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美关系”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国防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大变革、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美日欧贸易磋商进展及其对华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常务所长胡华共同致开幕辞。他们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过程中，地缘政治、大国关系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经贸领域为例，特朗普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单边措施导致了中美贸易争端的升级，双方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的风险逐渐升高。此外，欧美日贸易关系最近的发展也引人瞩目。发达国家之间不断推进的贸易协定将会对国际贸易体制产生深远影响，WTO也将面临新的改革压力。在此背景下，更深入地理解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意图以及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等，对于我们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研究员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当前的国际形势的变化。第一个维度是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其标志是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力量在21世纪的崛起，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正在被打破。第二个维度是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一度成为不可辩驳的发展潮流，但随着反全球化力量崛起和欧美国家对现有国际贸易安排的不满，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重大挑战。第三个维度是思潮的变化，其标志是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抬头。美国内政外交的变化是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层面，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的博弈成为美国政治运作的一个主要范式，体现为小圈子决策、“推特”治国等。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团队到今天为止仍未建成，其副部长级官员的到位率为80%，司局长级官员的到位率也仅为50%。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正处于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分裂和极化的时期。特朗普并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并且他正在试图改造共和党。在国际层面，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也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对二战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主义制度基本持否定立场。此外，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正经历自尼克松政府上台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特朗普因素导致的，特朗普本人没有地缘战略思维，并且在经贸问题上打压中国；另一方面根源于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和美国战略界对华认知的变化，当前美国认为中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意图挑战美国。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韩旭东教授指出当前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和秩序出现巨大变化的节点时期，美国希望通过在经济和金融上对中国等主要国家进行打压，以构建一个与二战以来不同的世界秩序。这种变化根源于美国认为其霸权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包括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与美国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以及俄罗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等。在大国竞争当中，美国最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缘政治和力量对比。当前中美之间出现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出现军事摩擦乃至冲突的可能性较大，美国目前仍把俄罗斯作为主要的军事对手，其战略重点还是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随着美国不断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中美在南海地区发生激烈对抗的可能性在上升。鉴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中美关系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来的世界形势也将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何建华研究员认为，世界大变局的内涵实际上也包括全球意识形态的变化。特朗普虽然是一位商人总统，但其入驻白宫以来提出的诸如“让美国再次强大”、“制造业回归”等政策同样具有强烈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导向。具体地，特朗普的价值观包含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向全球释放出社会动员、政治动员，释放出西方白人世界的一种内心焦虑，这是经济全球化给美国中下层白人带来的深层焦虑；二是用宗教和信徒梦来动员西方白人；三是用经济和贸易作为切入口，在西方白人世界进行价值动员。总的看来，当前的全球性冲突实际就是全球意识形态的冲突，全球价值观的撕裂和冲突一直存在，但被特朗普激化了。特朗普政府上台发起的贸易战激化了全球意识形态的冲突，其实质是世界未来应该如何发展。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未来应该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关于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郑华教授认为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冲。在传统文化上，美国以“山颠之城”自居，信奉清教主义，其最早期的移民是被欧洲教会迫害的宗教精英，认为自己是灵魂高洁的人，具有优越感、使命感和拯救世界的道德责任，同时也具有在开发美国西部地区中形成的实用主义。与美国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天下”观念，中国是一个中央王朝，周围全都是蛮夷，并以此建立了传统的朝贡体系。当前，随着“中国梦”、“民族复兴”等概念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价值观的对冲。未来国际社会中哪种价值观会成为主导，需要相关制度设计做支撑。
