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政治、经贸、金融、新一轮技术革命方面。
第一，国际政治环境演变。自从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政治环境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为中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2017年以来，美国多份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者”。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先后指责中国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领袖地位的“坏人”（bad actor）。而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其战略意图主要也是为了遏制中国。同时，退约后美国将在关岛等西太平洋地区基地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今后中国或将被要求与美俄缔结新的军控条约。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各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上升，并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欧洲、美洲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局。若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很有可能采取类似于特朗普式的政策，推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从未来5—10年走向来看，国际政治将继续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态势，但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将显著加剧。虽然中美在朝核、反恐等议题上存在合作空间，而中国与金砖国家、与欧盟和日本在某些议题上也存在共同抵制美国一些不合理要求的合作空间，但除非出现类似于“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重大事件，否则中美竞争仍将日益突出。
第二，国际经贸环境变化。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重要转折关头。一方面，世界经济正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逐步复苏；另一方面，因主要经济体对全球化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给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及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看到，收入不平衡加剧使全球化遭遇严峻挑战。日益凸显的资本配置全球化和国际责任国内化（福利、就业等）的矛盾导致一些发达国家大量产业外移、失业加剧，引发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全球化正进入再平衡过程，但对于如何再平衡，主要经济体之间却分歧巨大。美国强调“美国优先”，指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利用现有规则，以不公平竞争手段获取巨大竞争优势，并以此为借口企图重构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以WTO等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在其新近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加入货币政策、数字贸易等新条款，特别是“非市场经济体”条款限制其他成员方自由选择自贸协定伙伴的经济自主权，以此最大可能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短期内美国似乎并不打算回归多边贸易体制，而是致力于双边FTA谈判，以最大限度发挥其主导优势，逐步构建更大范围内的FTA轴心国地位。
在这一形势下，有若干方面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中美贸易摩擦虽暂时休兵，但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并进一步向“投资战”“科技战”“金融战”发展，甚至存在向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泛化的趋势。二是WTO改革迫在眉睫。三是须充分做好中美经济特别是科技局部“脱钩”的最坏打算。四是在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同时，中国存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的可能性。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可将改善区域内贸易综合环境作为区域合作的新动力。五是预计2030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比重将上升至50%，吸引全球投资比重将超过60%。这一趋势与美国“再工业化”结合，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因受劳动力等成本因素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影响，制造业将同时出现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转移的现象，这意味着在高端和低端制造业领域，中国将同时面临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局面。六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全球服务业可贸易性将大大增强，跨境服务需求进一步扩大。中国应通过电子商务等新贸易形态领域的发展，抓住“弯道超车”机遇。
第三，国际金融环境变化。首先，出于维护美元霸主地位的考虑，美国可能会将挑战美元地位的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目前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原材料人民币定价、人民币结算、货币互换，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此同时，中国正大力推进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发展，这与美国利益有一定冲突，不排除未来美国与中国发生金融摩擦的可能。其次，随着通货膨胀等得到较稳妥控制，发达经济体可能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进而可能导致全球银根突然收紧。对新兴市场经济韧性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或将引发国际投资者全球避险情绪上升和资本外流加剧。由此形成的风险叠加效应，或将加大全球金融风险特别是新兴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再次，发达经济体内部金融脆弱性也在上升。这具体表现为非金融部门杠杆水平较高且仍在不断上升、信贷发放标准持续恶化、一些主要市场资产价格过高等问题，若应对不当，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最后，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加密货币的诞生对以美元为核心的牙买加体系将产生深刻影响，其在法定货币体系外创造的大量流动性，不仅影响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效率，其暴涨暴跌特性也易形成泡沫，更为跨国监管带来极大技术挑战。
第四，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应用创新领域，而非科学革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的应用，对于人口基数庞大、交易数据丰富、传统设备缺乏的国家形成有利机遇，如中国在市场规模、改造成本、应用前景等方面具备“后发优势”。美国为确保技术领先优势，一方面对其核心技术加以更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加大基础投入以在生物医学等领域实现新的科技革命。但美国正陷入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指出的“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其推动科技革命的动力有所减弱。因此，未来5—10年，美国会将全面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作为确保其领先优势的重要战略目标，以迫使中国改变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网络窃取”等不正当竞争方式作为主要打击手段。与此同时，美国自身对投资、产品和技术出口甚至留学项目将进行更具针对性的限制。此外，为确保技术不通过第三国间接转移至中国，美国正与盟友打造共同封锁技术的网络，在外国投资审查上实施更严格限制。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系其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70年课题组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刊发于《国际展望》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