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文汇报，2021年5月26日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导读】5月22日，第154期文汇讲堂《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中共百年对外交往》成功举办，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应邀做了主题演讲，并与文汇报记者李念进行了媒体对话。提问环节，十位听友提出关切问题，现经整理与读者分享。
现场听众排队提问，对中国国际地位极为关切
*应对西方不利言论：“他塑”背景下，需要“新时代斯诺”和自我提升
国际品牌中国代理商刘鹏波：这段时间，国外舆论有许多对我们中国非常不利的报道，而我们仅在外交层面不断地抗议，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应对？
王健：由于历史、文化、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客观上说，西方舆论中确实存在着不少对华负面报道。这其中情况也非常复杂，需要认真加以分析、区分。有些可能是对中国情况的不了解、认识不全面；有些背后可能还存在一些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有一些则是刻意谩骂攻击我们的制度体制。对于第三种情况，我们在外交层面做出相应的表态和回击是必然的。
如何有效应对？即在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显得非常重要。坦率地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相对不足，当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一般民众对华认知，基本上还由西方媒体“他塑”而成。
反观中共百年对外交往史上的对外传播案例 ，有过比较成功的“斯诺模式”。虽然现在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逐渐增强、途径日益增多，但在新时代如何发挥“斯诺模式”作用依然值得认真思考。前不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到，希望有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当然，除了记者，还要鼓励对中国有所了解的朋友在国际媒体上多多发出客观公正的声音。我认识的在华工作过的以色列、意大利朋友，最近在媒体上就新疆问题发表了非常公正的评论，产生了积极影响。
*党及时纠正了“极左思潮”，今后应以史为鉴，提高治国理政能力
自我修正是我党一大特点，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推动下，及时恢复了当时受影响的外交关系
牙医朱联国：毋庸置疑，中共建党百年在对外交往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外交往中是否也犯过一些错误？今后应当如何吸取经验教训，少走一些弯路？
王健：历史就是历史，有时是无法任意选择的。在党的百年对外交往历史中，无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都要从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的角度分析。举一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期，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压力巨大。在此背景下，外交领域一度出现了极左思潮，60年代下半期曾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当时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导致中国外交出现了严重困难，与建交国中的多数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
然而，中国共产党最突出的一个能力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及时自我修正。我党及时发现了极左思潮对外交干扰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时纠正了错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推动下，积极恢复了外交关系。外交领域事实上比其他领域更早地摆脱混乱状态，并逐步走上正轨。特别是根据国际格局出现的变化，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条件。
今后，中国外交要少走弯路，其中一条就是要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不断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成功经验，深刻汲取历史教训，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外交工作行稳致远，更好地服务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应对美国的“四全”遏制和嵌套式议题：以“组合拳”对“组合拳”
中国外交在经济领域取得较好的突破，但美国政府仍然在加强对我国非经济领域的围堵
上海政法大学学生韩犇：中国外交在经济领域取得较好的突破。但美国政府目前频繁加强对我国非经济领域的围堵，请问这会对我国的经济、科技合作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
王健：中国外交坚持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合作方面确实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例如，得益于自贸区的升级，今年1月至4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同比增长约30%，中国与东盟继续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底，签订了RECP协定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至于说到美国对我国的遏制、围堵和打压，其实早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就已经开始了，安全领域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计划将美国主要军力撤回到亚太地区；经贸方面提出了TPP。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只是手段上有所不同，目标并未改变。一般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全政府、全领域、全方位、全世界的“四全”出击。拜登政府的一个新做法就是以所谓规则、人权等为基础，构建自己的联盟体系。虽然议题主要集中在规则、人权等领域，但其实对经济合作也会产生影响。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的带动下，以所谓新疆问题为借口，欧盟参与了对华制裁，并直接影响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推进。目前，欧盟已经全面冻结了对协议的审议。
我们要注意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今后可能会以人权、价值等作为进一步影响中国对外科技和经贸合作的新壁垒。例如，在限制中国棉花和太阳能面板出口方面，美国打的就是人权牌，与所谓的强迫劳工挂钩。此外，美国已经提出了所谓威权科技与民主科技的区别。所以，美国对我们的围堵是全面的，非经济领域也会影响到经济领域。
至于如何应对，美国现在采取的是议题分割方式，但其实许多议题都是嵌套的，我们也应当考虑这种议题的联系性，以组合拳对抗组合拳。
*“战狼外交”是新的“话语陷阱”，我们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外交方式发生转变，西方媒体将这种外交变化称为“战狼外交”
上海政法大学学生陈戬：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外交方式发生转变，西方媒体将这种外交变化称为“战狼外交”。请问如何看待所谓“战狼外交”？我们的外交如何进一步为第二个百年目标服务？
王健：我国针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时期毫无底线地对我攻击、抹黑和谩骂做出有力外交回击，对此西方媒体为之贴上了 ”战狼外交”的标签。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新的“话语陷阱”，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翻版，目的就是让我们任人辱骂，放弃抗争。
在外交领域，我们从来就是既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据夏衍回忆，周恩来当年对于去朝鲜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的中国外交人员就提出“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目前，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为我们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相信，在外交斗争中，我们今后也一定会不断提升斗争能力和水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把握斗争火候，特别是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团结，在斗争中谋合作，在斗争中求共赢。
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署后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在干部会上就明确提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
总之，百年党史中充满智慧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享受到“要想富先修路”红利后的全球版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党群工作者叶子青：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倡议同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或亚非拉国家的援助有何区别？
王健：“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为纠正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发展空间不平衡、缺乏足够的包容性等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正如你所提到的，“一带一路”沿线有相当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存在发展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础设施落后，使得其无法有效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经济。
