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后，除了坚持“四不”中国还该如何应对？

 

叶强（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刘鸣（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李开盛（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郁志荣（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罗国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罗国强：菲律宾在本次“仲裁案”中具体的法律操作手法是包装诉求，把3大诉求——岛礁主权、海洋权益、岛屿归属和法律效力，拆成十几项诉求。

这种手段虽然在外行看起来好像高明，看似规避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98条排除的内容，但实际上并没绕开。反而导致了法律逻辑的极大的断裂、不连贯、不完善。

比如说，将岛礁主权和法律效力拆开后，就导致这个诉求根本没有起诉的理由。你要问“仲裁庭”这个岛礁的法律效力，有一前提是这个岛礁主权和你有关，你是要争的，如果岛礁主权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话，这是违反诉讼法基本原理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瑕疵。

叶强：既然这次“仲裁案”有这样那样违反国际法的瑕疵，中国为什么不到法庭上把管辖权的问题讲清楚呢？

从“仲裁庭”去年10月做出的关于管辖权问题的一个先决性的裁决里面，能看到很多问题。因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即使把自己的主张放到法庭上和菲律宾辩论，可能得到的结果也不会有改变。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中国2014年12月1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仲裁庭”将此作为中国的一个先决性抗辩来对待。

在荷兰诉俄罗斯的“北极日出”号案件中，俄罗斯同样采取了不参与、不接受仲裁的立场。仲裁庭同样设立了一个先决性管辖权的审理程序，并明确表示：先决性裁决只涉及俄罗斯所称的《公约》297条是否构成对管辖权的障碍。

但回过头看菲律宾的案子，“仲裁庭”等于是把菲律宾提交的15项诉求逐一进行管辖权方面的梳理。这是与既有司法实践非常不符的做法，可以说是完全非法的。

第二，《公约》281条关于当事双方通过协议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条款原文讲得很清楚，是双方“have agreed to”，就是同意用某种方式。但是仲裁庭直接把这个agree或者agreement前面加了一个legal binding，实际上是把条款肆意地做了一个缩小的解释。而且据此来判断中国和菲律宾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协议不属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严格的条约文件，所以排除了中国和菲律宾之间选择谈判、协商的适用。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仲裁庭”在审理这个案子管辖权问题时就有很多纰漏。如果我们选择介入管辖权抗辩，最后仲裁庭没有采纳中国意见，执意推进仲裁，中国再退出，显然更加不符合中国利益，而且在国际舆论上可能造成更加恶劣的后果。

罗国强：“仲裁案”可能出现的结果当然是对中国不利的。对中国南海权益会有影响，但没有直接影响。因为裁决不会引发执行的问题，中国也可以有效阻止裁决的执行。

叶强：裁决的问题可能有点夸大。首先从法律本身，中国不接受仲裁，就谈不上执行的问题。不管作出的裁决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对中国都没约束力。

其次，即使中国承认它的约束力，那么按照国际法，一个国际司法裁判、仲裁裁决，它有一个既判力原则。裁决只在当事方之间具有约束力，对任何第三方不具有效力。如果仅仅就中菲而言，我们看菲律宾提交的最终的诉求，完全都是寻求一个宣告性判决。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损害赔偿请求。这在一般的法律裁决上，只是法律裁决的一部分。裁决的另一部分应该是原告一方主张什么样的权利，要求被告给予自己什么样的补偿，而在菲律宾提交的诉求里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宣告性判决。

所以，即便裁决在中菲之间具有效力的话，也谈不上执行的问题。菲律宾自己就没有要求被给予可被执行的事项。

 

李开盛：在领土争端的问题上，我们主张谈判解决，这是我们历来所主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和法律解决的手段没有高下之分。但在西方舆论的影响下，变得好像只有法律解决才是公正的办法，我觉得这是偷换概念。只要是和平解决的方式就是公正的，非和平解决的方式才是不公正的。

叶强：现在喊得最响的要求中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争议的这些人，恰恰是将之当做一种政治宣传。真正西方的国际法学家从来不会讲国际争端必须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像劳特派特，英国的国际法权威，讲得很清楚，国际司法和仲裁解决国际争端只是在历来解决国际争端中的特例，而且是极少的特例。所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争议，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立场，回顾国际上其他的争端解决，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都是绝大多数，而且是最长久的，最能被当事双方所能接受的方式。

