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所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学术研讨会

    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二十余位专家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思想继承与理论创新”“战略环境变化与新时期外交布局”“战略环境变化与新时期外交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周边治理与区域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鸣研究员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基本情况。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杨洁勉会长代表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致欢迎辞。

杨会长在致辞中认为,40年来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经历了政治和学术双重平行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政治上的马列主义和学术上的拿来主义。在政治理论方面,改革开放伊始至上世纪 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期的重点是重新认识马列经典著作。这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方面体现为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理论讨论“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资本主义。在学术理论方面,主要是介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介绍一些苏联的理论。

第二阶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争论。在政治理论方面,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到 2002年的“十六大”才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20年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外交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江泽民外交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胡锦涛的外交思想。在学术理论方面,当时讨论的是,第一,有没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外交理论?第二,什么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外交理论?学术界对第一个问题的争论较大,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的重点在内容上,其中以“观”为主。比如,秩序观、体系观、利益观。

党的“十八大”以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建设阶段。在政治理论方面,“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外交思想日趋成熟和完整。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概括为10个坚持”。在学术理论方面,我们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视和学习还不够,在研究成果方面也不尽人意。杨会长还指出,今后几十年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研究的方向是什么?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学术理论方面,我们都应当从实践到理论、继承到创新、理论总结到理论指导、认识实践到改造实践等多个方面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于洪君以“努力扩大对外开放,应对世界变革大潮”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于洪君主要从对外关系角度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历程,并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充满信心。

于洪君先生指出“对外开放40年,中国需要世界和世界需要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没有认真思考过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全面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后,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引导我们党、国家和社会重新看待外部世界,并全面调整了对外政策。到80年代末,短短10年时间,中国的社会面貌和对外关系都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不仅成为中华民族与国际社会的共识,也为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于先生还认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历史目标,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彼此紧密相连的。没有走向世界的进程,没有跟世界的联通发展、融合发展、共同发展,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于洪君先生还指出,上世纪 80年代末,我国的对外关系也曾经出现暂时困难,面对苏东剧变,西方制裁,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旧思维、旧观念重新抬头。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了稳住阵脚、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新思想。给我们的对外工作制定了新思路、新方针、新政策,中国在国际形势当时极为复杂的情况下,继续走对外开放的道路。1999年后的10多年间,美国的霸权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动用北约打击新南斯拉夫的过程中,美国竟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和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新的严重考验。但我们稳住了中美关系,迫使美国在涉及重大核心利益上罕见地向我们道了歉。我们赢得了尊严,维护了主权和安全,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奋力前行。2001年中国最终加入WTO,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上升,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全世界从此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世界也开始更客观地认识、了解中国,敬重中国。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两个过程完全融合在一起。“十八大”召开后,中国的对外关系进入新时代,我们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

于洪君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主张作为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理论贡献。它从根本上超越了过去那种简单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思维。新时代的中国对外开放,将深刻地改变中华民族自身,同时也将深刻地影响国际社会,影响人类的未来发展。

