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成城：全球技术史视野下的火器革命与文明动力机制

叶成城

中世纪以后，西欧发生了多场军事技术革命。随着17世纪以后火枪的改进，热兵器逐渐代替了冷兵器。早期的火绳枪存在射速过慢的缺陷，在战斗中仅被零星使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火器的射击速率大幅上升，但仍然需要通过步兵方阵和士兵间的协调来增加战斗力。这一技术进步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政局，成为一系列变革的开端。

要理解技术革命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就需要重新审视技术与发展之间的因果路径。过去的研究常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技术变革在何种时空中，以何种方式影响到了国家内部的组织形式和财政结构，从而通过制度的中介效应影响国家兴衰。这种机制比单纯的生产率或战斗力的提升更为重要。换言之，技术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船坚炮利的“硬件”变化，更重要的是为适应新技术而产生的“软件”变化，即国家能力、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变化。

本文并非旨在给出一个关于技术如何影响制度变迁或国家兴衰的一般性理论，而是试图在一个具体的时空情境下（18世纪初的西欧），探讨火器改进到达临界点后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层面的“蝴蝶效应”，并以此为案例来展示技术革命与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机制。本文所讨论的火器革命，主要指从火绳枪到燧发枪的改进，选择这一案例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火器革命引发战争形式变化，奠定了近代战争形态的基础。18世纪的战争迥异于16世纪和17世纪，且在其后约150年间都没有太大变化。其次，18世纪之前的技术革命存在较多的内生性因素和干扰变量。而18世纪初技术扩散速度远高于此前，并且最重要的变量——宗教因素的作用大幅降低，故而可以更清晰地观察技术革命对制度的影响。其三，18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国际竞争逐渐加强，技术革命带来的系统效应，可以视作18世纪下半叶西欧的改革与“开明专制”的“关键先期条件（Critical Antecedents）”，因此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

过去的研究者在解释18世纪火器技术革命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时大致有三类理论。

第一种理论侧重于讨论技术变革的直接影响，即技术提升了战斗力。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将技术和战争能力直接作为度量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尺度。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探讨了军事技术革命如何让欧洲获得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认为17世纪军事技术（包括科技和管理技术）的提升对18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造成深远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欧洲为案例，讨论火器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欧洲和其他地区之间的战斗力或综合实力的差异。

第二种理论认为，技术革命通过影响国家内部的组织形式，强化了国家能力，有利于实现现代化。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变化不在于军队所持有的武器，而在于军队建设本身以及使用它的政府。布莱恩·唐宁（Brian Downning）认为，战争烈度影响到国内的动员程度，最终决定了制度的差异。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阐述了高强度的国际竞争与国家建设的时序如何影响制度安排。约翰·查尔兹（John Childs）通过对整个欧洲战争史的详尽叙述，展现了三十年战争后军事变革对王室和贵族关系、国家能力变化乃至18世纪后期革命运动的影响。

第三种理论认为，技术革命加强了国际竞争，通过财政压力改变了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最终影响国家的命运。技术革命除了直接带来战斗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外，还增加了国际竞争烈度。许多经典的关于“军事—财政”的著作都持有类似观点。“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塑造国家”，就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关于近代西欧国家建设的经典论述，他强调对战争资源的榨取和争夺造就了国家的中央组织结构。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认为，外部的约束条件如国际环境、生产力和经济结构、政府形式会影响君主的相对议价能力，从而影响国家的制度安排。

综合上述既有研究，本文认为，理解火器革命的影响，至少需要在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其一是将欧洲视作整体，考察技术革命对其产生的影响；其二是在国家层面对欧洲各国进行案例比较研究，由此展示初始制度如何导致各国在技术革命中获益不同。进一步，我们可由火器革命的视角思考“大分流”问题，讨论火器技术在清帝国的传播，以及“东方世界”为何在18世纪初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技术革命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系统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之间互相联系，要素互相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其他部分发生变化。”因此，简单地从要素之间的线性关系出发，很难有效理解技术革命的文明动力机制。技术革命的非线性特征往往是因为受到多个不同方向机制的影响，即同时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机制。因此明确这些不同方向的机制有助于洞悉其复杂影响。如图1所示，除了直接影响之外，研究者还需要思考技术革命在制度层面带来的不同效应。