刘鸣：像南海这么大的一片区域，这么复杂的历史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端，目前在实践当中，我觉得还没有先例。

罗国强：国际仲裁有它的权威性，但从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的判例来看，也有很多案例是被后来实践所否定，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也说明了这次南海仲裁的裁决不是最终的结果。

李开盛：菲律宾总统的更换往往会导致国家政策大幅度的变化，它的外交政策是个人化的。

杜特尔特和阿基诺三世是截然不同的两类政治领导人。阿基诺三世是亲美派，他的内政外交很多做法是和美国相呼应的。而杜特尔特和美国不那么亲近。这是他们两个人政策理念上的一个区别。

在政策风格上，阿基诺是法律主义的信奉者，缺少灵活性，一根筋。他未必很反华，但是“一根筋”导致跟中国矛盾激化。杜特尔特的风格是比较柔性、实用主义的。在南海问题上他注重的是是否能得到实质的收益。

郁志荣：现在菲新总统上任是转机，他说过对华有利和不利的话，但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要搞经济，一是要搞治安。菲律宾要发展，就需要和中国和解。杜特尔特如果能认识到中菲关系恶化是美国挑唆，那谈判也有基础。

李开盛：阿基诺执政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劳务外包，占GDP相当大比重，和国内实体经济没有很大相关性。杜特尔特上台后很重要的任务是搞实体经济建设，他可能希望和中国在经贸、投资上发展更多的关系。从各方面衡量，中国对菲律宾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中国是菲律宾经济建设过程中更合适的、更全方位的资金、技术的提供者。我们推进“一带一路”也有这个需要。

仲裁结果在6月30日之后出来，杜特尔特会有更大的主动权，也会和中国有一个更大的协商空间。

刘鸣：菲律宾新总统当选后，奥巴马和其通了电话。电话中讲到一点，“你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不能摇。”菲律宾在政治与战略上要依靠美国，因此无论谁当选菲律宾总统，它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一身份不会改变。

李开盛：我们对杜特尔特的缓和态度也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他在选举中也讲过很强硬的话，当选后他也讲过中国要遵守仲裁的结果。这反映了他处理南海问题的原则和手法是有区别的。原则是他坚持主权，我们不能奢望他有太大的让步，但他在手法上会更灵活。

他意识到美国还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会在中美之间更多地搞平衡，而不会像以前一样，向美国一边倒。具体到南海问题，他会采取灵活的方式来处理，体现在怎样去管控争端。

 

刘鸣：美国会强化“仲裁案”在法律与政治上的效果，把这作为一个筹码，以此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即使美国总统换届，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也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此前我们和特朗普一个顾问谈，他说特朗普当初讲了一句话：“南海问题怎么解决？要和经济挂钩。中国若是在南海问题上不让步，我经济上就打压你。”这也反映出特朗普在南海问题上和美国的主流观点还是一致的。

郁志荣：“南海仲裁”是美国的对华策略，也是美国的玩法，用“法”来玩你，让你出丑、贬低你，让你难受。这是给中国挖坑，跳也不是不跳也不是，跳下去必死，不跳余地很小。

罗国强：“南海仲裁”涉及的只是中方和菲方，如果说因为中方不接受、不执行，你要采取一些措施，只能是当事方菲律宾来采取。美国想要基于仲裁结果来对中国采取措施，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菲律宾是无力对中国采取打压措施的，如果通过国际组织来执行仲裁结果的话，也需要安理会通过，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美国如果有所动作的话，只有是涉及到美方的一些冲突，它才能采取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中方应该不用太担心。

李开盛：除了外交舆论之外，美国肯定会有实际行动，这是它战略平衡、牵制中国的一种需要。一般情况下是美国和菲律宾打前阵，但菲律宾在6月30日之后的立场一定会往后退。这个时候第一可能美国会自己冲在前面。比如加强“航行自由”计划、抵近侦察。第二就是另找伴侣，比如寻求和越南的合作。但目前中越关系总体可控，越南跳出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刘鸣：在南海问题上，我们坚持不退让，也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仲裁。但是我们要在法理上主动地阐述我们的主张，光是“不执行”是被动的、消极的。我们也要在南海问题上找到一些共识，争取更多的国家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更加强大，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也只能回到对话、谈判的路子上来。

中国目前的“四不”立场后面，还要加“阐法理，寻共识，促谈判”九个字，这才能体现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对南海问题、“仲裁案”我们是以向前看的态度来推进问题的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