于先生还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对外开放的理念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因此不会改变。打开国门搞建设,这是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后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再出发、再启航,而重新启航的对外开放,必然是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有质量、更具全球影响力对外开放。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引领中国和世界走向更高水平和更大范围的融合发展、联动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国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所做出的唯一选择。怀疑中国对外开放的任何言论,都是没有依据的。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晓教授的主持下,专家们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思想继承与理论创新”展开了讨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认为,中国特色外交最突出的特色为首脑外交和首脑多边外交。第二个特色是共产党领导,第三个特色是民族文化。张教授还认为,中国大国外交内容还需进一步明确,特色还不够明确。刘鸣研究员认为,中国对美外交受五个变量影响:中国内在发展动力与身份地位;国际力量对比的关系与中国认为的威胁;中美共同利益在中美关系中的份量;美国的战略判断与举措;中美战略关系观及其变化。他以这五个变量作为观察点,分析了四代领导人的对美外交。尤其是,习近平既继承了要搞好中美关系,又开始重新定位中美关系。他还指出在特朗普时期,我们还是要回到第一个变量,回到改革开放。尤其是,如果拓展高位开放,中美关系会进入到新的时期,我们也可以总结出新的对美方略。在两位老师发言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顾炜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进行了评论。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崔宏伟研究员主持了“战略环境变化与新时期外交部局”的研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宏松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基于规则的、独立自主的秩序,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具有内在的联系。国际制度的建设需要国际领导力。研究中国的国际领导力要研究中国做了什么。不过,他认为中国强调在全球治理当中共商、共建和共享只是原则,具体怎么做还不是得很清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认为,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访华拉开了美国和中国政治外交上接触的序幕,此后美国经济社会上接触中国不断。经济接触改变了美国1949年以对中国大陆的经济遏制政策美国经济接触的本质就是将中国融入到美国领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他还指出,美国的经济接触政策,营造了良性国际环境,环境促使中国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经济接触政策给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市场,中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美国获得了廉价和低廉的商品供应,确保了美国社会维持大规模借贷的同时维持低通胀;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美元又回流到美国,使中国客观上成为美元体系最重要的支持者。然而,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对华经济接触政策遭到较大危机。贸易战可能使中美经贸对抗升级,进而使得两国社会结构、社会认知和政治观感会发生重大变化,支持两国维持伙伴关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有可能逐渐丧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吴泽林博士认为,海外园区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色,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更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重要的特点。不过,他指出,对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利用,重要的目的促进创新合作,而不是其他。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胡志勇研究员谈了聆听三位专家发言的启发。尤其是,中国要实时调整外交政策,提前布局,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对重点地区、国家的工作,使其真正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制高点。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余建华副所长主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讨论。复旦大学任晓教授指出,历史的转折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常巨大。尤其是,40年前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转折具有统帅意义的是对时代问题的判断的转折。西方人很难理解对时代问题的认识,而中国人经历这个过程就感受真切深刻。任教授还介绍了宦乡、李一氓与何方等老一辈学者和对外工作者推动重新认识世界,改变对时代主题判断的情况。最后,他认为,现在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是这个大时代又有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期有不同的特点、情况。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存刚教授认为依附性发展是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必经阶段。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必将过渡到自主性创新。中国大国外交理论自主性创新是构建中国外交特色理论必由之路。中国外交理论创新首先要关注中国的大国身份变化。王教授还认为,学者要始终立足于当代中国外交实际,不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大幅度提高历史知识水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玉聃副教授从学理角度详细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陈教授还结合中西方差别谈了对“人类”“命运”和“共同体”的认识。上海社科院国际问研究所张茗副研究员对以上发言进行了评论。她以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为例强调,我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战略耐心,也需要一贯、一致、持续的理念,最终把崇高的理想变为现实。

张清敏教授主持了“区域公共产品与‘一带一路’”的讨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黄河教授结合美国在二战后打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谈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黄教授还认为,中国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优化区域工产品提出方式。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林民旺研究员认为,我们要谈周边战略,要知道周边环境怎么样以及某一地区的国家对区域有什么认同。围绕这两个问题,他按照南亚、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分析了中国的周边环境和战略现状。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张屹峰老师认为,中国参与中亚地区治理可分为三个阶段:与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基本解决与这些国家的边境和军事安全问题(1992—2001);中国以安全治理为新抓手,推动了多边安全合作(2001—2008):金融危机提供新的历史机遇,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强劲发展(2008至今)。张老师强调,中国在中亚的战略上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要注意不要过度分散战略资源和战略力量。随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研究所赵建明副研究员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中国的外交话语一直强调中国外交的政策序列,中国要拓展对周边的影响力,要加强“一带一路”的执行力。  

余建华副所长对研讨会作了总结。他说,这次对中国外交的反思和思考既肯定了成就,也谈到了问题。中国走向全球性大国,要有所担当,有所责任,但是中国资源有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外交理念和倡议与现实有很大距离,我们作为学者、作为智库,任务很重,空间也很大。最后,他代表国际问题研究所感谢大家支持和参加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