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断膨胀的中亚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对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地区安全产生了直接威胁，中国不得不被动地陷入中亚地区战略博弈之中，以保障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
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成为首选目标。 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将成为其最终选择。
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各国在政治与经贸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有助于改善中国能源结构、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的发展有助于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分子等三股势力。
中国外交“西进”战略不仅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外部延伸，也体现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有所作为、不断进取的外交风格。和中国的中亚政策、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新政相结合，“西进”战略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更趋和平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以中亚为核心，辐射南亚、独联体、西亚等地区的“大周边外交”。中国“西进”战略呈现出了和平的、渐进式的态势。中国积极发展与南亚、中亚和西亚各国关系，充分利用中国的地缘与经济发展优势，积极发展与中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的合作。以经贸合作和文化交往为重点，以“一带一路”为手段使中国发展的红利惠及到沿途国家。中国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中国在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地区的利益，保障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平稳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中亚国家的穆斯林对新疆分裂分子可能的支持，以确保中国新疆的安全，消除极端伊斯兰主义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威胁。因此，中国“西进”战略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打击新疆等地区恐怖主义势力，消除恐怖主义威胁。
但是，中国的“西进”战略也面临着地缘经济的困惑。因为，周边国家经济结构、经济质量脆弱，主要经济伙伴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不一致，南亚、中亚各国缺乏国际金融及贸易制度。尽管中国西部地区与南亚、特别是中亚各国拥有历史、文化、语言、民族和宗教共性，但开拓中亚各国区域合作经济空间难度较大。
然而，中国的“西进”战略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资源互补方面尤为突出，这种优势将为中国地区性强国地位提供有力的保障。因此，积极推进中国“西进”战略，积极加强与南亚、中亚和西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立足资源优势，积极发挥地缘经济潜在空间。
“东突”恐怖势力以南疆地区为中心辐射到东疆和北疆。“东突”恐怖势力以和田、喀什为主要基地，以只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18－35周岁的青少年为主要构成，并具备互联网使用能力。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对“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和联络方式产生很大影响。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企图通过网络影响新疆的青少年，他们以南疆地区的青年为重点对象，通过网络向其灌输极端宗教思想，传授犯罪手段，教唆其从事分裂国家和极端恐怖犯罪活动。
南疆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东突”恐怖势力培养成员和制造各类恐怖事件提供了藉口。
“东突”恐怖势力在南疆地区有一定的市场，主要是利用该地区生活环境封闭，经济较为贫困，就业率低，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缺乏民族之间的沟通等因素，并进而进行分裂和民族仇恨宣传，煽动维吾尔族群众对政府和汉族群众的不满与仇恨。
新疆南疆地区这种比较落后的状况不仅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制造了藉口，也为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招募人员和从事犯罪活动提供了条件。他们歪曲中国西部大开发和援疆政策，煽动南疆的一些青年从事分裂国家活动。
“东突”恐怖势力构成的复杂化主要表现在“东突”势力分布的复杂化、成员成分的复杂化和活动趋向的复杂化上。而且，“东突”恐怖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多样化。
近年来，“东突”恐怖分子在新疆各地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十分严重，其犯罪行为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人民幸福，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团结。
因此，中国政府应强化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加大促进民族关系和睦的手段，努力淡化血缘与族源的意义，提倡多元文化政策，特别强调公民权以及“国民”意识的培养。通过《宪法》规定和公民制度构建统一的核心身份认同，把各民族（种族）之间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视为文化差异，不能将其提升到政治层面，以保持国家社会稳定和政治统一。在公民身份证上不再标注种族信息，只标注出生地信息，尽量避免民族识别。
同时，中央和新疆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提高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鼓励族际通婚，促进民族关系和睦。从源头上杜绝恐怖活动的再发生。
（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评论通讯社2014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