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6日，鲁鹏博士应邀来我所做了题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生成途径、理论观点与发展方向”的精彩学术讲座。鲁鹏博士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系，曾任南京大学南海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现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讲座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经历了两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构建阶段。1987年举办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此后，梁守德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领导人对时代的理解相结合，提出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主张。但这一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存在较多政治考虑，因此对理论生成产生了负面影响。
进入新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进入了中国学派构建阶段。中国学者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目标。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学派”必要性、可能性与途径的争论。阎学通、秦亚青、孙学峰、王义桅等学者都参与其中。在这一过程中，秦亚青提出了“中国学派”生成的基本模式以及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平崛起的中国如何融入国际社会？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近十年来形成了“中国学派”的三大阶段性成果，即“道义现实主义”、上海学派和“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通过两种途径构建“中国学派”。其一为思想途径，即从古代中国思想以及当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知出发，构建关于国际关系的独特中国本体论认识；其二为思维途径，即从中国思维传统出发，构建关于中国人认识世界方式的理论。这两种途径不仅在知识生成机制上有显著区别，各自生成的知识体系也有明显差异。
“思想途径”案例之一是“道义现实主义”。阎学通及其清华同仁遵循“清华路径”，从对荀子外交思想的分析，到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总结，借助中国思想元素特别是王道、霸道等概念重新界定了“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遵循结构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其基本假设是国家对外行为逻辑的同质性，而其基本结论为“中美权力竞争的零和游戏不可避免，但中美权力竞争能够以道义为导向从而和平地进行”。
“思想途径”案例之二是“上海学派”。“上海学派”有两个分支，其一是从古代中国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知出发，探索“共生”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这一分支的代表性人物是金应忠和蔡亮等学者。其二是在对西方国际关系实践和西方哲学的反思基础上，以“共生”为核心概念，讨论内生型古代东亚体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借鉴意义。这一分支的代表人物为任晓和苏长和。上海学派提出了改良国际关系现状的中国方案：即以具有内生性、交互性、持久性特征的“共生”国际体系取代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遵循思想途径而生成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观点各自存在不同的问题：“道义现实主义”难以解答古代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之间的时空相关性，同时忽视了国际关系现状存在的问题，因此缺乏国际关系现状改进的方案。而“上海学派”则需进一步解答古代思想和经验如何应用于现代国际关系。思想途径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其一为知识来源的时空和文化相关性；其二是知识生成过程的逻辑完整性，尤其本体论知识的生成过程；其三则在于对中国经验的过于依赖，这可能重蹈“欧洲中心主义”的覆辙，陷入认识论上的“中国中心主义”。
“思维途径”构建中国学派的案例是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秦亚青在2009年提出过程建构主义时，仍然坚持思想途径，借助中国古代阴阳本体论对过程本体论地位的论述，强调过程的自在性和自为性。此后，在与布赞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争论中，秦亚青提出了中国人的“过程本体论视角”与“既是—也是”的思维逻辑；而在与阎学通关于中国外交延续性的争论中，秦亚青又进一步指出了中庸辩证思维对于中国外交实践的影响。基于对中国思维传统的强调，“关系理论”最终得以生成。
“思维途径”部分解决了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的时空和文化相关性问题，并且增强了“中国学派”理论构建实践的逻辑完整性。与此同时，这一途径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实践对于中国经验的依赖，从而也为中西方国际关系学术交流设置了新障碍，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成与衡量过程因此变得更加不可通约。
中国学派的未来发展，需要注意四方面的问题。
首先，需要将两种中国学派建构途径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中国学派”的三种理论观点。“道义现实主义”和“上海学派”需要借助思维途径来明确各自核心概念（道义、共生）生成和演进的社会历史过程，从而证明其时空与文化相关性；“关系理论”则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认识世界方式的社会构建与演进过程，从而为分析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演进进程提供更可靠的分析工具。
其次，需要打破现有三种理论观点相互疏远的格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构建中国理论体系。要吸取英美国际关系学界在第二次争论后相互隔绝的教训。现有三种中国理论观点存在着融合和综合的可能性。关系理论阐明中国外交的关系逻辑；道义现实主义指出道义导向的权力转移新机制；上海学派提出国际体系改良的共生方案。这三种理论观点在分别论述中国和平崛起所带来的中美权力转移过程的不同方面时，也弥补了西方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的相应缺陷，将其结合起来，将有可能形成关于权力转移的中国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以权力转移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的有力竞争者。
第三，需要进一步从中国外交实践中获取理论研究的现实生命力。“一带一路”倡议印证了国际体系的“共生”改良方案；启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需要道义导向的权力转移机制；而这两大外交实践都需要通过协调关系从而维持与相关国家的互动过程，最终实现战略目标。
最后，需要超越中西方文化界限，实现中西方理论交流。中国学派的发展只能在中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与借鉴中实现，统一的理论知识衡量标准不可或缺。中国学派今后的任务，应该是在明确了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性的基础上，理解这一差异性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找到消除差异性的可能途径从而实现中西方理论交融。中外理论在本体论上需要多元化，但在认识论上应做到可通约，形成相对统一的理论衡量标准。
(汪舒明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