聚集区（藏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同时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政府政策安排下，一部分生存在环境特别恶劣地区的人们，开始了生态移民和城乡移民的国内迁移。传统的以农为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已然改变，他们成为国内劳动力流动大军中的一员，进入到城市边缘，开始接触各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此同时，他们也从事各种艰苦的体力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为孩子的未来拓展可能的机会。一些回族农民工子弟，已经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下，在城市接受双语（汉语和阿拉伯语）教育，掌握基本的生存技能和社会习俗。可以相信，他们在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在缓慢地改变族群的价值观念和持续的地方传统。
事实上， “地方一直是多重力量并存的场所，影响地方感受的力量包括帝国主义、跨国的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网络、资本以及地方的抵抗本身。……为了防止被更大范围的力量（如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利用，地方进行了激烈的生存斗争，以求在自己范围内确认自身的意义”（杜赞奇，1999）。[3] 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汉化”和“西化”之外，地方无法回避现代化的挑战。换言之，地方传统和国家传统一样，也有一个更新和再造的任务。故此，地方传统如何融入到国家传统中，实现现代性的转化，迫切需要民族的自觉。
二、应战：如何结合政府力量与民间作为，实现上下互动、合力推进的局面。面对西部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和人民生活的总体贫困，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自上而下地为西部的发展规划了蓝图，指引了方向。7年来，西部开发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经济和社会成就，特别是文盲人口的降低和贫困人口的减少，有目共睹。2006年，国务院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数额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国家增加对民族地区的资金投入方式包括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2000年至2005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数额累计达到389亿元人民币。同时，中国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也在加大。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规模地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是重点扶持对象。国家下拨专款用于改善民族聚居区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这些项目主要包括：农村人畜饮水安全、小型水利设施、小型水电站、农网改善、通乡(村)公路、乡村学校、医疗卫生、文化设施以及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等48个项目。
与政府加大西部开发建设和扶贫帮困决策同步，东部的许多企业家、慈善团体和社会人士正在从不同层面，自下而上地为西部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财智。此中，既有台湾的实业家，也有香港乐施会的朋友，更有许多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普通人。它说明，西部建设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正在成为政府和各族人民共同的应战，让西部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是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题中之义。在这个进程中，大陆同胞，香港同胞和台湾同胞，都在以不同方式表达自身对于西部人民的关怀和责任，他们都在为西部更美好的明天而尽心竭力。
当然，西部开发过程中，还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和克服，这包括当地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干群矛盾的化解、以及对于自然环境的继续侵害等等。但这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光明总是在与阴暗的交错中行进。关键是，西部之行，我们看到了许多光明的人和光明的事，它在敦促我们寻求个人之于社会的责任，之于国家的奉献，以及寻求一种社会担当和道义之责的同时，超越自我，完善自我。西部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仅是西部人民的奋斗史，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和西部人民一起携手并进、共创辉煌的多民族和谐一体的当代奋斗史。
四、结语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黄土地上人们的韧性和毅力，他们对于母亲河的守护，对于自然环境的抗争，对于未来发展的奋斗，所有这一切，目的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可持续发展的沃土。西部人民所显示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提示我们，西部之行，不仅是学习他们如何在恶劣的生存境况下，团结拼搏、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精神，而且也提示我们，如何在现实的工作中，把政治使命、社会担当和学术职责结合起来，经世致用，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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