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6日，国际问题研究所与智库建设处在院部小礼堂联合举办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大家讲坛”活动。这次大家讲坛邀请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国际政治研究》主编王逸舟教授以“中国新外交研究的几点思考”作学术报告。王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工作经历深入浅出地畅谈了对中国发展、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研究的观察和看法。
本次讲座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主持，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教授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鸣研究员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讨论。国际问题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和院内外一些研究人员、学生、媒体人士和其他观众现场聆听了王逸舟老师的讲座。文汇报对这次大家讲坛活动进行了专题报道。以下为文汇报《王逸舟：中国巨人在走第三步，外交能力如何建设？》的全文。
王逸舟教授（右）作“中国新外交研究的几点思考”报告，
国际所所长王健研究员（左）主持
近几年，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王逸舟教授陆续出访了非洲八个国家，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中国在非洲援建的火热身影，确实，中国力度超越了昔日美国、英国、法国等50个发达国家，后者私下会酸溜溜地说：要安全找我们，想发展却找中国。但是，在一个非洲学者任大会主席的会议上，王逸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我非常感谢中国朋友在非洲大地的付出，但是我走遍了54个非洲国家，却没有看到一个中国教授留在非洲高校里执教，但是美国、日本、韩国都做到了。
“中国的外交很有特色、进步很大，但是进步空间依然很大。”11月底，带着“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外交能力如何建设”这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来到上海社科院国际所主办的国家高端智库大家讲坛，主讲《中国新外交研究的几点思考》。在他看来，新中国70年，中国这个巨人正在走出“生存-发展-责任”生态链中的第三步，当前国家正“将强未强”，面对新挑战发生了“高山反应”，因此，中国外交亟需加快能力建设，以期成功实现第三步的战略使命“与世界深度对接”。
第三个时代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相互关联又使命独授
“毛泽东时代，不断革命是方针；邓小平时代，发展第一是主题；那么到了中国的新一代，全球利益新追求就是使命了。”王逸舟开篇就把当代外交分为三个时代，在他看来，第三个时代即走向世界大国的新时代，和前面两个时代相互关联又有大不同，因此，国际关系研究者作为新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必须要思考前两个时代的所长和所短。
*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外交顺应了世界潮流
对于前两个时代的中国外交，王逸舟以“时势造英雄”来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当时的选择：是和国际局势紧密相联，并非仅仅他们个人脑子里的主观判断。
在毛泽东时代，不畏强权，通过中国革命获得国家主权的独立，这是当时整个世界潮流内的亚非拉解放运动所驱使，中国第一代大使姬鹏飞、黄镇、耿飚都是驰骋战场的将军，外交部长是陈毅元帅，“军人主导外交，以博弈为主，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总体气质”。王逸舟也指出了缺点——经济发展不足，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GDP总量仅占世界的3%。到了邓小平时代，世界形势有所改变，大部分国家都实现了民族独立，科技进一步发展，“和平发展”成了主题，王逸舟指出，当时中国及时减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游击队的援助，调整了和美国、日本等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告别革命发展经济成了主旋律。“但是，当中国GDP总量占世界16%，并成为全球经济发动机时，在政治体制改革、生态环境恶化、内部发展失衡等领域，也给下一代留下了难题，甚至是世界难题。”