（一）军事能力提升与战争形态的变革

火器革命第一个重要的影响是通过标准化生产和训练提升了国家总体的军事实力，由此引发战争形式的变化，使得建立常备军成为国家在战争中获胜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军事改革带来的标准化降低了武器生产和士兵训练的成本。标准化的生产和训练，意味着整个军队变成一台巨大的军事机器，士兵和装备都如同零件一样可以替换，因而这种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的规模和可控性就大大提升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欧洲君主国的战争能力明显加强。燧石发火装置极大地提高了火枪发射速率，刺刀的发明又使得火枪手能发挥长矛手的作用。东西方战争能力的差距就是在18世纪初期逐渐出现的。根据莫里斯的估算，西方战争能力在16世纪大致增长了50%，在17世纪增长了100%，18世纪又增长了50%；相比之下，东方世界的战争能力增长很少。

另一方面，火器革命使得国家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进行日常化的步兵操练以适应新的战争方式。早在17世纪初期，莫里斯亲王发现将部队细分为更小的战术单位，便于向各层级传达命令，并且日常操练可以使士兵更加顺从和更具战斗力。到17世纪末，步兵方阵和严格的军纪彻底取代了中世纪以来的个人英雄主义。步兵方阵战术和使用火枪的训练开始系统化，射击被分解为各个单一的动作，通过系统的训练来促进军队的正规化和提高射击效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步兵横队战术成为主流战法。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的战争中，对垒两军的部署是相似的：骑兵在两翼，火炮在后侧均匀分布，步兵则组成方阵，排成三列，由其中一队射击，剩余两队则装填弹药。成排射击既强调纪律性，也需要专业训练，因此需要更多军官和详尽的训练手册，而更复杂的军事策略也要求更多的训练和严明的军纪，为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常备军，这就要求建立拥有更强后勤保障能力和财政实力的新型政府。

（二）常备军制度与中央集权的强化

火器革命推动建立常备军制度，其对于西欧最重要的影响是强化了中央集权，从而加速了现代国家建设。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常备军制度削弱了贵族的力量和传统的封建结构。骑士是中世纪以来贵族的象征，技术革命意味着骑士的衰落。如恩格斯所言，火器成为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骑士不再是战场上的绝对主力，盔甲在面对燧发枪时很难起到有效防护作用，这使得骑士对装备火器的步兵方阵发动中世纪式的冲锋显得很不明智。骑士在17—18世纪欧洲战场上“降格”为骑兵，其作用往往是部署在侧翼，扰乱对方的炮兵部署以防止其对己方的步兵方阵造成巨大杀伤。过去西欧君主依赖地方领主和骑士来聚集军队，这使得地方具有较大的自治权，而领主也成为地方的军政统帅。但随着地中海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西欧传统的封建经济组织开始没落，王室逐渐拥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来转向使用常备军，从而使得政治、财政和军事力量逐渐集中于王权，贵族更加无法反抗君主，只能被迫进入法院或军队。此外，长期战争瓦解了过去的封建结构，持久的战争记忆让绝对主义成为主流，战争带来的诸多灾难使得民众更加期望从国王口中得到永久防御的承诺，并愿意付出永久性税收作为代价。

其次，常备军制度的普及使得马基雅维利等人所诟病的雇佣兵制度逐渐被现代国家抛弃。蒂利将1700年视作从“雇佣兵战争”到“民族化战争”的转折点，国家开始从自己的民族中招募人员，创建海陆军，统治者直接把武装力量和财政机构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对雇佣兵的依赖急剧减少。一方面，火器革命带来了作战方式的巨大变化。这种新的作战方式需要军队进行复杂的日常训练，并对团队协作有着更高要求，从而使得国家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来适应新型的战争。同时，常备军在修建防御工事和进行整齐划一的方阵射击这两种新的战争模式中，体现出明显优势，因为雇佣兵通常不愿意挖战壕或接受严格训练。随着战争方式的改变，多数雇佣兵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由于在战场上表现不佳而逐渐被雇主抛弃，要么接受“长期雇佣”进行标准化的日常操练，最终被转化为常备军。另一方面，由于军事开支日益增加，过去带有雇佣军性质的军团长官们开始放弃他们对军队的自主权，转而效忠于国王，以换取王室的薪金。由国家直接支付薪水的常备军比起雇佣军具备许多优势，例如可以准确掌握士兵和军官的人数和编制，有利于武器装备标准化，能够保持军纪和灌输意识形态，保证士兵的忠诚度等。士兵在长期征战过程中，也开始熟悉自己国家的人文地理，逐渐发展出现代国家意识，最终这种意识代替了地方主义意识，形成国家认同。在标准化的操练过程中，遵守上级制定的规章成为常规，单调的训练让底层士兵形成紧密的集体，由训练精良的排和连组成的社团迅速取代了按照地位形成的等级。

