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第171至173页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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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变局中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周边地区研究。
从地缘政治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国崛起和稳固都离不开周边战略支撑。例如，美国崛起前，就通过争夺巴拿马运河开凿权、武装干涉古巴独立运动、插手委内瑞拉危机等，全力经营周边。苏联在二战后也十分重视东欧地区的屏障作用。从全球化发展趋势看，以2007年为界，逐渐由“快速”转为“慢速”，全球贸易额年均增速由高于实际GDP年均增速2.1倍转为低于实际GDP增速，而“慢”下来的全球化一个比较显著的趋势就是地区化。2013-2017年区域内贸易与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之比增加了2.7%，邻国市场效应日益明显，例如，2020年中国和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又如，亚洲区域内FDI占比达到了51.7%，表明亚洲资金更青睐亚洲内部市场。同时，从全球价值链扩大来看，在2011-2013年达到顶峰，增加值部分占到全球贸易额的四分之三，但近年来不再扩大。另外，中美关系紧张以及新冠疫情，使得“脱钩”成为一种战略安全考虑，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越来越地区化、在地化。从科技发展的态势来看，一些新的技术和创新也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地区化发展，例如，机器人将减小人工成本在产业链布局中的影响，3D打印有助于提高生产能力，新能源的发展使得对地缘外部依赖降低，而定制化的生产更加集聚消费地。因此，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和平崛起必须首先经营好周边地区，而中国周边环境不仅复杂程度是以往崛起大国中罕见的，还是大国博弈的前沿。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关系可能会进入一个重塑期。
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周边外交，首先需加强针对周边区域和国家的研究。最近几年，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等积极推动“周边学”研究，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一些高校还专门建立了研究周边的机构，仅以上海为例，有复旦大学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的周边国家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今后要进一步聚焦，并发挥各地的地缘、文化、语言优势，深耕细作，培养出一批精通当地语言、熟悉历史文化、了解政治经济、拥有人脉网络的真正国别专家。
其次，要认真总结历史上我国经营周边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历史上的“封贡体系”，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周边安全、推进周边经济文化发展的功用，而且当时中国“以大事小”“以礼相待”。又如，明代前期的统治者对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即所谓“臣而不治”，力图避免兵戎相见的情形。在这一外交方略的指导下，明代前期与绝大部分周边国家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为明初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在周边外交中率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点带面，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达成相关协议，基本解决了与周边国家的华侨华人问题和边境划界问题。冷战结束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从相互信任措施开始，不仅解决了边界问题，还由此创建了周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
再次，要加强和深化地区政治和安全机制建设，为周边合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区域环境。政治、安全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短板”，这不但制约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提升，还为地区外势力特别是美国插手周边局势、牵制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离岸平衡切入点。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抓住RCEP签署与合作抗疫的时机，以经促政，以非传统安全促传统安全合作。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爆发，都曾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的转机和动力。目前，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进深发展，特别是从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增强安全合作功能；稳定以东盟为中心的系列峰会机制，进一步充实传统的“东盟10+3”“东盟10+1”机制，并体现更大的安全合作开放性；进一步扩展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功能，推动亚信会议机制进一步完善；进一步管控好周边安全热点与涉华主权争端，在地区稳定与主权权益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第四，将周边地区打造成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地区，构建产业链合作体系。中央明确提出，在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建设要努力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产业发展，而产业链的延伸、转型和升级大多需要依托一定的区域，通过密切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达成。数据表明，亚太价值链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生产链条最宽、参与国家最多、贸易额最大和分工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价值链体系。2019年亚洲制造业GDP超过7.1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50%以上，其中中国为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8.3%），日本为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14.7%），韩国为5000亿美元（占亚洲的6.3%）。特别是随着RCEP的签署，由于15个国家之间得以采用相同的原产地规则，将显著降低供应链延展至该区域的成本，有助于产业链在区域内部相对稳定而有序地转移，中国应该抓住机会，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率先构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依托、以中国为主导的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