“地理决定命运”，曾是形容这个世界的最著名的格言之一，而“要想富，先修路”也是我国许多地区摆脱贫困落后的成功经验。事实上，全球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70亿，但现有的基础设施仅能满足30亿人口的需求。预计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平均每年大约需要3万多亿美元。只有解决了基础设施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
事实上，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地缘政治风险大，以往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存在严重不足。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不管出于竞争还是其他目的，确实带动了全球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欧盟公布了“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美国出台的“印太战略”中也部署了蓝点计划、日本则推出了旨在促进日本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等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带动了全球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了新的全球化发展。
*与1960年代援助亚非拉相比，合作为主，助其自力更生原则不变
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上个世纪60、70年代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有何区别，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是当时是对外援助，而“一带一路”倡议下，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是以经济合作为主，对外援助为辅，虽然也确实引导了援助资金向沿线国家的倾斜。当然，在不附加政治条件、帮助发展中国家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等方面，与当年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原则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确实有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各种非议，有些诬蔑我们搞所谓的“债务陷阱”。前几年，我参观了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参与了一些国际会议，其实，绝大多数当地政府、百姓和智库都非常欢迎，积极想要加入。例如，保加利亚的学者就非常希望在建设塞匈铁路的同时，建设一条经过保加利亚的玫瑰之路。在我牵头下，我们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已经召开了两次有关“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的国际研讨会，中东地区学者都认为这是中东发展的一个良好机遇。
*中华文明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会压倒其他文明，而是互鉴共美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对人类文明进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华东理工学生赵金龙：亨廷顿认为，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还有很多人认为“9.11”恐怖袭击是对文明冲突论的验证。当前中国的GDP正在全面追赶美国。基于这些观点与事实，是否说明中华文明正在全面超越西方文明？
王健：我本人并不是太认同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论，而比较同意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潘光教授的观点，即世界上并没有纯粹的“文明冲突”。什么叫纯粹的“文明冲突”，就是指排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作用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实，文明冲突的背后，许多都是现实安全、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只是借文明的旗号而已。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和文明也必然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会对人类文明进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更大贡献。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长，文明之间不应该做高低优劣之争，而是应该互学互鉴。每个文明的发展，都是在开放中发展进步，在封闭中落后停滞。人类的文明生态应该像动植物生态一样，保持多样多元，姹紫嫣红，万物竞生。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开始认为西方制度可以一统天下，当年福山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但现在看来，西方民主制度确实还是存在自己的问题。第三波民主潮的退潮、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上升，特别是去年美国大选中、西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使得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自己的制度文明开始产生内在焦虑。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多个场合提到要向世界证明民主是有效的，这也反过来说明，美国也看到了民主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然，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我们也依然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习的态度，汲取历史上固步自封导致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就说过，一种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而交流互鉴是文明的保鲜剂。我以为，我们中华文明的未来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绝不会去压倒其他文明，而是要实现文明互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巴以冲突的现实因素是拜登对以有所疏离，巴以双方都面临大选
5月24日，联合国讨论了 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中国提出的解决巴以冲突的中国主张
企业职工张庆明：近期巴以间爆发了新一轮冲突，恰好正是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时期，请问您如何看待巴以问题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王健：这次巴以冲突的背景既有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也有一些现实因素。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就是巴以之间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越来越边缘化。
现实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色列想在中东问题上，特别是巴以问题上拖住美国。特朗普时期，美国给予内塔尼亚胡政府全面有力的支持，双方度过了一段亲密无间的甜美时光。但在拜登上台后，虽然在迁馆等问题上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外交遗产，但为了确保美国从中东撤出力量并保持一定的离岸平衡能力，所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以色列的疏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拜登上台后给各国领导人打电话，内塔尼亚胡排在较后的位置，甚至在拜登同***通话后一周多。
另外一个原因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和哈马斯都出于大选策略的考虑。从以色列方面来说，通过局部冲突，使得内塔尼亚胡安全总理的形象更加鲜明，力争夺回组阁权，而哈马斯也希望借此扩大在巴勒斯坦政府，特别是在西岸地区的影响，从而为时隔15年到来的大选奠定选民基础。
*中国拟定了巴以问题中国主张，维护正义赢得中东各国信任
冲突爆发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国主席，及时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商讨化解巴以危机，在积极引导安理会调节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中方还根据人道主义和巴以谈判的历史文件，拟定了巴以问题中国主张，积极促进停火和谈判。大家可能注意到，中方多次提出，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这一方面表现了我们积极帮助解决问题的态度，同时，这也反映出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的扩大。
2001年，我陪同国内代表团去访问以色列外交部，当时问及中国在巴以问题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对方回答十分明确，就是目前中国还发挥不了作用。一晃20年过去了，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几年前开始，巴以双方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促和作用。2013年5月，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几乎同时访华，引发了外界的种种猜测。
我们中国在中东如此复杂的地区，有人称为“帝国的坟墓”，同当地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保持了良好的合作，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高举维护公平正义的旗帜，倡导“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价值理念，进而赢得中东地区各国的信任。从在中东的实力来说，中国同美国、过去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甚至欧盟都还无法相提并论，但我们是从道义的立场出发，从而得道多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