再次，新的军事组织形式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社会局势。技术革命使军队分工进一步细化，在越发复杂的社会和军事结构中，中央机构作为持久的、专门的和分工细密的任务领域的职能便会愈加凸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野愈加明显和稳定。它带来的意料之外的作用就是建立了一个由国家管理的新官僚机构，其任务是征收维持军队所需的税收，并谨慎地处理经济状况，尽可能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国家的军事实践和管理能力之间产生了互相促进的作用：政府通过增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来发展专业的军队，专业军队反过来又可以保卫国家。最终，君主得到了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军队的忠诚，王室的强制力拓展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可以通过军队清洗或者驱逐不服从统治的少数族群或宗教异端，发生粮食危机、乡村骚乱或工厂罢工时都可以使用常备军进行镇压。常备军承担了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早期欧洲并不区分军队和警察的功能，王室需要依靠军队维护法律的权威，尤其是对民众强制征税。

总之，火器革命通过三个机制强化了中央权威。第一，在国家安全层面，火器技术革命降低了传统贵族的作用，高昂的战争成本不断地瓦解着传统的封建结构。第二，在组织和制度层面，火器技术革命加快了专业分工，常备军和职业军人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效忠于王室（或者说国家）的群体。第三，除了维持国防安全的任务之外，常备军还具有强制征税和维持内部秩序的职能，从而强化了国家的经济汲取能力。因此，火器技术革命进一步增强了中央权威，使得政治、财政和军事力量集中于王权和中央，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进程，为此后“开明君主”的改革奠定基础。

（三）战争成本上升和普遍性财政危机

火器革命的另一重大影响，则是导致欧洲战争频率上升，进而引发了18世纪中期欧洲各国普遍性的财政危机。

欧洲各国军事力量增长和战争的边际成本下降，加剧了国际竞争。率先在军事技术变革中获得相对优势的国家会更加倾向于使用武力。欧洲出现了螺旋式的军备竞赛，各国军队规模不断扩大。1702—1714年间，法国有10%的适龄人口参加正规军；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的参军适龄人口则达到了25%。当法国的军队人数高达20万时，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只能随之扩军，其他小国也被迫效仿。频繁的战争是竞争加剧的重要标志。图2展示了西欧主要国家在两个时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年份，第一个时期大约是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到1699年之间，第二个时期则是从1700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到七年战争前夕，两个时间段都接近50年，而第二个时期西欧主要大国的战争频率明显高于第一个时期。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后，战争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鲁士和奥地利从有限战争逐渐转向全民动员，开始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战争，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竞争的烈度。

这一时期，西欧各国逐渐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军队来应对战争需求。西欧国家的军事规模在18世纪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尤其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法国、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法国在1500年能组织5万人的军队，1600年为8万，1705年为40万，到1756年则维持在33万左右；而英国的军队人数从1705年的8万，增加到1760年的近20万。相比历史上的其他时期，18世纪英国和法国军队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分别为5.4%和2.1%，而在17世纪这一比例分别是0.7%和0.4%，在1850年则分别是1.1%和1.2%。西班牙作为日益衰落的帝国，其军队人数从1705年的5万增加到1760年的9.8万。奥地利的军队规模也从1655年的1.37万人增至1700年的5.5万人，1715年之后则一直维持在15万~20万人。普鲁士更是军队规模迅速扩张的典型，其军队占总人口比例在1760年达到7.2%，军队人数1695年为3万，1740年已达约8万，七年战争期间则维持在14.3万~16万，成为欧洲军队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战争的频率和规模大幅上升带来的最为深远的影响是拖垮了欧洲君主国本就脆弱的财政。随着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先进的武器、不断增多的后援与行政层级，以及极其复杂的供应和后勤，使得战争越发昂贵。同时，技术革命使得火枪、大炮和骑兵这三个要素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形成了互相克制的均势，导致18世纪的战争旷日持久，经常是耗尽人力财力再也打不下去才告终。18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期，各国财政收入多用于军事支出。英国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支出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为36%~45.2%，战争时期则会上升到52.1%~66.6%；普鲁士的比例最高，和平时期大约就有75%~82%，战争时期则会维持在90%左右；法国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支出比例为34%~41%，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期间则上升到51.2%~65.2%；西班牙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前后为71%~78%，此后一直保持在60%左右；奥地利在和平期间为48%~52%，而在七年战争时期则升到79%。居高不下的军费开支，成为此后这些国家财政危机的主要根源。

