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国防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周建明 主编

序　言

 周建明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迅速实施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反恐的同时，“国防转型”作为一个关键词，也成为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轴心。这种转型所带来的后果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却迟至2003年春美国悍然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事实上，这个转型在此前早就开始了。但是，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对以“新保守主义”理念为主导的战略了解不足，也由于2001年9·11事件所引起的震动，人们对美国反恐战略背后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注意是滞后的。甚至当“Defense Transformation”出现在美国的战略文献中时，我们的学界一时对这个概念还找不到适当的中文表达方式，有人使用“国防整改”，也有人翻译成军队“变形”。在含义上也只是把它看作是与“新军事革命”相同的、一种军事目标的提法，而没有把它看作是国家战略的转型。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美国究竟要干什么、它的战略方向和目标究竟是什么，在认识上也滞后于美国的实际行为。

从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轨迹进行的跟踪、以及对其战略文献的梳理考察中，笔者发现“国防转型”不只是一个军事领域的概念，实际上集中代表了美国大战略的改变。而从文献的追溯中发现，从1997年起“国防转型”就被提了出来。以Philip A. Odeen为首，以退休将领为主的国防研究小组（National Defense Panel）依据1996年颁布的“军力结构法案”（Military Force Structure Act）第924节，于1997年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国防转型——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安全》的研究报告。它当时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国防战略提出批评，并提出关于国防转型的建议。此后，“国防转型”这个概念被美国的战略界逐步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战略，直至小布什政府的上台，全面地加以付诸实施。

“国防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反映的不只是为提升美国军力的主张，而是在战略理念上抛弃了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接触战略，转变为新保守主义所追求的绝对优势与绝对安全，其核心是主张以军事力量作为主要手段，维护美国不可挑战的霸权地位；面对未来所有可能的威胁，打造一个能战胜一切对手和可能威胁的军事力量。与自由主义相比，新保守主义不仅重视美国今天面临的威胁，更强调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主张要尽可能长期地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必须超前建构具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国防转型的出发点从“基于威胁”转向“基于能力”，强调不以某个威胁为对象、而以能够战胜所有对手为目的，来对美国现有的国防力量进行全面改造。按照这个理念，国防转型的时间长度至少为20年，内容不仅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等传统军种的转型，还包括太空军事力量、信息战部队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军事力量的转型；不仅涉及到美国的核战略、反恐战略和国土防卫战略等，还涉及到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及与之相关的美国国内外军力部署的重组与调整。国防转型的战略框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国防战略的范畴，而涉及到了整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9·11事件的发生，给小布什政府加快推行国防转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治环境。2001年美国国防部所提出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了国防转型的计划。2002年白宫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以反恐为主要内容，但它的落脚点却在于国家安全机构的转型，其中主要是国防转型。2005年，美国国防部又将提出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进一步明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失败国家”和关键地区大国的崛起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并强调进一步推进国防转型。[1]

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所推行的国防转型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安全环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国防转型，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美国的国防转型是以长期称霸世界为目标、依据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对后冷战时期战略环境的判断而做出的战略调整。这个战略调整的核心是建立美国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不允许在军事上出现类似美苏冷战后期的战略平衡，也不允许在国际格局中出现新的力量均势，从而确保美国独霸世界。因此，美国的国防转型并不是简单地、单独针对中国而作的战略调整；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中国的考虑在美国的国防转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所面对的是一系列“可能的”威胁。除了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之外，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国挑战的担忧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从近年来美国发布的相关战略文献来看，中国已被明确地认定为美国的潜在战略对手，它的国防转型中也确实具有明确针对中国挑战的内容。基于这两点，我们认为在21世纪前期，美国的国防转型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造成如下可能的影响：

从地缘政治层面来看，美国现行战略所要追求的目标，并不是通过“接触”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而是要阻止中国“控制”东亚这个关键地区，其实质就是，美国要继续主导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防止中国在该地区、乃至全世界公开挑战美国。为达到这个目的，冷战结束以来的长时期里美国一直在低调地构筑着针对中国的“包围圈”，[2]包括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强化对台湾问题的干预，以及加强与南亚有关国家的战略合作。美国以国防转型为内容的战略调整，反映出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政策重心正在从“接触”向“阻止”、“威慑”和必要时“击败”的调整。从这样的战略考虑出发，美国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挠欧盟、以色列对中国的武器贸易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国防转型中直接针对中国的内容外，它还影响着与中国安全环境密切相关的其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日本和台湾因素。在这样的战略框架下，台湾问题、日本的意图都成为可以被用来为美国战略服务的筹码。一个针对中国的美国、日本、由分裂势力主导的台湾之间或明或暗的合作关系有可能形成。

当然，我们在考察美国的国防转型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时，还需要注意到中美关系的另外一面。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特别是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以及处理伊拉克战后事宜上，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争取中国的合作。在经济上，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已到合则双赢、败则两伤的地步。由于美国战略目标的广泛性和对立面的多样性，导致美国在短期内必须处理许多更为急迫的麻烦，而无法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对手，甚至还需要在一些问题上争取中国的支持。在这个层面上，多少反映出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上还存在着共同利益，使长期的、战略上的对立被或多或少地淡化或掩盖。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国防转型在安全上对中国构成了压力，并使中国对自己的安全环境具有不可控性。这是一个希望实现国家统一、维护国家安全、保持发展势头的中国在21世纪初不能不充分重视的。美国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含义在战略上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在地理和时间的分布上是不均匀的。

从地理上来看，这种战略压力集中于中国的东面，集中于中国的海洋方面，同样也集中于中国的海上通道和对制海权的竞争上。台湾的分裂势力、日本和美国的主要军事部署都集中在那里。地理上的条件与地缘政治的因素结合成一条岛链，对中国形成战略上的包围态势。这里既是中国要发展必须要取得的海上安全通道，也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

当然，美国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新战略自身也有脆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脆弱性也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美国的力量可能因此而衰落，国际社会中的力量分布会更均衡，中国可能在战略上获得更大的空间。但是，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对中国的安全而言面临的更多的是挑战。除了美国具有把中国作为潜在战略对手的意图之外，还主要由于中美之间实力的高度不对称、台湾的分裂势力具有强烈的追求台湾独立的冲动、日本已经出现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倾向。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相互关联决定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所构成的挑战十分严峻，并且在时间的选择上，中国并不完全具有主动性，也不是由中国本身的意愿可以决定的。

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觉得很有必要系统地研究一下美国的国防转型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它对中国的现实与长远含义究竟是什么。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了对本课题的资助，使我们能够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正式启动。本书正是这项研究的初步成果。这个课题由周建明负责，并撰写了第一、二、七、十一、十二、十四章和对全书的统稿，王伟男撰写了第三、四、五、六、十章，并协助对全书的统稿，夏咸军撰写了第八章，刘庆荣撰写了第九章，罗辉撰写了第十三章。罗峰、胡志勇、夏瑞芳协助翻译了本项研究所需的部分资料。该课题曾得到国防大学王宝付、徐纬地、华留虎，军事科学院姚云竹，以及余顽等同志的指正，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本课题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很强，我们的知识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也受到时间上的制约，因此在研究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如果读者能予以指正，我们将不胜感谢。

　　　　　　　　　　　　　　　　　　　　　　　　2005年10月