王逸舟解读当代中国的三个“新时代”
*50后领导在政治心理上就有为世界办大事的气质
与打江山成长起来的前两代不同，王逸舟指出，1949年后出生的中国领导人，从政治心理学上而言，天然有参与世界、为世界办大事的气质。因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逐步在递进。
邓小平时代的江朱执政期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入世是与世界接轨。”在胡温执政的十年内，中国连续十年GDP增长超过10%，“神州”上天使得中国跻身全球三大航天集团；解除了农业税，释放了生产力。“此时，中国成为新兴大国，向世界进发。”王逸舟举出一组翔实的数据：1990年代，中国与日本的GDP总量比是1：8；新世纪前是1：4；至2005年是1：2；到2010年是1：1；现在2019年则是3：1。王逸舟清晰地记得：他在1978年入大学时，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苏联排第二，中国排第11；现在，美国依然第一，中国第二，俄罗斯正好是第11。2008年奥运会中国金牌数第二，“其实是中国综合实力的爆发”。同时期的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俄罗斯进入格鲁吉亚，而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朝着更高、更快、更强而发展。一位日本高校的校长对王逸舟说，他研究了中国30年，认为中国的强大目标是长期积累所致。
所以，在王逸舟看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先进理念和他心存世界不无关系。“而与世界的深度融合，应该是到2049年前的一代中国领导人的目标。”
面临新挑战：与世界深度融合中的“高山反应”
我们的留学生成了世界最大群体，游客成为了世界最大队伍，我们的“一带一路”成了世界最大的经济品牌，我们的邮轮、货轮、商轮都成了世界最大吨位，30年迅速跻身极地考察大国，东北太平洋的约7.3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矿区申请获批………在一口气历数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成果后，王逸舟话锋一转，“但是，因为发展太快，我们出现了‘高山反应症’，有了‘小马拉大车’的挑战。”，他接着分析了外交决策层面遇到的难题。
从海外利益的保护到海洋纠纷的处理，再到“一带一路”的立体化，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随着国力的增长，海外利益呈现出几何级的增长，但是政府的保护手段仍然是算术级的增长。在毛泽东时代只要处理陆上14个邻国，海上6个邻国的关系，到目前，不仅要处理东海、黄海、南海的纠纷，还要关注在南极北极、大西洋、太平洋的利益。为海军提供保障的火箭部队和空军加倍增加力量，反映出我们战略立意、战略目标、战略纵深有重大不同。同时随着能源消耗的剧增，中国从石油出口大国变成石油进口大国，保护海上安全通道也变得愈发重要。
“但毕竟中国是一个海洋新手”，王逸舟认为，目前中国在海洋外交、海洋法律、海洋学术上，都因为经验不足储备不足而显得比较力不从心。
他尤其关注到对“一带一路”的新提法，即要展开立体“一带一路”，形成“海陆空天网”以此和国内的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等重大战略对接。“第二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已经从大写意转到工笔画了，许多难题都被提到论坛上。”毋庸讳言，在第三代与世界深度对接中，也看到了不少不适应和磨合。
王逸舟与现场听众分享“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外交能力如何建设”的思考
中国离世界顶级强国还有多远
这样频频的高山反应，自然让业内人士不断反思，我们离世界顶级强国还有多远。王逸舟提及，***曾反复强调中国的当下是“将强未强”“大而未强”。“我们最多是单项世界冠军，而不是全能世界冠军。”
*器物层面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末端
王逸舟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跳出“中国第一”的迷思。他认为目前很多第一还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从根本上来讲，是否是强国，除了器物外，还必须体现在气质、文化、精神和品位上。他例举，在产业技术上，我们刚刚脱离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的高速阶段，在全球发展金字塔中处于中低端，尽管过去我们有两弹一星，现在有高铁、第三代核电建造技术、国家电网特高压等，但是大量骨干的基础性中国制造为代表的东西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比较末端，需要资本大量输入，可能带来严重污染。在高端的航母、芯片、特殊新材料上，远远没有达到和我们体量、规模、GDP比例相适应的水平。