欧洲大陆的君主国时常通过卖官鬻爵或者借款的方式来缓解财政危机，但这无法解决收支不平衡的根本问题，长期来看反而进一步恶化了政府的财政状况。战争带来的财政负担造成了西欧国家内部的冲突，债务和信贷开始成为左右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在财政危机的阴影之下，王室和等级会议的冲突接连不断，成为西欧内部变革最为直接的动力。要解决财政问题来应对日益增加的战争支出，就意味着政府需要与国内各阶层妥协，从而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而妥协可能要以维持或恢复部分封建特权作为代价，这又会在制度层面阻碍国家的政治现代化。

火器革命给欧洲带来巨大的变革，整个西欧开始从依赖雇佣兵、包税人和向私人出售官职的“自弱型”改革转向依靠常备军和官僚制度的“自强型”改革。然而，如前文所述，技术革命在增加军事实力、强化国家基础性能力等方面存在正外部性，但也带来了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负外部性。因此，那些可以促进技术革命的正外部性同时尽量避免负外部性的国家，往往更大程度受益于火器革命。18世纪火器革命的理想受益者需要具备两方面优势：其一是需要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发挥技术革命的“红利”，尽可能装备并高效使用新型火器来提升自身军事力量，减少贵族阶级对战争的垄断，强化中央权威；其二是要以技术革命为契机，在制度层面推动现代国家构建，同时又较好地避免财政危机。下面我们以法国和普鲁士两国为例，通过对比来展示上述文明动力机制在国家层面的差异。

（一）法国

欧洲在这两百年中的军事进步集中体现在法国军队上面。技术革命造成了武器和战术的相似性，18世纪的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人数、武器和将领的指挥能力等要素。法国军事机器的扩充主要可以归因于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火枪和刺刀的发明、改进，使步兵的战力显著提升，而防御工事的建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围城战使得步兵可以发挥许多骑兵无法替代的功能。在查理八世时期，法国的步兵数量仅仅是骑兵的2倍，而在17世纪末已经增加至骑兵的5倍。如前所述，步兵规模的增加意味着需要现代化的管理。步兵方阵需要严格的纪律，法国士兵已经无法像16世纪或17世纪初期那样，可以无视中央意志、组织松散的单位来各自为战。

法国的军事现代化始于17世纪后期。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际，法国面临着财政破产和军队腐化的困境。在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父子的努力下，到1700年法国已经拥有单一集中的管理机构来将数十万军人同时投入战场，并使之保持整齐划一达数年之久。1710年，法国出现普遍的饥荒，征兵成本进一步降低，只需要少量食物就可以让饥民入伍。在此基础上，法国发展出一套相对完善的系统来实现国家对战争的控制，如通过国家官僚机构而非私人武装的指挥官来保障军粮供应、实现统一着装、建立军营和医院等，1718年法国开始建立兵工厂，1727年国家已经可以免费提供武器。

军事现代化给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带来重要的影响。短期来看，中央政府的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这依赖于平民士兵和贵族军官制度的结合。一方面，波旁王室通过向贵族提供军队官职来降低其独立性，避免因贵族军官的不满而发生变乱。1702年，法国额外创造了7000个位置来满足青年贵族的需求，过量的贵族军官使得军队越发臃肿和低效；到1750年，退休军官的数量已经和现役一样多，军队变成了一个自我繁衍的贵族俱乐部，旧贵族对军队的控制让他们拒绝一切改革。另一方面，法国通过征兵制度保留了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兵，这是法军最强的战斗力。法国的自愿征兵在每年10月至次年3月进行，士兵要签署一个6~8年的合约，期满后可以自由离去，但如果士兵愿意继续服役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奖励。很少有人会拒绝这种诱惑，士兵经常会在军中服役20~30年。但是，平民很难通过军队获得上升渠道。

