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在本国战略利益与地区整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通过最低程度的战略谅解为实现这种平衡提供可能。不冲突、不对抗则是中美在这些议题上推进战略谅解的精神体现。
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行，中国崛起在地区内影响力的增加，中美竞争关系越发激烈，保持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增进战略互信，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对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越发重要。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多议题中，日本“暴走”现象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在增大，这要求中美从地区全局考虑妥善应对之，以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
日本政坛右倾化趋势在自民党及其党首安倍晋三再次执政之后有加速之势。在赢得参众两院选举，政权基础得以稳固的情况下，为安倍政权推行摆脱“战后体制”提供难得机遇。一方面，日本炒作争议岛屿指责中国改变地区现状，鼓噪中国军事现代化和活跃的海洋活动加剧日本安全环境恶化，以争取国内、国际舆论为其突破和平宪法，加速防卫扩张减轻阻力；另一方面，日本以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为国际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名，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招牌，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出口三原则松绑，掩盖其重振军事大国的野心。
安倍能够成功推行如此做法，与其抓住日美同盟关系和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核心要旨相关，安倍通过混淆视听、鱼目混珠的方式，旨在制造“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目的。中美成为安倍推行“正常国家”目标的工具。如果中美不能及早认清并形成战略谅解与共识，任由日本在军事大国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对中美关系和地区安全产生消极影响。
钓鱼岛、集体自卫权和历史问题都将是涉及中美日三方的议题，在日本坚决推行岛屿防卫、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下，中美应在本国战略利益与地区整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通过最低程度的战略谅解为实现这种平衡提供可能。不冲突、不对抗则是中美在这些议题上推进战略谅解的精神体现。
钓鱼岛问题上：第一，恪守中立立场。1971年，美国国务院表示，将钓鱼岛“行政管辖权”转交给日本并不意味着对该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任何倾向，这也是之后中美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形成的战略谅解。第二，保持克制。美国不要在鼓励对话和平解决的同时，又在言行方面采取偏袒日本的举动，加剧中国对美战略猜疑。中国在彰显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决心的同时，也要防止过于刺激日本促使美国不得不作为盟友而有所作为。第三，相互保证。中国向美国保证，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不谋求地区霸权；美国则向中国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法理主张，不谋求通过岛屿问题遏制中国正常的海上力量发展。第四，降低岛屿的战略重要性。目前，中美将钓鱼岛问题视作检验彼此海洋战略和海权竞争的试金石。殊不知，钓鱼岛蕴含着复杂的历史、民族情感因素，具有高度敏感性和脆弱性，可能超出中美管控能力，中美应避免将钓鱼岛作为战略竞争的议题。
集体自卫权方面：第一，再议同盟“瓶盖论”。1970年代，美国表示美日同盟具有制约日本军事扩张主义的作用，即所谓的“瓶盖论”，这是中国接受美日同盟存在的重要原因。如今，中美应对“瓶盖论”形成新的战略谅解。第二，美中充分沟通。美国应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范围、作用和影响与中国进行沟通，以争取中国的理解；中国则应向美国表达自身合理关切和忧虑，避免猜疑、误解和误判。第三，减弱同盟针对第三方的强度。从日本集体自卫权的类型看，具有针对中国且可能引发中美日对抗的风险，美国不应任由日本扩大解释集体自卫权的类型，特别是主要以中国为对象的情况，以避免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第四，将其纳入地区集体安全合作机制建设。集体自卫权是主权国家的权利，应该用于推进地区整体安全，而不是制造地区紧张。建立确保各国安全利益的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是未来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中美应引导日本集体自卫权朝符合各方安全利益的方向发展。
历史问题方面：第一，中美共同致力于维护雅尔塔体系下的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和平；第二，任何为侵略招魂辩护的行为都是对国际道义和人类良知的践踏，作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美两国，应坚守这一共同的底线；第三，中美日开展共同历史研究，基于历史史实基础之上形成三方认可的史观，防止日本错误史观和历史遗毒再次贻害中美；第四，美国对日本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要予以谴责，不但有利于东亚地区稳定，也将得到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家的尊重；第五，中美认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道路是源于正确的历史观，任何背离该史观的行为都将损害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和平形象。
总之，中美要审慎处理好日本“暴走”将对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的影响，立足将日本因素变成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积极因素。鉴于日本因素的重要性，中美应将其纳入双方战略对话和防务交流之中，使其始终处于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总体轨道之中。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2014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