*在联合国里话语权为何偏弱？高级干部少
在国际话语权及规则制定上更是很大的短板。王逸舟分享了一个案例，科技部有个项目，和法国人、俄国人、巴西等十几个大国共同研发未来21世纪中叶可能产生巨大效能的核聚变。中国的投入位居第二，当时，据中国的首席科学家说，我们在制定文本、规则引导、话语权远远落后于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以联合国为例，王逸舟具体分析了中国为何在那里话语力量偏弱，话语权不够。他举出一组数据，据2016年统计，联合国专家级人才，美国有3000个，日本有900个，中国是500个，中国仅是美国的16%。在秘书处近4万职员中，中国基数就比较小，仅479人，美国有2550人，英国886人，印度为574人。其中中高级人员，中国是81人，美国是357人，英国是136人；高级主管中，中国9人，美国45人，英国23人。
在联合国中，我们的会费缴纳已经提升至第二位，维和费用也是第二位，但是话语权是落后的。“因为高级干部少。”过去要到联合国担任职员，都采取“曲线救国”方式，先要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内瓦等名牌高校读个学位，“当然，随着我们会费等贡献的增大，以后高级干部的比例也会增加，现在，民间选拔进入联合国的几率也增大了很多。”同样，日本高校培养国际职员的历史已经有50年了，王逸舟对于目前高校成立了“国际组织系”表示欣慰。在维和部队里，我们比较多的是工程兵、医护人员，而非高级军官。他用一位中国原联合国高级官员的话来总结中国在联合国中话语偏弱的“五位一体”原因：政治意愿和人财物投入逐渐加大，外交使团能力与活跃度有所改善，联合国职员队伍素质相对弱小，民间组织声音及有效性基本缺乏。
以联合国为例，王逸舟具体分析了中国为何在那里力量偏弱，话语权不够
*全球性倡议、文本和创意还比较缺乏
同样的短板也体现在一些价值性、引领性的话题由中国人提出的并不多。去过博鳌论坛也去过达沃斯夏季论坛的王逸舟谈了一个直观感受：达沃斯论坛上对人类未来思考非常普遍，它的全方位设计、信息量和头脑风暴、思想深度给人留下强烈的冲击力，而博鳌更多展示着招商引资的热情。
王逸舟由此提出自己的思考，“我们太想成为美国了，向美国学他的强，比航母、比汽车，但美国3亿人口耗了世界上40%以上能源，这是我们不能学的。相反，我们可以多多关注那些富有创新性的国家。学美国不能太盲目了。”王逸舟举例，以色列、瑞士充满创新精神，公民素质很高，绿色生态环保的研发水平卓越。
*世界90%的象牙在中国销售，导致非洲象群消失
谈到环保，王逸舟举了一个触目惊心的负面例子，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logo用了大熊猫标志，其实中国政府除了对白鳍豚、大熊猫少数珍贵动物做出公开承诺保护外，对全世界很多濒临灭绝物种浑然不觉，甚至还在伤害它们。2019年4月，在中国一个省查获一起大案，一次性截获7吨半来自非洲的象牙，这是从1400多头被枪杀的成年公象头上取下来的，而且象牙都是完整的一米到两米长。“这必须是狩猎者把象杀死以后，才能把头骨打开取下象牙，据说卖几百万一根，现在北京还有卖的。”据悉，全球90%以上的象牙在中国销售，带来结果就是很多非洲象群消失。“当我们老百姓有了一点钱，就不自觉地消费红珊瑚、象牙，消费来自南太平洋海龟肉时，这些当地物种就在面对巨大濒临灭绝的压力。”说到此，王逸舟不免痛心。
提到全球生态保护、全球绿色金融、全球军控、全球生命救助，中国都不属于倡议者。“因此，我非常乐意做国家社科基金申请到的项目——未来5-10年，中国外交的能力建设，我们设计了20多项内容。”对此，王逸舟认为最好的答案不在外部所谓的脱钩而在内部的强大认同，“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全球互联互动的枢纽。”
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教授评议报告内容
2016年就写出“创造性介入”三部曲的王逸舟，提出了从经贸大国转向仁智大国——仁的社会和智的外交的观点，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尽管外交能力上有很多尚待建设的领域，但也经常有很多新观念新气象鼓舞着王逸舟。“一群年轻的特使和我交流了如何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做出不同于欧美外交的特色，而我们的亲诚惠容外交理念里，也有先予后取的义利观，一个仁的社会必然也是充满想象力和活力的社会。”
这样的一次讲座如同一次采风，王逸舟认同评议人任晓提出的“为何西方人依然觉得一带一路神秘”而延伸出来的被接受度问题，也重视刘鸣的“海外力量中当地华侨力量不可忽视”的建议，同时不忘记告诉对如何建构中国国际理论话语权有雄心亦有困惑的学子——任何时候都不要迷信权威，就像爱因斯坦当年对物理界的发展不满，才产生了新发明一样，中国外交不可测的进步空间，才是这个时代学者保持兴趣和追求未来的动力。
上海社科院国际所刘鸣研究员评议报告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