通过上述制度，法国加强了国内的控制，增加了军队的战斗力，路易十四也成为欧洲最为典型的集权君主。但从长期来看，法国的改革利弊参半，因为相对于奥地利和普鲁士，法国王室对贵族集团的议价能力更弱，不得不以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代价来换取其支持。为了安抚失去政治权力的传统贵族，法国允许贵族阶级享受免税权，占据行政、司法、教会和军队等各界职位。而贵族军官在严重削弱法国军队战斗力的同时，还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七年战争期间，这种贵族军官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过剩的军官携带大量的行李、仆人和马匹，消耗掉大部分口粮，彼此争吵，轮流指挥同一个单位，军官的薪水总额甚至高于军费的其他开支之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和频繁的战争，让法国两次濒临财政危机，战争造成的巨额债务让法国时常依赖卖官鬻爵和向特权阶级借款等方式，与英国出售荣誉性头衔不同，法国出售的职务部分带有免税特权，从而进一步导致财政恶化，也加深了王室对特权阶级的依赖。

伴随着特权阶级力量的增长，法国形成了以“穿袍贵族”为代表的新兴贵族和以“佩剑贵族”为代表的传统贵族的二元格局。路易十四死后，中央权威进一步依赖贵族。法国王室在18世纪前期一直无法打破长期面临的经济和财政困境，因为贵族可以阻挠一切新税的征收并拒绝放弃各类垄断特权，使得法国无法进一步进行集权制改革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最终到18世纪后期，战争引发的财政危机迫使王室强行推动改革，不但收效甚微，还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即王室和贵族的矛盾。如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中央集权制加剧了法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改革则增加了统治集团的脆弱性，最终导致了旧制度的灭亡。

（二）普鲁士

军事革命意味着普鲁士需要扩大军队规模。“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是普鲁士步兵的缔造者，也正是他大幅加强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腓特烈·威廉一世在1733年创立了普鲁士的军事行政系统（canton system），让普鲁士军团可以在所在地征兵，他规定所有适龄男子必须服8个月至2年的兵役，训练完成后每年只需待在正规军中2个月。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普鲁士的军队穿着统一制服，进行刻板而又重复的日常训练，例如队形变化和射击，使其可以在枪林弹雨中遵循军令。此外，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带领下，普鲁士率先将火枪的木制推杆改进为铁制推杆，大幅提高了射击效率，同时刺刀的改进使得士兵射击时不用取下刺刀，从而更有利于近身搏杀。军事革命后，普鲁士军队军纪严明，战斗力闻名遐迩。

普鲁士的国家建设以军队为基础。由于国土资源匮乏，任何一次战败对于普鲁士来说都将会是灾难，因此普鲁士不计代价地将所有资源集中于军队，承担这种管理任务的中央机构被称为军事总署（general directory）。普鲁士的军事指挥官还参与区域的税收和行政管理，让社会与经济生活受到越来越多的纪律约束，将政府事务管理纳入军事考虑。普鲁士建立起一张官僚网络，增强了君主政权对经济活动和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削弱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以柏林为中心的中央政府。腓特烈·威廉一世将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合一，到1740年他去世时，普鲁士的建国工作已经完成。

技术革命对普鲁士的社会结构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和频繁的战争造就了顺从的贵族。腓特烈·威廉一世清洗了军中的无用人员，而将腾出的职位给了贵族，禁止他们为其他君主服务，并要求他们参加日常操练，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削弱地方的残余反对势力。技术革命带来了频繁的战争，而德意志地区是大规模战争的主要战场。战争导致过去骄傲的德国绅士变得极为贫穷，他们不像法国或西班牙的贵族那样拥有足够多的财富以保证经济独立，反而非常依赖军中任职的薪水，因为这要高于其从贫瘠的土地中获得的收入。因此，军职贵族化在普鲁士反而增加了军队战斗力。长期以来的传统也使得普鲁士贵族认为有责任在军中任职，因此普鲁士贵族军官的晋升完全依靠能力和战功。腓特烈二世明确表示他更喜欢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军官：“我经常从贵族中选择军官，因为他们更有荣誉感。如果贵族失去了荣誉，他会被整个家族排斥；反之平民犯了错误，他们仍然可以接着做他父亲的生意。”

