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骅: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理论、实践和对策

 

 

2018112,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应邀来我所,结合他本人及其所领导研究团队的实践,做了题为“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理论、实践和对策”的精彩学术报告。徐以骅教授目前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本次讲座,为本所推出的国际关系研究名师讲坛的第一讲。本讲坛将邀请更多学术造诣深厚、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来我所讲座,以拓展本所研究人员的学术视野,加强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刘鸣所长主持了本次讲座,并在总结中用“融会贯通、经世致用”来形容徐以骅教授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

本次讲座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中国的宗教国情可以用“一、二、三、四、五”来加以概括。“一”指中国一个最基本的宗教国情,那就是“政主教从、国强教弱”。“二”指我国宗教政策领域的“二化一导”,“二化”就是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和法治化方向,“一导”就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二化一导”是新时代我国宗教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创新推进”。“三”就是我国国家和社会安全面临“三股势力”的威胁。“四”就是“四海局势”。目前我国在东海、南海、黄海、台海都面临着安全挑战,与周边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存在着领土争端,宗教在造成或管控(化解)这些争端中起什么作用值得研究。“五”就是所谓“五独”(疆独、藏独、台独、港独、蒙独),目前“五独”还有合流趋势。“五独”背后多少均有宗教的影子,比如宗教就是“台独”势力用来拓展其所谓国际空间的重要载体。

目前我国宗教呈现出5-4-1的基本格局。即五大建制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四大非建制宗教(东正教、犹太教、巴哈伊教、摩门教);以及民间信仰(包括妈祖崇拜等)。近年来上述各宗教信仰的信众人数不断增加,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呈“井喷”态势。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不仅是错综复杂的政经地缘,而且是极其多元的宗教世界。如不推动宗教(包括宗教知识、组织、政策)供给侧的改革创新,我们就有可能无法应对我国国家利益全球化所带来的宗教挑战。

广大信教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组成部分,而宗教则是中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我国虽然信教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低,但近两亿宗教信徒的绝对数值,却超过世界上包括一些传统大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我国国民的宗教性和虔敬度虽然可能较弱,但我国宗教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却远非许多全民信教的国家所能企及。如同经济发展水准和国力评估一样,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而一国宗教影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该国国力的强弱。因此,与“国强教弱”相比,“大国宗教”可能是对中国宗教尤其是中国宗教国际影响力的更好描述。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为我国宗教硬件建设的升级换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我国全方面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际人文交流的拓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为我国宗教团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基础设施和交流平台。国际商贸往来向来是中外宗教交融的推进器。目前我国宗教的对外交流,不仅是我国近年来对外宗教交流能力大幅提升的写照,也是充分展现大国宗教的国际竞争力优势。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如“少林寺与‘一带一路’”,以及由上海静安寺牵头的全球范围的“弘法百寺”计划等。

我国的宗教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总体趋势与其他学科一样,已经超越介绍、引进和借鉴的阶段,开始倡言建构中国自身的宗教学科体系,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如宗教学科的“低门槛”,容易被其他学科染指以及社会性介入而失去专业性;宗教研究的“扁平化”,因学校、地域、中外、年龄、信仰等因素所造成的差距日益缩小,但却较难实现“学术突围”,既盘活存量又做大增量;“学术地缘变迁”,随着政界和宗教界研究功能的加强,此前“学主教从”的局面被打破,宗教学界受到政界对策研究和教界学术研究的两面夹击;再如“智库短缺”,宗教领域的智库寥若晨星,与我国“大国宗教”格局不相匹配,等等。

宗教与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研究也遇到特殊的发展瓶颈:如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的不兼容问题。宗教学可说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既人文又社科;既神圣又世俗,打通“圣与俗”以及“定性与定量”的限制颇有难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需兼通国内外宗教,但结合“身边与天边”并非易事;宗教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都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平衡学术与对策研究亦构成挑战。考虑到国际性是宗教的基本属性,做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并非“拉郎配”,两者是门当户对的“神仙眷属”,这在当前国际关系领域尤其如此,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宗教领域的对策研究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对策研究并无二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教授曾谈到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具备“七大意识”,即超前意识、大局意识、全局意识、双赢意识、咨询意识、机遇意识、公关意识,此“七大意识”对包括宗教学者在内的所有做对策研究的来说都是“标配”。杨院长还提到做对策研究要尽量规避政治、战争、社会、文化、经济等“五大风险”。当然作为宗教学者,规避“宗教风险”也应是一项主要诉求。

结合我自身的经验,我觉得还可以补充几点:一是智库要树立“品牌意识”或“专业意识”,“心系一处”而不必“四面出击”;二是所谓智库是“思想库”而不是情报站;学术能力是智库的基础,而出不了思想的所谓行动主义智库很容易被取代;三是要鼓励学术“跳槽”和“出轨”,挖掘和培养复合型人才;四是要多听多看,登高望远,触类旁通,通过阅历来提高智库的想象力。

10年来,我与我的团队在宗教与中国社会和对外关系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框架性理念,包括在宗教与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信仰中国”、“信仰周边”、“地缘宗教”、“后传教时代”、“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等;以及在宗教与中国社会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大国宗教”、“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我国宗教政策的统战线与安全线互动”、“基督宗教的二次中国化”、“宗教供给侧改革”等。这些提法和研究都不成熟,并且还在不断调整之中。除了政策咨询外,我们中心还主办了《宗教与美国社会》和《基督教学术》两种CSSCI来源集刊,以及《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和《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两套丛书,希望能得到各位专家的批评。

    (汪舒明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