针对近期发生较大变化的欧美贸易关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丁纯教授指出，从历史上来看，欧美贸易摩擦一直存在。例如，从1957年欧同体成立以来，美欧在农产品贸易上就存在较大分歧。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双方围绕钢铝产品的贸易问题分别采取了关税和反制措施。7月26日，欧委会主席容克与特朗普就暂停贸易战达成了承诺，包括努力实现双边贸易的零关税、加强能源领域的合作、联合抵制不公平贸易等。由于欧盟内部不同成员国利益的差别，容克与特朗普达成的承诺能否落实仍有待观察。在双方达成以上协定后，欧盟内部的反应并不一致。其中德国对此表示欢迎，而法国和西班牙等欧盟内部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并没有给出非常善意的呼应，甚至做出了比较负面的回应。但由于欧美在推动国际贸易体制改革上具有共同利益，欧美之间的贸易谈判有可能获得重大推进。当前，对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来说，新兴经济体在WTO框架下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大量占领了欧洲和北美的市场。然而，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市场的缺陷，发达经济体在对外投资和知识产权上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欧美发达经济体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并希望通过从多边贸易框架转向越来越多地使用双边，来倒逼其他国家开放市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教授着重分析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影响。他指出，日欧经济伙伴关系确立以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并将对美英等国造成较大冲击。从美英的角度来看，日欧签署的这份协定意味着未来两国可能失去对日本和欧盟各成员国的产品出口市场，吸引全球资本和制造业回归本土的愿望难以实现，而且还意味着今后的贸易惩罚性措施也可能难以换来所谓“对等的”市场开放。不但如此，今后美英两国为了减少对本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排除加快推动与日欧开展双边自贸谈判步伐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可能会在发达国家之间催生出诸如美国与日本、欧盟与美国、日本与英国、欧盟与英国等数量繁多、乱象丛生的双边自贸协定。经过一番合纵连横的博弈之后，也不排除在发达国家之间再形成一个比较开放的多边自贸体系的可能性。如果事情按照以上逻辑展开的话，无疑将会对排除在这一游戏规则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冲击，甚至可能会加快全球的两极分化。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短期之内影响有限，但从长期来看，还是会造成很大冲击。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中基本上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一般都是依靠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制造装备、零配件和中间产品，以加工和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未来全球的产业布局将有很大的调整，制造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求或将不断减少。因此，如果被发达经济体长期“边缘化”的话，这些国家目前的产业格局也将难以为继。
上海财经大学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李超民教授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第一，当前东西方经济总量势均力敌，社会结构、价值观差距较大。中国对美国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同时也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券的第一大债主。中美两种力量出现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是当前国际经贸秩序中的一个巨大变化。第二，当前世界财富流动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财富之前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流动方向发生了逆转。以中国为例，过去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很低，只有一千多美元，如今上升到一万美元，如果没有财富的流入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三，中国目前无论在发展潜力还是在发展能力上，都表现出不可遏制的势头，中国实力的上升导致了美国的疑虑，认为中国有挑战美国霸主的企图，进而试图对中国进行遏制。在经贸领域，美国开始全面构建针对中国的防火墙，包括联合日本、欧盟等传统的盟友，在发达国家构筑新的市场，并把中国排除在外。美日欧一旦达成相关的贸易协定，将对中国造成较大影响，包括会削弱中国的参与新一代国际贸易和规则制订的话语权，影响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和分工的地位等。但由于在转基因产品、地理标识保护、汽车、投资争端解决等贸易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美国与欧盟和日本分别达成贸易协定将面临较大挑战。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其胜认为，对华贸易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整个对外贸易政策的组成部分，要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还需要跳出中美贸易关系的的框架，分析美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分别通过一些非常规的贸易法（包括“232条款”和“301条款”）对贸易伙伴进行打压，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扰乱国际贸易秩序的方式来胁迫其他国家改变现有的对美国不利的贸易安排。当前，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出现了较大变化，开始从贸易冲突转向贸易缓和。其中，NAFTA谈判已经临近完成，与欧盟和日本的贸易谈判也已经分别开始。美日欧之间贸易关系的缓和，将会使得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获得更多的筹码打压中国。此外，由于美国经济不断好转，其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达到4.1%，国内失业率达到历史新低，这也使得特朗普政府在国内有更多的政治基础来推进其对外贸易议程。短期内，特朗普政府仍会加大对中国的贸易攻势。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柯静介绍了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较具实质意义的规则，并在分析欧美以及美日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前景的基础上，就未来可能形成的美欧日为主导自贸区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从东京回合谈判等历史经验以及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之间的分歧和利益关切来看，美欧若要达成类似TTIP谈判目标的大型综合自贸协定，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及国内规制政策协调方面的博弈之路是艰难的。短期内仅工业品零关税、特定农产品和一定幅度的汽车行业关税减免等有限目标的自贸协定的可能性较大。美日方面，日本何时愿意开展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博弈需耗时多久以及最终愿意作出多大让步，也并非都能如美国所愿。中国作为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之一，中美贸易战的确给美国农产品寻找替代市场带来不小压力，而农业问题同样是欧日特别关注的核心利益。中国需尽早应对美欧日为主导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自贸圈带来的影响。除了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之外，特别关键的是规则竞争压力、地缘经济格局的不利局面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转移。为此，中国首先要保持足够的定力和耐心，尽可能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第二，要尽快扩大和升级双边和区域FTA网络，除了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谈判争取早日取得进展之外，特别要争取尽早达成中欧BIT协定，这不仅对缓解地缘竞争不利局面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中欧双向投资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的投资至关重要；第三，继续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一步提高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