另一方面，资源匮乏养成了普鲁士的节俭和较强的资源汲取能力，使其没有出现法国那样严重的财政危机。18世纪的观察家们将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的普鲁士称为“军营”，国王极端吝啬，忽视教育和艺术，并拒绝支付士兵的抚恤金，而用节约下来的资金资助1.2万新教徒移民开发东德意志的农田。在普鲁士的征兵体系中，只有最强壮的人才会被军团选中。但普鲁士王室仅仅需要支付很少的费用来维持相对于其人口而言极为庞大的常备军，和平时期国家每年只需支付2个月的薪水，这大大节约了普鲁士的财政支出。腓特烈二世即位后，普鲁士通过军事冒险扩大财源，任命军人担任税务官员来提升税收效率。普鲁士在1740年发动了西里西亚战争，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大量人口和工业资源。普鲁士在此期间展现出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西里西亚的年财政收入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仅为210万弗罗林，在被普鲁士占领数年后就增加到700万弗罗林。普鲁士在汲取税收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腓特烈二世任命伤残退伍军人担任税务官员，由于普鲁士的税法并不复杂，所以伤残军人财务能力稍弱并不会严重影响税收效率。这些军人的优势在于保持着服从命令的天性，比起欧洲其他地区的官员更加遵纪守法，因为他们如果被开除就很难找到比税务官更好的工作，由此既保障了官员收税的积极性，又避免了过去包税人对民众的过度压榨。腓特烈二世通过财政改革，实行了高效的税收制度，普鲁士得以在经济资源匮乏时获得高于同时期俄国的税收收入。

（三）小结

火器革命仅仅提高了武器的射击速率，但这在欧洲范围内引发了多重系统效应。技术革命导致了常备军制度的普及，增强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和中央集权，但欧洲诸国也由于财政危机而加剧了对贵族的依赖。由于初始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同国家的获益程度是不同的。法国可以视作典型的“半负面案例”。法国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和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因此最初受益于技术革命带来的中央权威强化；但随着技术变革造成的财政压力逐渐增加，一度被压制的权贵集团再度兴起，同时权贵集团同王室的矛盾加剧，最终导致了18世纪末旧制度的崩溃。其他欧洲强国也都未能最大限度地受益于技术革命，如西班牙一直无法摆脱富裕而保守的权贵集团，奥地利则因领地的分散而无法在技术革命中获得足够强的国家能力。相比之下，普鲁士借助技术革命带来的组织层面的正外部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并且通过军国主义的方式强化中央权威和克服财政困境，从而迅速崛起成为主要强国。

在讨论了欧洲的案例后，本文再将目光转向同时期东亚的清帝国。基于经典的“大分流之谜”，可以引申出新的思考：同时期的东亚也一度出现了火器的广泛使用，清帝国利用火器战胜了周边的势力，但是为何技术革命没有在东亚引发制度变迁或者推动现代化变革？

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欧的火器技术就通过传教士等途径传入中国，中国的火器技术同样出现大量革新。明末毕懋康发明的“自生火铳”是中国乃至东亚文献中最早的燧发枪，在技术水平上基本与西欧保持同步。杰弗里·帕克认为中国甚至一度比西欧更加重视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发明，从平定倭寇（1540年左右）到康熙帝时期，包括明清之间的战争，中国军队都使用了大量火器。清朝统一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明朝后期的军事变革，清军依靠投诚的明朝军队形成了火器方面的优势，建立起强大的帝国。而在清帝国建立之初，无论是平定准噶尔还是对抗沙俄，军事行动同样离不开大量装备和使用火器。莫里斯认为滑膛枪给中国带来了武器上的优势，1500年前后草原上的弓箭手经常打败农业王国的步兵，但1600年他们就只能偶尔取胜，而到1700年，胜利对他们来说则是闻所未闻了。

但在康熙之后，帝国开始趋于稳定，虽然乾隆时期战争频率仍然不低，但这类战争通常不至于危及帝国存亡。外部压力的减轻使得大规模研发火器的必要性下降，不需要像列强林立的欧洲那样始终保持火器技术的更新。康熙后期减少了火器制造，雍正不仅在技术上没有创新，反而以“满洲夙重骑射”、在营兵丁“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为由，制定“马上枪箭熟悉者”才能“勉以优等”的选拔政策。这些文化因素和军官选拔机制，使得清代火器研制进一步衰落，技术明显落后于西欧。同时，外部威胁减弱后，热兵器的存在反而不利于清帝国的统治。清帝国统治集团始终对汉人存有戒心，担忧火器技术流传到汉人中导致起义。在鸦片战争以前，连明朝末年出版的很多有关火器技术的书籍都失传了。例如毕懋康所著的《军器图说》就被乾隆皇帝借修《四库全书》之机封禁，直至道光年间才重新解禁。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清朝皇帝不遗余力地想要证实他们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因此向西方借鉴军事技术会遇到更多障碍。

