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建华 2016-09-10 19:23:10
“9·11”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阿富汗反恐军事行动迅速推翻了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基地”组织力量也遭受重创。以“基地”为代表的国际恐怖势力一度偃旗息鼓，但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国际反恐形势明显恶化，出现“越反越恐”的局面，据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统计，从2004年至2007年，全球恐怖袭击事件从3254起上升到14505起。国际恐怖势力在逃避和抵御国际社会反恐高压的同时，显示出其具有极强的生存、休整、反弹的抗压能力，以及因势而动的变幻、调整、扩展的应变水平。
2011年5月美军击毙“基地”头目本·拉丹，在此前后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态势出现短暂的低落期。当时国内外均出现“国际反恐迎来决定性胜利”的言论。相关数据也似乎表明，“国际反恐形势在保持平稳的同时有所缓解”。但拉丹毙命，是国际反恐行动重要战果，并不能期望国际反恐形势由此出现重大转变。这些年“基地”组织已经调整改造，相对实现“去拉丹化”、“去中心化”，中东、北非各分支机构已能独立运转，对全球零散和新生的恐怖势力而言，拉丹只是“精神导师”，无需他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更重要的是，拉丹被毙并不意味恐怖主义失去滋生土壤，造成恐怖主义的诸多因素决非一个拉丹之死便能消除。
事实上，在经历两三年又一次短暂低谷期后，2013年以来，国际恐怖势力又进入新一轮猖獗活动的疯狂扩展期。据每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反恐怖主义形势国别报告》等资料(START)提供的统计数据，全球恐怖袭击年度次数由2010年的11641起、2011年的10283起、2012年的6771起，演变到2013年的9707起、2014年的13463起和2015年的11774起。虽然2015年度全球恐怖袭击总数较上年降了13%，因恐怖袭击的死亡人数（28328人）也减少了14%,但较之2012年的6771起和11098人，还是分别增加74%和155%。
在恐怖袭击的地理分布态势上，我们可以看到，55%以上的袭击集中发生在五个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日利亚), 74%因恐怖袭击的死亡也发生在五个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亚、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埃及、菲律宾、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2015年恐怖袭击次数和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均有增加。中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成为恐袭策源地、高发区，而西欧虽然总体恐袭次数和伤亡状况实际有限，但西北欧若干国家反恐形势的迅速恶化，对国家和国际社会政治外交冲击强烈。
其实，自现代世界恐怖主义浪潮掀起以来，在1968-1997年，西欧就是超越中东和拉美的全球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中心、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第一多发区。当时，欧洲受到美苏冷战作用、极左和极右社会意识形态和极端运动的影响、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冲击和中东地区国际冲突对抗的波及。但上世纪90年代中晚期以来的世纪之交，西欧遭受的恐袭次数以年均下降56%的速度呈现直接下降的态势，直到2004年以来，恐怖分子又先后在马德里、伦敦和奥斯陆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重大恐怖袭击，分别被称为西班牙、英国和挪威的“9·11”灾难。
这两年，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一系列重大或引人瞩目的恐袭事件又高频率地接踵而来。当今欧洲的恐袭危机不同当年，意识形态类型的恐怖主义袭击大为减少，尤其是极左型，极右排外的恐怖袭击还存在，如2011年7月22日,挪威人布雷维克在奥斯陆制造的两次恐怖屠杀。但更主要的则是来自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袭击，其背景直接与近年来欧洲凸显的移民和难民危机相关。
法国有着欧洲最庞大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宗教、文化、社会、经济等原因使其沦为社会边缘，整体上对法国社会融入程度低，尤其是这些穆斯林移民青年文化教育程度低，受歧视受排斥，与主流社会隔阂、疏远，陷入失业与贫困代际相传、社会阶层固化的恶性循环。近年来伴随欧债危机、经济不振，其失业率加大、社会福利减少，与主流社会关系更趋紧张，摩擦冲突不断。伴随这些年中东剧变动荡、难民和非法移民大规模的迅疾涌入，其社会境遇更为困窘，与欧洲主流族群矛盾更趋尖锐，为中东“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极端暴力行为和意识形态所吸引、煽动，他们也对法国等欧洲国家中东非洲政策强烈不满，因此就在客居的欧洲心脏地，或随难民由中东非法偷渡混入，聚团或单独对无辜民众展开丧心病狂的恐怖袭击。
这集中体现在法国从去年年初《查理周刊》连环血案、“11·13”巴黎连环袭击案到今年7月尼斯卡车碾压案的一系列恐袭事件。今年3月，比利时布鲁塞尔又发生连环恐袭案，就连一向安稳的德国竟然也在今年7月中下旬爆发接连不断的暴力恐怖事件。当今欧洲的恐怖危机不仅与欧债危机、移民难民危机、中东剧变动荡、“伊斯兰国”猖獗相联系，而且折射出欧洲国家社会治理和中东政策的失当，乃至深层次在“言论和新闻自由”旗帜下对伊斯兰文明缺乏应有的尊重，这也是当今欧洲遭遇恐怖主义危机的重要社会文化根源。
恐怖主义的本质实际上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残杀无辜的暴力极端主义。伴随全球化进程消极效应而凸显的极端主义问题，不仅反映在欧洲恐怖主义危机中，更明显地体现为中东久治不愈的恐怖主义病症上。当今包括西亚北非地区的中东，明显是全球恐怖主义危机最突出的策源地、重灾区。中东这一轮恐袭高涨期，不仅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出于霸权私欲对中东伊斯兰世界强权主义干预政策的恶果，也是美欧西方国家执意借所谓“阿拉伯之春”加快中东民主化改造的产物。而这些年中东“伊斯兰国”恐怖势力异军突起、猖獗做大，乃至在世界多地直接或间接催发全球多国恐袭危机，也与中东域内外大国出于地缘政治角逐目的，各怀战略意图、执行多重标准来处理包括恐怖主义问题等在内的中东地区新老热点问题的有关。当然，中东伊斯兰社会几十年来在探寻顺应世界时代发展潮流、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治理正道的突围困顿，也是当今中东恐怖主义痼疾的内部根源。
由此，我们可以将当今欧洲和中东反恐面临的严峻态势，视为全球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国际热点问题治理失当的社会产物。反恐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其任重而道远，“9·11”虽过去15年，但我们对国际反恐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预计和评估。
载《上海观察》2016年9月10号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所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栏目主编：杨立群。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