《军器图说》

由于财政、技术和理念等各种原因，清军几乎没有大规模进行过火器研发。尽管拥有少量更为先进的燧发枪，但清军仍以装备火绳枪和冷兵器为主。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在乾隆年间访华时，使团的主计员约翰·巴罗曾经询问清朝官员为何不使用欧洲军队普遍装备的火枪，得到的答案是在实战中火绳枪更为有效，巴罗推测这可能跟当时中国的炼钢技术与火药质量有关，同时他认为清兵缺乏沉着使用火枪的能力，相比之下使用时固定在地面的火绳枪稳定性更强。李约瑟在考察中国军事技术发展史时惊讶地发现，尽管燧发枪的优势非常明显，中国却因为军事上的保守，几乎没有过燧发枪时代，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时，中国守军仍然使用火绳枪。

如前文所述，近代欧洲火器革命的核心机制是从火绳枪到燧发枪的改进带来战争方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常备军、官僚机构和相关的财政后勤体系。而清代前中期几乎没有大量使用过燧发枪，周边也没有一个实力相近且大规模装备燧发枪的竞争对手，自然也无法引发东亚地区战争方式的改变，更不可能进一步带来制度层面的变革。另一方面，中国自秦代以来保持着常备军和强大的官僚体系，所以火器革命的影响更加有限。在此情况下，中国只需要把火器和军队有效结合，而不需要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只要把弩换成火铳，一切都顺理成章。由于缺乏外部压力，且不具备制度变迁的内部基础，火器革命在中国不太可能像在欧洲那样成为制度变迁的冲击因素。只有到20世纪前后，经历了多次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挫折，新式陆军才逐渐对中国的制度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从上述差异可以看出，近代欧洲和东亚同时使用火器仅仅具有表象的相似性，火器的使用很难在18世纪的中国产生现代性。欧洲已经具备了工业基础、科技体系、代议制等东方所不具备的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18世纪的东亚无论是制度、科技、工业基础还是人均经济增长率都不足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也没有像早期英国和荷兰那样通过海外贸易来积累足够的贵金属和发展出强大的商人阶级，总之远未获得第一波现代化的“入场券”。中国和日本等“东方世界”的国家，只有在殖民者到来之后，在19世纪后期的“第二波现代化”中才具备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如图3所示，火器革命带来的多重系统效应，通过复杂的机制对西欧现代化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火器技术的革新带来了武器生产和战争形式的标准化，它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两种不同方向的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标准化生产和步兵方阵等战术，意味着国家在军事上只能依靠常备军，由此强化了中央权威，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负外部性是加剧了西欧内部的竞争，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从而使王室受制于传统贵族而难以推进改革。到18世纪中期，不断增强的竞争和危机感促进了西欧各国精英的觉醒，他们试图借助得到强化的中央权威来推行被称为“开明专制”的改革运动，从而开启了改革和现代化的浪潮。

就欧洲国家的初始条件来说，强国家能力有助于提升火器革命的正外部性，而弱利益集团则有助于缓和负外部性，在欧陆国家中只有普鲁士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因而其也最大限度地获益于技术革命。火器革命对于欧洲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清帝国，清帝国的火器技术在18世纪逐渐落后于西方，火器在东亚未能带来组织和财政层面制度的变革，更没有可能为当时的清帝国带来现代性。

近代火器革命对各国命运产生不同的影响，给今天带来如下启示：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的“风口”，国家只有通过配套的组织、后勤、财政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技术的正外部性，而这种正外部性又会进一步推动制度变迁，形成良性循环。事实上，技术革命带来的军事力量增强甚至可能只起很小一部分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其间接引发的制度变革。另一方面，需要看到技术的“非中性”特征，技术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会带来持续的正外部性，国家需要通过新技术增强基础性能力，同时通过相应制度和立法，持续减少新技术在政治社会层面的负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